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贾鲁河

贾鲁河，中牟的母亲河，4000多年来哺育了中牟大地一代又一代勤劳的人民，铸就了一段又一段辉煌的文化。贾鲁河的历史，既是文明史，又是沿河民众的苦难史。此次通过诸多史料记载来详细了解贾鲁河的变迁过程，也是中原腹地水系演变的缩影。特别说明一下：文中用的地名如无注明均为古地名，与今行政区划有所不同；不同时期的河流名称、河道位置也不尽相同；不同时期的史料对同一河流的记载也会略有差异。

贾鲁河的由来，说法比较统一：为大禹开凿。《史记·河渠书》记载：“荥阳下引河东南为鸿沟，以通宋、郑、陈、蔡、曹、卫，与济、汝、淮、泗会于楚。”《元和郡县图志》：“禹塞荥泽，开渠以通淮、泗。”《水经注》：“即《经》所谓蒗荡渠也。”蒗荡渠就是渠水，也有叫古渠水、阴沟水、汳[biàn]水，包括后来的通济渠、广济渠、汴水（河）都是贾鲁河演变过程中的名字。大禹在治水时，在圃田泽西北角开挖一条水渠接通黄河，又在圃田泽东北角开渠接通沙水，如此一来，圃田泽就成了黄河和济水的蓄洪区，当河、济涨水时就会排泄进圃田泽，泽水过多时就会流入沙水。此举基本根治了中原地区的水患。《读史方與纪要》认为古渠水就是《禹贡》中说的灉[yōng]水，书中有“河出为灉”；《说文》认为蒙城县以东才是灉水。春秋时又叫邲水，公元前597年，晋、楚两国在邲水边交战。《水经注》云：“济水东合荥渎，济水于此亦兼邲之称，其地盖即荥口受河之处。”公元前364年，魏惠王迁都大梁城。此时距离大禹治水一千多年，渠水河道淤积严重，圃田泽也因淤积而萎缩严重，无法保障大梁城的供水量。魏国又重新疏浚、拓宽河道，又在圃田泽中部开挖一条南北方向的大沟，叫十字沟，把渠水和圃田泽接通。《竹书纪年》载：“惠成王十年，入河水于圃田，又为大沟引圃水。”到南北朝时十字沟又叫五池沟。《水经注》记载：“沟上承泽水，下注渠，谓之五池口。三国魏嘉平三年（251年），司马懿帅中军讨太尉王凌于寿春，自彼而还，帝使侍中韦诞劳军于五池者也。今其地为五池乡矣。”此时的河道方向是从大梁城南直着到古荥镇北，并沿用相当长一段时间。

到西汉平帝时，河道淤积渐重，致使渠水决口，当时政局动荡，并未深治。到东汉明帝时，渠水水患日趋严重，甚至出现改道现象，已经影响两岸居民的生产生活。朝廷派王景、王吴治理。他们在河里每隔十里建一座水闸，可以层层截流，又把黄河水分流到其它河里，决口处修复，使渠水重回故道，王景他们修筑的堤叫渠堤，这一段河也叫荥阳漕渠。东汉泰山太守应劭著《风俗通》载：“渠者，水所居也。渠水自河与泲[jǐ]（济）乱流，东迳荥泽北，东南分泲，历中牟县之圃田泽北，与阳武分水。泽多麻黄草。”

南北朝时，刘裕灭秦国，从长安出发，在洛阳走水路进入黄河，又把渠水疏浚一遍，才得以回去，后来河道又逐渐淤塞。隋文帝开皇七年（587年），朝廷命梁睿在河阴县（今荥阳）西二十里处，修筑一座拦河大坝，用于遏制黄河流入汴河的水量，此坝被称之为梁公堰、汴口堰。隋炀帝大业元年（605年），朝廷下令把此渠更名为通济渠，命左丞相皇甫谊、大臣辛亥征调河南、淮北民众一百多万人，启动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隋唐大运河工程，从荥泽起直到淮河交汇处，共一千多里。通济渠共分三段，西段是从洛阳西接引谷水、洛水沿着阳渠故道注入黄河，中段是利用黄河河道，东段从今荥阳县汜水镇东北黄河南侧的板渚，把黄河水从这里向东接引入汴水故道。然后向东南连接泗水、淮河，最后在扬州江都的行宫附近注入长江。隋炀帝三次下扬州都是顺大运河。此后，这条河大家都称呼为御河，意思就是皇家之河。可以看出，隋朝很重视运河的建设，在堤岸上修筑道路，路边种植柳树，船在水中走，人在画里游，与现在治理后的贾鲁河两岸很有些相像。运河建成后，从扬州、益州、湖南，甚至南面的交州、广州、闽中等地官方物资运送船、商船、货船都从运河上过，络绎不绝，沿河两岸逐渐繁华起来。隋炀帝与大运河的故事成为文人雅士经久不衰的素材，也是民间茶余饭后津津乐道的谈资。很多人对隋炀帝开挖大运河持嘲讽或批评态度，说隋炀帝劳民伤财只是为满足自己游玩的私欲，以至于国败身亡。对此，《元和郡县图志》云：“隋氏作之虽劳，後代实受其利焉。”李吉甫的评价比较中肯。运河修建是很典型的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工程。自运河建成后，两岸很快就繁荣起来，以中牟县为代表举两个例子：首先是运河重镇万胜，是运河让这一个无名之地，很快成为运河上集货运码头、重要渡口、军事重镇为一身的水陆交通要冲。到宋朝，赵匡胤建都开封，把在万胜驻军常态化，拱卫京师和渡口，万胜达到空前的繁荣。其次是运河的文化名村板桥，如果说万胜的成名带有很浓厚重的官方色彩，板桥则是带有浓厚的乡土气息、文化韵味。板桥处在运河之畔、官道之边，是汴河沿岸很著名的村庄。万胜、板桥后面有专门介绍。运河的建成，河北边的一条路也身价备增，升级成官道。此路东起开封经万胜到荥阳，路两边人口众多、庙宇林立，历代中牟县志有记载，这两年出土了不少文物也是很好的证明。中牟北部享受了很长时间的运河红利。唐代诗人皮日休《汴河怀古》：“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到宋朝，有观点认为大运河全部是隋炀帝的新开的，对此，大文豪苏东坡在《书传》中写道：“自淮、泗入河，必道于汴……又足见秦、汉、魏、晋皆有此水道，非炀帝创开也。”

水经注疏图

到唐朝天宝（742年正月—756年七月）年间，运河淤积严重，已经开始影响漕运。广德二年（764年），基本失去漕运功能，以前走水运的货物只能从陆路转运，消耗大量的人、财、物，极其不便；朝廷命令刘晏为河南、江淮以东转运使，重新疏浚，漕运得以恢复，每年有几十万石粮食通过运河运送到关中。唐朝末年，汴水一段决口，安徽省宿州东南一片泽国。后周显德二年（955年），柴荣准备讨伐后唐，命令武宁元帅武行德召集大量民众，沿着汴水故道疏浚，一直向东到泗水北岸，三年后才堵住决口，自此，汴水又重新注入淮河，运河漕运再度兴盛起来。《续资治通鉴》云：“江淮割据，漕运不通，水路堙塞。今复浚之。”到宋朝太平兴国年间（976年—984年），汴水又淤积严重，时常决口、漫堤，逐渐开始影响漕运及两岸居民生活。至道元年（995年），参知政事（副宰相）张洎在奏报中写道：“汴河从黄河引水东南横穿中国，大宋的半数赋税都是经过此河运来。”可见宋时汴河的重要性。

《水经注》：汉朝末年，黄河决口流入汴水，河水一路东进，流经豫州、兖州等地。汉明帝（57年—75年在位）时，沿着黄河故道挖一条水渠直通开封东边的浚水。浚水也叫浚水渠、浚仪渠。秦朝统一后在在魏国都城大梁设置浚仪县，据《祥符县志》记载：“浚仪故县在今开封府西北大梁城，魏所都也。”浚仪共存在1234年，到北宋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将浚仪改为祥符县，顾炎武在《历代宅京记》中有“浚都重地，汴水名区”一句，用“浚”代指开封。经过汉明帝此次疏浚，黄河水不再流入汴水，《水经注》记载此时汴水的源头是索水。但是据明代谢纯《漕运通志》记载却是石门渠。该渠向东与济水同流，到荥阳的敖山北面又有汴水汇入，汉灵帝建宁四年（172年）在敖山北用石头修建一座水闸，用来调节河水的流量，所以此河以下又叫石门渠。敖山在今荥阳广武镇，这是一处历史深厚之地。公元前744年郑武公死后葬于敖山的飞凤顶，因此处“衔广大武公之德”，此后又名广武。石门渠再向东到荥阳西边的汉王城、霸王城。在此处济水向北分流，旃然水从西边过来汇入汴水，这是汴与济分流后接纳的第一条河水。这个地方叫鸿沟，因而这一段河流也叫鸿渠、鸿沟水。这里就是著名的楚河汉界，刘邦、项羽以此沟中分天下，沟西为刘邦的汉地，沟东为项羽的楚地。二城现存，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汴水穿过鸿沟向东流去。

东晋时大司马桓温准备从兖州出发攻打北方的燕国，想疏浚汴水，他的大谋士郗超说道：“燕国离我们太远，再加上汴水太浅，估计漕运行不通。”事实确实如此，当时战乱年代，河道无人管理，汴水多年淤积，河床高、水流量很小，疏浚起来工程量大、难度也很大，桓温就放弃了这个打算。后来宋武帝刘裕为讨伐后秦专门疏浚汴水，水流量就增大很多了，但是也带了不利后果，河水冲刷严重，两边堤岸常常崩塌，导致水流不畅而发生决口。南北朝义熙十三年（417年），宋武帝刘裕在汴河故道北边十里处重新开挖一段河道，专门用来漕运。《水经注》：“刘公命刘遵考漕此渠，而山崩壅塞，乃于渠北十里更凿故渠通之。”隋炀帝时开挖的大运河就是利用的这一段河道。对运河各段的名称北宋大文人陈师道有记载云：“隋大业初，合河、索为通济渠，别而东南入于淮。今于畿为白沟，于宋为沙，于单为石渠，于徐为汳，而入于南清。”当然，他说的是宋朝时名字。

运河开通后，中原地区到东南有了一条便捷的大通道，中原与江南又多了一种交往渠道，据唐代宰相裴耀卿言讲：“开元二十三年（735年）时统计，从江南租船，从淮西向北沿鸿沟顺流而上，到达河阴（荥阳）、含嘉、太原等粮仓，三年时间就运来大米七百万石。”我们来简单了解一下中牟县附近的两个粮仓：

含嘉仓在洛阳老城北，这里有建于隋大业元年(605年)的隋唐故城，粮仓在故城北，是供应京城的皇家仓库，隋、唐、北宋三个朝代使用了500多年，南宋以后逐渐废弃。据史料记载，唐朝天宝年间共储存粮食580多万石，据现代考古发，其160号窖内的谷子至今已有1300多年了，颗粒还可辨认。窖内发现了砖刻铭文，记载着窖穴的位置、编号、储粮来源、品种、数量、入窖年月等信息。如此规模堪称我国古代最大的粮仓。

2，敖仓，在隋唐之前是天下粮食的转运中心，历代王朝都十分重视它。楚汉争霸之时， 敖仓是双方争夺的热点。刘邦抢先“军荥阳，筑甬道属之河，以取敖仓粟”，在双方划定界线时，刘邦把敖仓划到自己辖区内。汉朝建立后，刘邦立下规矩，《史记·滑稽列传》记载：“洛阳有武库、敖仓，当关口，天下咽喉，自先帝以来，传不为置王。”其重要性可见一斑。今荥阳市区东北22公里有敖仓城遗址，城北是古代黄河与济水的分水处，也是战国时魏长城的北部终点。

唐朝初年，把通济渠更名为广济渠。开元末年，河南采访使齐瀚发现：从长江经以淮水到汴梁漕运时，船只多有损坏。经调查是淮水水流湍急，不利于船只通行，于是就疏通广济渠下游。从泗州虹县起到楚州淮阴县接通淮河，共计八十里。工程竣工后水流比之前更迅猛，根本不能行船，无法使用这段河道漕运，只能放弃。唐德宗贞元十四年（784年），董晋为宣武军元帅，在汴州东西两端各建一座水闸。到五代十国时期，后汉乾祐三年（950年），黄河在郑州决口， 右补阙卢振向朝廷建议疏浚汴河，并修建水闸以备旱涝，他在奏章里说：汴河两边堤岸年久失修，土质疏松，汴河每年都会溃堤决口，应该启用废弃的老河道，然后在汴河中宽阔处修建水柜，涨水时启用水闸分洪，把多余的水排进老河道内，消除汴水决口隐患，又方便老河道两岸居民灌溉，旱涝保收一举多得。卢振的建议非常切合实际，可惜当时社会动荡，没有实行。后周显德四年（957年），把汴水向北引入五丈河，依然时常漫堤决口。959年朝廷命令王朴从荥阳徒步沿着河堤查找原因，最后在河阴县境内修建一座水闸。这些措施与卢振的建议不谋而合。朝廷又命让韩令坤开挖河道，把汴水引入蔡水，开通陈州、颖州的漕运；又下令让拓宽汴水入五丈渠的河道，增加水流量，以便开通青州、郓州的漕运。此时，三条漕运线路都汇集在大梁，以大梁为中心的漕运网络已经建成，大梁城成为名符其实的水利枢纽，这就为赵匡胤“黄桥兵变”后定都大梁打下坚实的基础。到北宋建隆二年（961年），也就是赵匡胤登基的第二年，把索水、旃然水引进须水，又把须水引进汴水，这一段河就叫金水河。此举主要是加大汴水流量，提高漕运能力。从此，汴水两岸更加繁荣发展，人口剧增，村镇、庙宇、店铺鳞次栉比。

乾隆版《中牟县志》插图

来简单谈一下金水河，它是北宋的四条漕运渠道之一。关于金水河名字的由来，乾隆年间的《郑州志》收录了这样一个传说：春秋时期郑国贤相去世后，人们赠送很多金子，子产家属全部拒绝不收，于是人们把金子投进河里祭奠子产，因为河里金子太多了金光闪闪，所以这条河就叫金水河。当然这只是一个传说，参考《水经注·渠水》记载中的一条叫不家沟的河与金水河位置颇为接近，推断金水河当为不家沟演变而来，书中这样记载：“渠水又东，不家沟水注之，水出京县东南梅山北溪……其水自溪东北流，迳管城西，故管国也……俗谓之为管水。又东北分为二水；一水东北流，注黄雀沟，谓之黄渊，渊同一百步。其一水东越长城东北流，水积为渊，南北二里，东西百步，谓之百尺水。北入圃田泽，分为二水。一水东北迳东武强城北，又东北流左注于渠，为不家水口也。一水东流，又屈而南转，东南注白沟也。”从这里可以看出，南北朝时不家沟（金水河）已经是一个小水系，构成比较复杂。又据《中牟县志·河渠》记载，金水河引自荥阳黄堆山，它的源头叫祝龙源。建隆年间开凿沟渠引水过中牟县，“以其自金方来，故名曰金水河”，古代西方为金。相比之下，这种说法可信度更高些。河水清澈见底，又名小清河；朝廷因为这条河源远流长，赐名天源。金水河全系河流都最终汇入贾鲁河，明朝万历年间，淤积逐渐严重，两任知县乔璧星、陈幼学多次疏浚，雍正元年（1723年）黄河决口，致使贾鲁河淤塞。知县章兆曾在县城北门外几里的地方改道经西门再向东南流去，再经朱仙镇的吕家潭到扶沟县东北与双洎河汇合，再向东南到到西华县，绕西华县城西、北、东三面再向东南到周口注入沙河。

宋朝初期，设立三门白波发运司、京畿东路水陆发运司两个机构，专门负责汴水的漕运、疏浚工作。太平兴国二年(977年),两个机构合并，改置江淮水陆发运司,衙门设在京城，掌江、淮漕运事宜，下设发运使、发运副使、发运判官等官吏，是大宋有编制的机构，其官员也都是由朝廷任命。又派专人负责看守河阴县的水闸，根据水情调节汴水水量，保证江、淮漕运。《宋国史》记载：太平兴国三年（978年），再次疏浚汴水河道，979年把汴梁附近汴水上的三座水闸命名为：上善、通津、大通；其中大通闸位于大梁城西的汴水主河道上，上善闸和通津闸位于大梁城东的汴水的分水河上。983年又修筑汴水河堤。淳化二年（991年）汴水决口，景德三年（1006年）汴水漫堤，又两次加高、加固河堤。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汴水再次决口，朝廷派专人前去查看，相机治理。《宋会要》记载：当时从大梁到郑州这一段河道，汴水经常漫堤而淹没道路，这里说的道路是宋朝时大梁到荥阳的官道，此路在汴水边。朝廷下令削减汴河水量，如此一来反而影响漕运通行。无耐只得再次疏浚汴水。1011年，白波发运判官史莹向朝廷申请在汜水县东孤柏岭的南岸山脚下再开一条河道，让汴水分流。同时朝廷内臣闫从翰也上表请求在汴水下游再开四条河道分洪，防止汴水再漫堤、决口；恰在此时史莹的奏折呈上，大臣们对比两个方案后，认为闫从翰的方案更好些，就废除了史莹的方案。随后就在中牟和荥泽两处各挖一条分水河注入浚水，这样一来，浚水流量增大，加固浚水河堤的事又迫在眉睫了，但是此工程费用太高，一时无法开工。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转运使马元方上奏折请求疏浚汴河中段，把河道加宽五丈、加深五尺，这样就省去加固堤岸的费用了。朝廷就下诏让他参照各地实际情况治理。最终马元方决定疏浚泗州夹岗一带，因为这一带河道偏高，阻塞水流。天圣三年（1025年），汴水河道淤积、流量减少，朝廷下令疏通汴水口。第二年工程竣工，结果水流量又太大常常漫堤，险象环生。只好下令在京城西边低洼处的贾岗陂分流汴水到护龙河。嘉佑六年（1061年）都水监向朝廷建议：汴河从泗州到南京归德府（商丘市）这一段河道顺直，水流通畅，不用治理；从归德府向西到河阴汴水口，这一段堤岸较宽，水流比较松散，河道逐渐淤积而影响漕运；请求把南京以上三百里的河床变窄，堤岸往里收缩并加高加固，这样能加快水流，漕运便利。朝廷同意了此方案，工程结束后，给两岸带来极大的便利，受到一致好评。《宋会要》这样记载“嘉祐初，自京至泗州俱置狭河木岸。”熙宁四年（1071年），应舜臣向朝廷上书整治汴水口，当时主政的王安石就同意了。具体做法就是在汴河口西边开挖一条訾[zī]家河，代替汴水口。前面说过此处有石门、石门渠，位于河阴县（今荥阳）南边，邻近汜水县边界。为什么要在这里开新河呢？据《宋志》中记载：此处是汴水接引黄河水的地方，建筑有石门用来调节黄河水注入汴水的流量，但是黄河水也容易受气候影响，春、冬季节水量减少，夏、秋两季雨水多就水量大，所以黄河分水口也常常变换地方，但是还要保证黄河水流入汴水的流量，至少要达到灌满六尺深河道，这是满负荷漕运的标准。显然此时黄河注水量达不到这一标准，这是开挖訾家河的根本原因。在勘察地形、分析水情、确定地点后开始施工，工程倒也顺利，很快就完工了。使用三年后，有一次黄河发大水，把訾家河的堤岸冲垮很多，已经不能做为主河道使用，提举汴口官王琉上书请求把訾家河做为分流河使用。这结果让大家很是无奈，只得重新启用汴水河道，并且又把河道疏通一下。熙宁六年（1074年），侯书献向朝廷进谏说：“汴河两岸沃野千里，还有两万多顷荒废的土地和草原，可以在这里建筑一座水闸，汴河涨水时排泄到这里，当成汴水的泄洪区，还可以把索水、京水以及中牟县境内三十六陂的水引过来灌溉。”当时没有引起朝廷重视。随后祥符县、中牟县遭受大水灾；大水过后，带来大量泥沙，又把汴水淤塞了，致使河道水流不畅，几乎要断流了，严重影响了漕运及沿岸居民的生活。熙宁八年（1075年），朝廷下令重新疏浚汴河故道，导引汴水入蔡河，用以维持漕运。同年，都水丞侯书献再次疏浚訾家河道，想启用它，工程结束后没多久，汴河突然发大水，因为没有加固堤岸，致使訾河两岸险情环生，随时都会决口，危及京城的安全，无奈只能把訾河口堵塞。《宋史》对此也有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