浩劫 Shoah 导演：克洛德·朗兹曼 类型：纪录片 片长：566分钟 年代：1985  纳粹屠杀犹太人的血泪史[浩劫]长达9个小时，看过的人恐怕永远也忘不掉。 导演朗兹曼曾说：“如果因我的电影了解到事情真相的人超过3000个，这事就算过去了”。 显然他低估了[浩劫]的影响力，这部满是痛苦、死亡、哀嚎、泪水的史诗纪录片，所到之处无不掀起一场无边无际的大讨论。从1985年在法国首映开始，它在世界各地形成了空前的轰动性。据不完全统计，全世界已经有7000万观众看过[浩劫]。  朗兹曼先生于今年7月5日去世，他一生都在拍摄与犹太人大屠杀相关的纪录片，这一执念已不能仅仅用情怀或者社会使命感来解释了。 揭秘纳粹为毁灭犹太人制定的“最终解决方案”，是[浩劫]的目的之一。朗兹曼用一种散漫的叙事结构处理杀人犯、幸存者和旁观者，对同一事件的描述。从他们口中，观众可对那些无法复原与重演的可怕过去自行想象。可是出于不同立场，这些人的证词不可避免地走进“罗生门”。 真相到底是什么？我们该相信哪一方？朗兹曼拒绝解释，他相信观众自有判断。   全片历史影像完全缺席，风景、面孔和记忆取而代之。 犹太人：幸存者 大屠杀的幸存者，大致分为两类。 其一，是因某项特长被纳粹招募为所用，暂时免遭杀害，而后在纳粹灭绝特遣员时，侥幸逃生的犹太人。他们生命的长短取决于纳粹消灭犹太人的数量和频率，若装载同胞们的火车没有到达，他们就要被杀死。 有人感到绝望：“这是一场海啸、风暴，船只沉没了。而我们活了下来，什么也做不了，只能看着每一个海浪涌来，然后随波逐流。做好准备迎接下一个大浪，然后不惜一切代价地破浪前进，除此之外别无选择。”  幸存的特遣队员迈克尔·波德齐莱布尼科，在搬运尸体时，发现被毒死的妻子和孩子。 在全片数不清的不寒而栗的场面中，有一次对话，是朗兹曼采访曾经在毒气室工作的理发师本巴。在诉说从前的记忆时，本巴数次哽咽到说不下去，可是朗兹曼不间断地刺痛他，残酷地逼迫他把一切说出来。朗兹曼甚至哀求本巴：“我向你道歉，求求你了，我知道这很难，可是你知道这部电影很重要，你必须继续说下去”。  在集中营，本巴曾为即将被送去毒气室的女人理发，被采访时他心不在焉地工作着。 另一类幸存者没有进过集中营，像朗兹曼和他的家人一样，在地下室躲过了一劫。但这丝毫不能减轻他们身上的悲剧性，因为宗教与家庭将他们紧紧团结在一起，个体的孤独让他们失去了归属感。 与此同时，他们也为自身的幸存感到内疚，一位老妇人对着镜头潸然泪下：“我何德何能可以逃脱厄运，这是我的同胞们无法逃脱的命运，是整个民俗的宿命”。  祖父母在波兰被纳粹杀害时候，这位幸存者还是个孩子，被朗兹曼问到“是否想回到波兰”时，她坚决摇头。 德国人：杀人者 当年的纳粹刽子手大多生活无忧、家境宽裕，隐藏着曾经的罪行。朗兹曼试图靠近他们，却遭到辱骂、殴打甚至险些丧失性命。后来他想到了用钱去解决，希望他们谈一谈自己过去做过的事。 犹太人给纳粹钱，这行为本身就是一个悖论。    朗兹曼从不回避自身对纪录片的干预，为追求大屠杀真相，采访前党卫军时，他一边偷拍，一边欺骗对方谈话不会被记录。 有时，朗兹曼也连珠炮式地不停追问，与刽子手假装进行日常对话，在对方猝不及防的时候提出尖锐的问题。最为精彩的是，他以一个犹太人的身份出现在曾经的杀人者面前，让他们神情紧张、汗流浃背。  不断扶额擦汗，自称什么也不知道的“普通官员”前铁路局长。 为接近贝泽克灭绝营的指挥官沃斯，朗兹曼多方走访，得知他在慕尼黑开了一家酒馆。为了不引起怀疑，剧组假装在酒馆拍摄关于当地啤酒的纪录片。三天过去了，当酒馆的所有人已经习惯摄影机的存在时，沃斯依旧表现出对镜头的恐惧与回避，就连“一天卖出多少升啤酒”的问题也拒绝回答。 等朗兹曼终于决定向他发问时，镜头记录下了全部。 镜头先是拉近到一张黑白照片的特写。 紧接着，朗兹曼把它横在躲闪的沃斯面前，咄咄逼人地问：“沃斯先生，你还记得这张照片吗？还记得贝泽克吗？” 沃斯没有回答，他局促不安地扶额、低头、转身，最后靠着离摄影机最远的一堵墙大口地吸烟。 也有的时候朗兹曼选择更为缓和的提问策略，先让前纳粹们说说工作内容，不谈论自己。一位前党卫军下士认真地给朗兹曼讲解毒气室的工作原理，用异乎于常人的理性，描述妇女在得知自己将死之前失禁的生理原因。 当朗兹曼逼问道德问题时，他们无一例外地推卸责任，前德意志铁路第33号局长最夸张，坚称从没见过火车。 即便承认无形中杀害过犹太人，前纳粹分子们也把自己的所为解释为“平庸之恶”，否认自由意志可以支配。 隶属于前德国行政部门的华沙犹太区委员长说：“我们只是傀儡，没有任何权力”。朗兹曼反驳道：“你有权力，你是德国权力的一部分”。前委员长克制住自己的情绪，身体向朗兹曼慢慢凑近：“朗兹曼先生，我们的争论是无结果的，你把我的角色高估了”。 波兰人：旁观者 一位波兰人在特雷布林小镇广场，发表犹太人“罪有应得”的言论。 集中营的集中场域在波兰。生活在那里的当地波兰人在大屠杀中扮演的，是见证人的角色。朗兹曼来到一个叫特雷布林卡的小镇，犹太人建造的华丽住所围聚在镇中心的广场上，只是里面居住的都是波兰人。 波兰人是如何得到住所和变得富裕的，答案很明显了。 朗兹曼采访波兰女人们：“你们喜欢犹太人吗？”其中一个妇女笑着说：“只有这里的男人喜欢犹太女人，她们比我们漂亮。因为她们富有，所以不用工作，只想着美貌和衣服。而我们则又脏又丑”。她的眼神里透露出掩藏不住的嫉妒。 犹太人被纳粹带走后，波兰女人从此没有了竞争者。 犹太男人的处境也不太乐观。一个波兰工人提起犹太人一脸嫌恶：“他们很脏，也很不老实，我希望他们离开。当然比起杀害他们，我更希望他们去以色列”。 波兰人讨厌犹太人的深层理由大概是，在纳粹到来以前，整个波兰的资产都在犹太人手上。 在朗兹曼进行采访的过程中，小镇里的波兰人都围成一团，或者是站在窗台上看热闹。这样的场面仿佛复刻了当年犹太人被纳粹抓走时，波兰人的旁观态度。 波兰人“看客”的心态，投射出一些令人难过的事实，那些黑暗的难以启齿的人性。 大屠杀结束了，纳粹销毁了大部分证据。留在历史书上的只剩下一个个没有血肉的、冰冷的数据。如果不把这些抽象的数字用具体的形式展现出来，后人就永远不会记得这个民族曾经历过的苦难。 1974年，面对反犹主义的再次兴盛。在大屠杀中躲过一劫的法国导演克洛德·朗兹曼,开始意识到作为犹太知识分子，所面临的赫拉克勒斯式艰巨任务。 11年后，他交出了[浩劫]。这是他走访了14个国家，拍摄素材超过300个小时，后期剪辑5年的成果。这部惊世骇俗的纪录片，最终剪辑版长达9个半小时。被认为是迄今为止最伟大的犹太屠杀题材电影。 “我是一个犹太人，这是我生命中压倒一切的力量” --克洛德·朗兹曼 [浩劫]从来没有出现过一具尸体，却营造出一种无时不刻存在的死亡气息。这样的气息是用风景、面孔和声音建构的，甚至包括那些没有人说话，只有风呼呼吹过的宁静时刻。 沉默无言的风景与沉重罪恶的真相对应，传递着缅怀与哀悼之意。 在镜头的指引下，观众仿佛跟随着当事人重访了事发现场。在寂静的空气中，心脏颠簸，灵魂颤抖。 森林 当下森林和平宁静，即使在从前，每天焚烧掉两千具犹太人尸体的时候，这里也依然寂静安宁。 在林子深处有一个叫“医疗室”的地方。那儿离铁路很近，是处决老人和病人的秘密刑场。从特雷布林卡的火车站出来，走过斜坡，只有一条小路通往这里。这个刑场甚至没有做任何掩饰，没有围墙，只有一个顶棚。纳粹把红十字的旗帜插在拐弯处，指引着不适合进毒气室的老弱病残来到这里。 这些虚弱的人，大多是坐在破烂的厚木板上被枪决的，他们甚至没有足够的力气站着迎接死亡。 朗兹曼与曾经的焚尸人走进处决森林，他问：“这里应该有不少动物吧，那有人打猎吗？”焚尸人答：“只有‘猎’人行动，逃跑的犹太人在这被枪杀”。 森林除了处决病人、焚烧尸体之外，还承担着掩盖罪行的职能。1943年初冬，纳粹开始种植松树，这些树木在三到四年内可以长得异常茂密。一阵风吹过，树叶发出密集的簌簌声。连森林深处的哀嚎，也一并覆盖。 从外面看这片森林，绝对想不到它所埋葬的一切。 大屠杀幸存者，曾经的焚尸人站在草地中，感慨万千：“简直不敢相信我又回到了这里，没有人敢试着回忆这里发生的一切”。 大屠杀是不可描述的，即使是当事人彼时彼刻身在事发处，也无力重述它的细枝末节。 火车铁轨 火车轰隆隆地开过田野、远山、丛林、夕阳，拥挤车厢里的犹太人预感到即将发生可怕的事。但没有一个人想得到，他们要被集体杀害。 有时镜头扫过火车铁轨，抑或是穿过通往集中营的森林小路，没有人声，只听得到风声和汽笛声，我仿佛跟随着不幸的人们走向死亡，可又因知晓一切而悲苦万分。 火车将犹太人从欧洲各处运到奥斯维辛，有的长途跋涉长达十天以上。体质较差的妇女、小孩和老人在到达终点时，就已经死在了拥挤的闷罐车厢里。 快要进站的时候，会波兰语的犹太人询问铁轨边的牧羊男孩：“我们这是去哪？”男孩没有说话，做了一个抹脖子的动作。阳光照耀着通往奥斯维辛-比克瑙集中营的路，迎接这群客人的是穿着纳粹军服的死神。 1944年以前，有175万人通过铁路送到比克瑙，再由铁轨尽头的小车送到奥斯维辛的毒气室。 整个集中营运作的原则就是，从火车进站到进毒气室为止，绝不能让那些犹太人，知道他们将死的命运。否则会引起恐慌，既而在铁路边上引发血案。扰乱秩序就是浪费时间，意味着耽误杀人效率。 那些试图告知同胞死亡预告的特遣员(参见前文)，会被棍子打死，或者带到车厢后面被枪杀。况且，告诉这些疲惫不堪的人也无济于事，没有任何办法可以挽救他们。这个悲痛的消息，只会在他们生命的最后阶段，徒增难以承受的痛苦。 一个特遣员在毒气室遇见朋友的妻子，告诉她“将在三个小时内被毒死”后，所发生的一切。 在特雷布林卡，朗兹曼找到了当年被纳粹雇佣的开火车的男人，他还活着。旧火车准备就绪，朗兹曼请求他重回驾驶室再现当年的场景。这个已经垂垂老矣的男人穿着制服，在驾驶室站着，时不时地往后面张望。 亨里克·夫考夫斯基的司机生涯贯穿集中营的始终，每天清晨六点上班，在铁轨的另一边有20列火车等着他。 他回忆道：“我极端痛苦，在不喝酒的状态下根本无法工作。”这些酒是德国人给的，为了麻痹他的良知。 亨里克在火车头听见人们的惨叫，心乱如麻，“一个人再铁石心肠也无法对此无动于衷”，他说。 河对岸 翠绿的草丛和发着嫩芽的柳树，倒映在清澈的河水之上。缓慢划舟的船夫的对面，站着一个唱歌的男人。 河水、教堂、城堡、森林，这里是可爱的波兰小镇，可倘若你听见教堂里悲怆的歌声 ，看见人们涣散悲苦的眼神，还会如此认为吗？ 歌唱者的眼神呆滞，表情悲苦，所唱歌曲的词句和旋律却优美动听：“女孩不要哭，不要如此悲伤，因为可爱的夏天就要降临，我也会随着它归来。当行军路过，女孩们纷纷打开门和窗……”。歌声飘过远处白色的教堂，回荡在森林的深处，好一片寂静悠闲的田园风光。 朗兹曼在以色列找到已经47岁的斯莱伯尼克，说服他重回故地，再次唱起那首歌。 对于曾经在大屠杀时期，听过这歌声的幸存者来说，这样美妙的嗓音却让人心跳加速。它把人拽回了死亡的边缘，逼迫他们回想起发生在河对岸的一切。 这是一首德语歌，那个唱歌的犹太人曾经在河边为纳粹唱着它。他叫斯莱伯尼克，当年只有13岁半，嗓音干净清澈。纳粹德军教会了他这首歌，逼迫他为他们歌唱。是的，他在歌唱，心却在滴血。 “如果你可以舔我的心脏，那会毒死你”。 少不更事的年纪，恐惧在他的心中刻下了永恒的烙印。经过他身边的波兰妇女对看守纳粹说：“放这个孩子回到他父母身边吧。”那个纳粹回答：“别担心，这孩子很快就会和他在天堂的父母相聚的”。 人们被杀戮，他却被迫唱歌，对斯莱伯尼克来说，往事就像讽刺又荒唐的噩梦。 1945年1月8日，苏军到达的前两天，纳粹按照“工作名单”枪决特遣队员们，就在这些“活死人”工作过的秘密处决地“医疗室”。子弹没有击中斯莱伯尼克的脑部，他逃出时被苏军救活。几个月后去了以色列。 特雷布林卡小镇的人们开心地围在斯莱伯尼克身边，他们记得这个曾经遭受苦难，而后死里逃生的男孩，在一片欢乐的笑声中，斯莱伯尼克表情复杂。 文章转载自公众号 电影少女放浪记 调反唱唱 / 自由撰稿、影痴、摄影重患 END 凹凸镜DOC ID：pjw-documentary 微博：@凹凸镜DOC 用影像和文字关心普通人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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