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刮了一夜风，雾霾散去。今日惊蛰，路过汪惠仁的办公室，见他在晒太阳，于是进门一通闲聊 。记在这里。（编：百花文艺出版社新媒体编辑 汪：百花文艺出版社副总编辑、《散文》杂志主编汪惠仁） 编：在百花文艺出版社六十年纪念册序言中，你说来百花二十三年了。 汪：我是一九九六年来的。 编：二十多年不换地方。 汪：在电梯里，经常被进步得快的老朋友亲切地问，还在百花？呵呵。 编：你多年主持《散文》杂志，据我所知，《散文》得过很多奖励和称号。 汪：是的。“中国期刊奖”“期刊政府奖”得过四次。这些奖项，有些硬性的东西，也兼顾软性的影响力，得这么多奖不容易，我的同事们很辛苦。 编：二十年如一日，坚持做一件事，的确不容易。 汪：这和我个性有关系，做事的强度密度不一定大，但始终围绕着一个兴趣在做。另外，更重要的，百花文艺出版社，以散文出版立社，很多前辈的编辑实践都给予了我很好的启示。 编：咱们还有《小说月报》系列期刊等六本刊物，而且都是中国文学的著名刊物，这是不是意味着百花文艺出版社对做连续出版物有着特别的心得？ 汪：文学期刊，对出版人而言，有一个问题是不可回避的——那就是，我们连续出版它的理由。这个理由是“好作品主义”难以概括的，这个理由也是“得奖专业户”难以最终体现的。我们很难像回答一个高考题那样去回答那个关于期刊出版理由的追问。 编：但又必须回答。 汪：也是二十年前事了，贾宝泉先生和我谈《散文》的期刊品质，他有八个字，“独立风标，随世而运”。现在看，这是一个难度组合。单一强调或者实现期刊的某一品质，是方便的，难度也不会太大。难在实现诸品质的融合。我越来越感到，唯有坚持、坚守，以一种有时间跨度的出版实践，才能实现诸品质的融合，我想，我们只能以这样方式来回答那个关于期刊出版理由的追问。 编：你对过程、实践更注重？是这样吗？ 汪：是的。文学史在很大的意义上就是观念史，而当代文学史又与当代文学期刊出版史紧密关联，简言之，当代文学观念与当代文学期刊构成了生动的相互生产的文化景观。比方说，人们时常谈论、追忆的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包括《小说月报》《散文》在内的一大批文学期刊都诞生在那个时段。这不仅仅是行政意义上的被允许，更重要的，那是一个对人的价值、尊严进行重新发现的年代。文学期刊出版的繁荣，是那个时代最好的注脚。过程、实践为什么重要？就是因为过程与实践始终伴随着观念、丰富着观念、修正着观念。 编：好的文学编辑，要有“史”的眼光，而这种“史”，既要有关于观念的洞见，又要贯穿于出版实践之中。 汪：概括得好。 编：好编辑，在你看来，需要哪些素质？ 汪：这是个特别朴素的问题，特别适合“大师”级人物来回答。哈哈。我没有资格来回答这样的问题。越是朴素的问题，回答起来越是困难。难在用与朴素对等的平常心来回答。持有平常心的人少了，我们每个人持有平常心的时刻也少了。实用主义的执念埋葬了平常心。《散文》编辑部内部的交流中，我倒是常提起所谓好编辑素质的问题。我愿意把谦逊排在第一位。 编：谦虚使人进步，在这之外，你还有别的所指？ 汪：中国文学，特别是中国散文，作品的经典化途径依赖“文选”传统。在这一传统之下，编辑的作用被放大了。一篇散文，如果被几代编辑认可，反复进入不同的选本，它就可能被经典化被流传。作家、读者，习惯性地管编辑叫老师，其实是有着这样的民族性的文化背景的。不认识到这一层，编辑很难做到发自内心的谦逊。前段时间和刚入职的编辑座谈，我提出，文学编辑，要给自己下个命令，要谦虚，不要误以为自己真的掌握了艺术生产的奥秘。 编：这让我想起巴金老人生前强调的，写作仅仅是个职业，作家也不是文化意义上的特权阶层。编辑也是个职业。 汪：职业感、职业意识，在我看来，是一个现代国家公民意识的有效组成部分，它要求从业者葆有人格平等心、社会责任心。具体到编辑，特别是文学编辑那里，作为观念的分类者、集成者、传播者，是更应该跳出文化特权文化专制的身份幻觉的。 编：除了谦逊，你觉得还有什么值得特别说说的？ 汪：有了谦逊的心，我们才有谈“器识”的可能。虚怀若谷，器量大了，有了容纳思想资源的地方和心理准备了，“识”迟早会孕育出来。前人讲，先器识后文艺。普通的解释是，先做人后为文。我的理解，这里是逻辑上的先后，而非实践上的先后。在和很多作家交流时，我发现，理解为实践上的先后了。做简单加法，是很难解开文艺生产中的困局的。器识与文艺，是共生的，甚至是一体的，不可偏废。缺智慧，不是补一点哲学史知识就能解决的。缺生活积淀，也不是走几趟田间地头就能解决的。这几年我们讲绿色经济，讲环境友好型发展，很好啊，这就是“共生”意识，这就是“一体化”意识，这就是对原先粗放型、在实践上“先污染再治理”的纠错啊。 编：要说文章是千古事呢。 汪：文章的学问太深了。这是个越走越远的路途，没有止境。通常我们的散文史从诸子、史传开始，一直到现在。这样的跨度、这样的连续性，世所罕见。就中国散文而言，几千年的历史，大致呈现了这样的逻辑脉络：从诸子散文的文史哲高能一体，到这一“文化能量团”的缓释和变异。伴随这一过程的，是国家形态、生活形态及知识分子文化身份的变化。对后世写作者来说，每一段文学传统都为他提供了“事”“理”“情”诸般意义上的独特价值。正是由于中国散文传统在观念、实践上的双重深厚，才造就了散文写作与编辑上的“有所宗”。 编：在“有所宗”中传承。 汪：“有所宗”的目的，不是再现他人的世界，“有所宗”是可以实现表达自己的世界的。文艺演进史有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那就是以复兴古代文化的名义来实现当下的新的生长。我们的散文史里也有着这样的故事。 编：能说说这里的内在逻辑么？ 汪：每一次重新出发、再出发，我们都要向精神的故乡借取力量。作为后来者，是很难再像圣贤那样“整一性”地创造意义的世界的。后来者总是在局限性里生长，这种生长不会是一路坦途，有时会陷入困局的：当我们沉浸于某种修辞狂欢，事实、义理、性灵被遮蔽的时候，解救我们的，可能就会是一场以“复古”“复兴”为名义的文艺运动。正是类似这样的运动，韩愈在某个意义上复活了孟子，而苏东坡则又在另外的意义上复活了庄子。 编：“复古”而不是泥古不化。 汪：文艺史中“复兴”“复古”运动，我觉得文学编辑尤其要于此留意。具体的文学潮流是要到走投无路的时候才会呈现整体性的反思的，好的文学编辑是不应该等到深陷困局时才悟出精神故乡的份量。源流，源流，对精神之源的看护，是编辑的文化职责，也是编辑的基本素养。 “源”是基因般的文化存在，它是我们赖以出发的资源；“源”是全息性的文化存在，所以啊，它又是我们赖以反思而后再出发的资源。对精神故乡的体认，对我们每个人而言，不是哪一天就能宣告完成的可以量化的作业，这是一生的作业。 编：有没有人觉得你是个老古板？ 汪：呵呵。我自己知道，我不是。 编：我经常听别人谈起你的书法。 汪：我不敢把自己的字称为书法，就是毛笔字或者大字而已。我倒是有一个习惯，短些的文章，我坚持用笔写，甚至用毛笔写。这里要特别解释一下，我不是要讲究所谓的“古典范儿”，我的生活粗糙，讲究不起来。但多用笔，偶尔学学碑帖，对于刚才我们谈到的对“源”的体认却是有帮助的。 编：这大概可以称之为文化辨识上的“通感”。 汪：我曾经选编过一组书论画论，取个总题目叫“中国笔墨”。很明显，这些论述的意义超出了中国书画。你所说的“通感”无处不在：大的人生观念上的缘起、怀抱，微观修辞上的繁简、浓枯，它们指向书画，也指向诗文。反向的试验，我们也可以做的，我们把文论、诗论乃至小说叙事理论，应用于书画批评，我相信，一样能别开生面。 编：书法现代化，这样的口号或者运动你怎么看？ 汪：陶渊明《五柳先生传》云：“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我想，“颇示己志”不光是文章家的愿望，这是长久的、广泛的艺术愿望。艺术是“己志”的对象化或者说感性显现——问题可能就在这里了：“己志”与人文传统的复杂关系怎样看待？个人才艺与艺术史所提供的才艺“模式”的复杂关系怎样看待？ 编：嗯，这是一个宏观视角。 汪：我承认，我有艺术上保守主义的倾向，我的态度是：有所宗，有所突围。 编：这事实上和你对散文创作的态度是一致的。 汪：对。关于所谓“新”和“现代性冲动”，我原来曾经有个比方，骏马与怪胎。自由表达，独一的辨识度，这不是因，而应该是果。骏马也不是因，它是果。因果若倒置，可能就会出怪胎。所宗是马，优异而突围者，骏马也。求新求变，不是坏事，但一掺杂“江湖智慧”就出乱象。 编：关于碑帖，意见很多，你怎么看？ 汪：挺专业的问题，我几乎无法谈论。我不太理解书法界时而透露出的因碑帖而来的“山头美学”。我的理解或许粗浅啊，碑以帖传帖以碑传，这不是普遍存在的事实么？书丹也好，摹勒上石也好，在拓本那里，在后来者的眼里，不是合流了么？刀与笔，应该是相互滋养的，应该是相互阐释的。 编：在字帖临习上，你的偏好？ 汪：主要是那些和文学史相关的人。王羲之、李白、苏轼、黄庭坚，还有八大山人。这里有个好处是，从他们的留下的痕迹里，我能更多更深地印证我对他们的想象。 编：能谈谈做饭么？听说你经常在朋友圈晒吃的，伤害了不少网友。 汪：这个不是文学编辑必备的素质。当然了，我会的还有很多，比如飞扑克牌，用食指与中指把扑克牌弹出去，能飞得很远很远——像个赌神。 编：哈哈哈。 （文章用图出自《散文》2015年第3期封面 熊亮 绘）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刊物 更多好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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