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遗风
与宣城隐士文化探析
兰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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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城历史文化研究》微信版第157期 在谈到中国古代文化时，任何一个有良知的现当代，以及以后的知识分子，在尊崇学术道德的时候，永远都不可能忽略中国古代的隐士文化。无疑，隐士文化是中国古代文化和中国古典文学史中的一个里程碑，同时它也是一座高峰，鲜明地屹立了自我人格独立和自我审美关照实现的全部意义规范。尤其在后现代主义盛行的现代社会，在后现代主义面对高度组织的现代社会时，解构作为后现代主义的附属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工具。解构主义从所有的秩序和正统价值观中嗅出了陈腐的气息，并从对牢固的秩序、正统肆意破坏中展示出了强大的生命力。与此同时，我们完全可以清醒地看到解构主义也在迅速肆意地摧毁了鲜明而崇高的道德准则与道德信仰，使得本真自我像流沙一样从我们的指间穿过，我们用力越紧，就失去的越快越多。在高速运转的现代社会，任何一个有信仰的知识分子都完全有理由重复诗人北岛那句简单的诗：“在一个没有英雄的时代，我只想做一个人。” 中国古代多隐士，隐士多文人。隐士文化成为中国历史上一道独特的风景。中国士人隐居，多是因为社会的黑暗动乱，如魏晋之际出现的“竹林七贤”、“浔阳三隐”，均是因为当时官场的黑暗。他们的个人才能得不到统治阶级的认可，遭受排挤，个人的社会价值无法实现，便愤然远离世俗，归隐山林。但却因此成就了中国隐士文化，使中国历史更具韵味。 在魏晋风流晚唐的时代，是精神的时代，是小众精神规范引领大众道德准则的时代，更是自我本真清澈的时代。而支持这种精神的核心就是隐士文化。在讨论重建道德信仰母体的时候，就必须从隐士文化与中国古代文人人格的关系里寻求其中的自我独立人格与自我审美关照的精神内核。利奈尔在《菊花与诗酒——中国古代隐士的那些事儿》自序中写道：“隐士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谜。对于现代人来说，古代隐士那远去的背影恰恰是一抹永远也消褪不尽的残霞。每当我们在人生最彷徨的时候，他们的身影就会在天边浮现出来——那绯红的霞光虽遥不可及，但却分明而清晰地昭示着另一种理想生活、一种远离尘嚣的无言之美！”恰恰是最不懂中国文化的一个善良的外国知识分子，看到了中国古代隐士文化庞大的精神内核。 在说到隐士文化时，就必须探讨古代隐士和古代隐士文化，及它对中国古代文人人格的影响。 魏晋时期的知识分子在个人自由和个人在社会公共价值二者的选择上突出表现为坚持自我独立人格，同时依附自我审美意义上的思想生活，与政治权力量、社会世俗礼仪规范、社会世俗生活等三个方面有很大的隔离，特别是与政治权力中心敏感地保持了鲜明的隔阂。当然这与在特定历史时期的历史条件有一定的关系，当时战乱频仍特别是门阀氏族之间互相倾轧争夺，知识分子一旦卷入门阀氏族斗争的旋涡就很难自拔，也就无怪乎如此了。 东晋东晋太和年间（366--371）宣城著名隐士瞿硎，生前隐居灵岩紫云洞，在此修炼、读书、牧羊、驯鹿，死后葬此，后人改称“瞿硎石室”。唐朝时洞旁建寺，香火极盛，名闻天下，招徕四方僧众雅士。他们为何而来？一为亲睹美景，二慕瞿氏人品，三因佛修行。其中沈括、梅尧臣、施闰章等名士亦慕名游此，均赋诗以记之。 古时此地山名为瞿山，山中产磨刀石，名为硎，因此以瞿硎为名也。大司马得知先生隐于灵岩洞，便带人前来访问，见先生坐于石室，抚琴而歌：“十五从军征，八十始得还。道逢乡里人：‘家中有阿谁？’‘遥看是君家，松柏冢累累’。兔从狗窦入，雉从梁上飞。中庭生旅谷，井上生旅葵。舂谷持作饭，采葵持作羹。羹饭一是熟，不知贻阿谁。出门东向望，泪落沾我衣。”(汉代古诗) 歌毕，大司马拜访先生，请先生出山，为其幕僚，并许以荣华富贵。先生只说：“贫者，士之常也，吾已习惯矣。吾不会为贪图富贵而做世人唾弃之事。”一段时间之后，大司马第二次又来延请先生,并说道：“君居此高山寒洞，有何乐乎？”先生说：“吾乐多也。闲暇之余，吟诗、抚琴,与鹿羊为伴，嬉戏其间，其一乐也；邻里无欺，诚意相处，无奸诘之事，心之坦然，情之愉悦，其二乐也；与逝去的征士相比，吾年八十有六矣，吾今即去，心已足矣，其三乐也。司马无须执意相邀，吾意绝矣。” 又过了一段时间，大司马再次来到灵岩紫云洞，见到先生披鹿裘，坐于石室，面无神色，众皆莫测。近观之，先生已卒矣。大司马遣僚属将先生葬于紫云洞旁，并立碑，书“瞿硎先生墓”。王隐《晋书》卷九《隐逸传》记载：“瞿硎先生者，不得姓名，亦不知何许人也。太和末，常居宣城界文脊山中，山有瞿硎，因以为名焉。大司马桓温尝往造之，既至，见先生被鹿裘，坐于石室，神无忤色，温及僚佐数十人皆莫测之，乃命伏滔为之铭赞。竟卒于山中。”《晋书列传》第六十四、《太平御览》卷五百三有同样的记载。 《中国名胜词典》曰：“山门，古名石门，别称灵岩。在安徽宣城市宁国县城北15公里。西有文脊山，北有敬亭山。”以文脊山与敬亭山相媲美。文脊山以她厚重的历史文化以及优美神奇的自然山水而享誉四方，成为江南名山。石灰岩形成的奇峰、怪石、岩洞，千姿百态，独具一格。据史书记载，这里有大小岩洞72处，著名的有山门、涟漪、紫云、朝阳、碧云、明心六洞(据明嘉靖《宁国县志》)。而据民国县志载，六洞为朝阳、紫云、涟漪、枇杷、龙潭、灵岩，相距不一里许。唐贞元间(785－804)于洞旁建灵岩寺，又称山门寺，此后四方僧人云集，香火盛兴，文人雅士接踵而至。山门洞乃文脊山脉东麓之“山门”，其与文脊山连成一片，形成方圆数十里的自然景区。明嘉靖《宁国县志》载：文脊山“下有龙湫，有灵岩寺及沈大圣祠、齐云亭。晋瞿硎隐此，桓温常往造焉。”《太平环宇记 》（卷之一百三）“宁国县”条目中记载：“文脊山一名曷山，在县西三十里，按何法盛晋中兴书云，有瞿硎先生不知姓名，住宣城文脊山即其山也，下有庙，邑人祀之，祈祷有灵。”清康熙时期邑人鲍明发撰《瞿硎先生柌》以示纪念 。 奇境必出奇人。诸葛亮隐居湖北隆中，陶渊明隐居庐山。正是山门胜境隐逸着瞿硎先生，翻开宣城历史，凡是游览山门洞、题诗山门洞的文人墨客，几乎都要提到曾经隐居在此的瞿硎先生，以怀念这位隐士，赞美这位高人。直到清代，在山门洞的附近还建有瞿硎祠堂，供奉着这位先人。祠堂前有瞿硎先生亲手栽植的千年古树，该树不同于一般的树，而是桃、柜、梿三树合一，同本异枝，花各从其时。清代宁国籍文人汪作霖还为其作《建瞿硎祠记》。东晋桓温三番五次地到山门洞来拜访瞿硎先生，请他出山相助。可见瞿硎先生绝非一般人物，其才华和影响力均应在伏滔、郗超、王珣之上。桓温要夺权得天下，必须要有瞿硎先生这样的人辅佐。刘备“三顾茅庐”体现诸葛亮在刘备心目中的重要地位，桓温“三顾石室”则体现瞿硎先生在桓温心目中的重要地位。刘备得到了诸葛亮，而桓温则未能得到瞿硎先生，这是桓温的可悲之处。诸葛亮找到了刘备这样的明主而充分施展了他的才华，瞿硎先生生不逢时，盖世之才只能埋没在石窟中。 瞿硎先生尽管不愿为桓温而出山，但对待桓温的拜访并没有严辞痛斥，而应之以平淡从容；也没有拒之于门外，而是不卑不亢。桓温也没有因为瞿硎先生的拒绝而恼怒甚至无礼，反而令伏滔为他铭赞而去。这些都说明瞿硎先生与桓温虽政见不同，但个人彼此之间并无嫌隙。后人分析，桓温最终没有实施篡权行为，与瞿硎先生不愿出山相助有很大的关系。 后人给予瞿硎先生以很高的评价。北宋宰相王安石在他的《次韵游山门寺望文脊山》诗中这样写道：“闻昔有幽人，扪萝追赤松。遗形此古室，孤坐鹿裘重。人去邈不返，洞壑空藏龙。”晋代太和年间正值乱世之秋，朝庭腐败，致使众多高士弃官隐居，除瞿硎先生外，还有陶渊明等人。陶渊明虽已隐居，但他还留下了大量文赋，而瞿硎先生则无一字之遗，可以说是隐逸最彻底的一个人。清代文人鲍明发在《瞿硎先生论》中这样评价他：“孔子称泰伯，至德在民之无称，盖惟无称所以愈可称也。先生与渊明同趋，而不若渊明之籍籍人口，则先生之隐，视渊明而又异矣！故曰隐士之高者也。” 有关瞿硎先生的历史资料我们掌握的太少，正史很难找到。民间传说却有一些，一是说瞿硎先生是晋朝北方魏国的大将。二是江苏太仓县志有瞿硎先生在太仓进行文化活动的记载，直塘镇的文昌阁楼上还供有瞿硎先生的圣位，称瞿硎先生为东晋成帝的老师和相国。但这些都只能作参考，不足为据。瞿硎隐匿，有意不为世人所知，恰如老子所说：“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瞿硎先生原意不为人所知，但后人对他却尊敬有加。 （作者系江苏省昆山市政务服务中心工作人员，苏州科技大学人文学院专门史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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