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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一提京剧，就讲“四大徽班”。有些阅读京剧史料者，见到“徽”字便以为安徽，甚至到徽州去寻京剧之根。其实非也。《鞠部拾遗》明文指出：“所谓四大徽班者，非四家尽属徽人。和春之为扬州班；春台之为湖北班；四喜之为苏州班；三庆之为徽班。其调各殊，其派各别”。人们不禁要问，与安徽无关的各处戏班，为什么要称“徽”呢？上世纪“徽班进京二百年新闻发布会”上，有专家答记者问时说：“这些戏班是由徽商资助成立的，所以都叫徽班”。根据目前现有的京剧史料来看，此说并不可靠。因为进京祝寿的三庆班，是根据闽浙总督伍拉纳指令所为，与徽商无关。再查，早先戏班除王府或豪门的家班外，跑江湖的戏班班主多由当家挑樑角儿担任，称谓“老板”就是明证。名角任老板足以撑起全班人的生计，若说“资助”，那就是台下的听众，艺人们全靠卖票的收入来养家糊口，一些“吃开口饭”的管台下观众叫“衣食父母”就是最好的说明。究其称“徽”原因，与汉字“一字多义”有关。据《辞海》注：徽者，美善也。如“徽音”，犹云懿美之德音，，照今天的话说，叫做“美声”。又：“徽号”乃褒美之词。封建社会君主时代，帝后尊号之上，再加褒美之词，谓之“上徽号”。京剧《贺后骂殿》戏中，赵光义向贺后赔罪时唱“重上徽号容是不容”？即指此。四大徽班的“徽”字同样属褒美之词。如道光八年（1828）《金台残泪记》谓：“京师梨园乐伎，盖数十部矣，惜唯四喜、三庆、春台、和春，所谓四大徽班者焉”。把这段记载换句话说，就是：北京城里虽有几十家戏班，可惜均属一般，能拔尖的只有四喜、三庆、春台、和春四个出名最美好的戏班了。相隔数年，道光十七年（1837）《两般秋雨庵随笔》称“京师梨园四大名班，曰：四喜、三庆、春台、和春”。可以作证。因此，史称三庆为“徽”，同样带有给皇帝祝寿必须用最美好的戏班之义。故谓“徽班进京”。 近人不察，传言“四大徽班进京贺寿，标志着京剧的诞生”。纯属妄加推测，杜撰之词。翻阅史料便知，只有三庆班于乾隆间进京祝寿，其他三班乃嘉庆、道光间在京成立的戏班，何来“进京”？ 先说四喜班。乾隆间进京的戏班，除三庆班外，尚有“乾隆五十八年（1793）癸丑，集秀扬部到都”（见《消寒新咏》），不见有四喜班记载。直到嘉庆年间《都门竹枝词》中才出现“新排一曲桃花扇，到处哄传四喜班”。其他史料有的认为四喜班是在北京“只准唱昆曲”时组成的；也有称其班是嘉庆初，外地流散艺人来京组成的，外地流散艺人入京，并非全班人马，多为三五人结伴而来。如乾隆四十九年（1784）《滇南集·杂咏·批语》“名山愤然曰：吾即回家，带六七包头（小旦），随粮艘上座，樱桃斜（街）卖歌，《郑元和》一出，自压倒对肆”。（按：北京樱桃斜街，系清代各班艺人聚集之处，外来人搭班都去该处接洽）。又：乾隆年间，魏长生携徒陈银官入京搭班，魏搭双庆班，陈入宜庆班，从人也只带琴师和管理服装人员。因此，嘉庆时流入北京的昆曲艺人，只有搭入北京的四喜班，才能排出《桃花扇》而出名。 再说和春班。道光十七年（1837）《长安看花记》称谓：“和春为王府班，击、刺、跌、掷是其善场。今高腔即金元北曲之遗也，和春犹习之”。和春班是嘉庆八年在京成立的。如嘉庆八年（1803）小铁笛道人著《日下看花记》“和春新班初次登台，偕友往观。癸亥立春前二日”。可佐证。 至于道光间的春台班，更是在北京成立的了。翻阅戏曲史料便知，春台班在嘉庆年间排演昆曲《鼎峙春秋》（全本三国戏），米喜子扮演关公，“声曲臻妙，神情逼真”因而得名。秀谷李登齐在《常谈丛录》中说：“京师优部如春台班，其著者也，二十年来要皆以米伶得名”，可证。嘉庆二十四年（1819）米喜子挑班担子重，积劳成疾，呕血不止，便辞班离京返乡治病。春台走了米喜子，塌了大樑，不上座，不久便散班了。过了六、七年，在道光间出现的春台班，乃京都梨园子弟重新组建的，班中年轻人较多，故称“春台的孩子”而列入“四大徽班”。 综上所述，不能妄称“四大徽班进京祝寿”，空穴来风岂能信口传讹。对于下面那句“标志着京剧诞生”，就更不靠谱了。 京剧的核心腔调是西皮、二黄。所谓“诞生”就是指皮黄的出现。查号称“二簧耆宿”高朗亭率三庆班入京的时间在乾隆五十五年（1790），然而在此之前，北京城内就到处传唱西皮、二黄了。如乾隆四十九年（1784）《滇南集·杂咏》作者檀萃，望江人，乾隆四十二年赴云南禄劝任知县，乾隆四十九年督运滇铜入京，等候回批，在京观剧时，作诗记录当时北京演戏盛况， 诗曰： 丝弦竟发杂敲梆，西曲二黄纷乱忙。 酒馆旗亭都走遍，更无人肯听昆腔。 （原注：二黄犹西曲也） 再如成书于乾隆五十年（1785）《燕兰小谱》记西部曲调时，发现了新的琴腔，他说：“蜀伶新出琴腔，即甘肃调，名西秦腔”。《金台残泪记》补充“南方称甘肃调为西皮”。 按：蜀伶指四川艺人魏长生，他所演的戏，很多在京剧中形成保留剧目，如《闯山》又名【董家山】，做派细腻。乃前辈名家筱翠花之代表作（传承人为陈永玲）；又《铁弓缘》京剧名旦雪艳琴把其唱腔灌入唱片，前年央台播放该片时，还听出有“呐呼嗨”的唱法。以上两剧的唱腔，京剧叫它“西皮·南梆子”。梅兰芳说京剧的跷功和贴片子，也是魏长生传下来的。 魏长生何时入京，史料无明确记载，但可从其年龄中推算出来。魏长生生于乾隆七年（1743）卒于嘉庆七年（1802）虚龄六十岁。其入京时间，最迟也得在乾隆四十年（1774）之前。（因为清代男旦要求“色艺双绝”，一般十六、七岁崭露头角，二十左右走红，小旦超过三十二岁则谓色衰，便红不起来了。） 言归正传，探讨京剧诞生，若各地史官放弃本土观念，认真考证，便会以三句话来概括，即：源自三秦，起于江右，兴在京都。（三秦是指甘肃、陕西、山西，江右指长江西头四川）为什么说兴在京都呢？因为再好听的曲调，也得由高手来唱，才能唱出味儿来，而挂味儿的唱腔，也得有知音来听，才能品出味儿来，并且知音要多，不能曲高和寡，像俞伯牙的琴艺，只有钟子期一个知音，子期一死，他只好把琴摔了。京都乃举国精英聚集之地，高人雅士，达官显贵以及国际友人来自四面八方，可谓：曲高居地利，人杰在地灵，能不兴盛吗？友人又问：民国三年成立的汉剧，其剧目、声腔、身段、观感与京剧颇有相似之处，传说“汉调入京，才有京剧”是否属实？回答这个问题只须四个字：子虚乌有。史料虽记载吴焘说“班曰徽班，调曰汉调”。他是把安庆当徽州，听了安庆艺人讲话口音，错认为是湖北话了。何况“汉调”一词，当时指流派而言，不是今天的汉剧（详见拙文《京剧史料中的徽汉说》载1996年《中国京剧》）。若分析京剧与汉剧的异同，用句通俗语言，叫做“同父异母”。它们的父亲基因都来自明代的西秦腔。由北京母体生出来叫京剧；汉口母体生出来叫汉剧。基因同，声容举止有相似之处，也是“想当然”的了。闲聊至此，何谓“四大徽班”已然真相大白，诌几句“打油”作结束吧。词曰： 徽字本属褒美义， 腔名也是昆梆皮。 秦声楚调变京剧， 都因老佛爷是戏迷。 注：（一）带徽字的名词如：徽称、徽音、徽号、徽班等均属誉词，即表示美好之意。 （二）三庆班为《安庆花部》，曲调是昆腔、梆子腔、皮黄腔、台上还穿插时调小曲，统称谓“乱弹”。 （三）西皮、南梆子、高拨子皆为秦声；二黄、吹腔、四平腔均属楚调。从梅叟诗“休惊楚调有秦腔”句中得知，楚调亦源于西秦。自从竹制京胡出现，把皮黄纳入一身扎根北京，标志着京剧萌芽。 （四）“老佛爷”即光绪时最高统治者慈禧，喜爱皮黄，时常召外班入宫供奉，赏赐颇丰。有时还参加改动戏词。一时间上行下效，各王府豪门也办家班、逛戏园。皮黄由此上升为“满城争说”的大戏，民国时期被称谓：国剧。 本文为答友人问而作 2014.11.11 后 记 据传京剧的表演中“吃节顿错”之法，来自昆曲。《梅兰芳舞台生活四十年》中说：“昆曲的身段、表情、曲调非常严格，这种基本技术底子打好了，再学皮黄，就省事得多”。经查，早于清代就有演昆曲的工具书，名《梨园原》。书中专论昆曲的表演方法，对京剧的表演发展影响很大。究其因，是清代嘉庆年间，全国禁演“乱弹、梆子、秦腔、弦索（乐器）”等曲调，只准唱昆曲和高腔，违者按大清律法治罪。艺人们不敢抗命，都改学昆曲谋生。嘉庆死后，道光登基，禁风渐渐平息。恢复皮黄曲调时，艺人们把已经学会并掌握的昆曲表演方法，巧妙地用于皮黄戏中，《旧剧丛谈》谓：“今日皮黄由昆曲变化之明证，厥有数端。老伶无不擅昆曲，长庚、小香无论矣，即谭鑫培、陈德霖亦无不能之。”咸丰同治间“三鼎甲”之一的程长庚本昆曲出身，更是强调昆曲的表演，他办起小科班，要弟子先学三出昆曲，再学皮黄。至今京剧中的名角大都与其科班之传承有关。齐如山说程长庚表演关羽时“专学米喜子”。为了了解程学昆曲的时间地点，翻阅了一些有关史料，对程长庚的师承关系，均无定论。其中2006年由旅游教育出版社印发的《清代戏曲发展史》引用《戏曲志·安徽卷》的记载，颇有欺世之嫌，他说：“程长庚出生于梨园世家，他的父亲程祥溎曾在道光初年任三庆班的掌班人。程长庚从小向其父学艺，十岁随父北上，经开封、太原辗转到北京。程家父子决定搭三庆班谋求发展，不料程长庚进入三庆班不久，就因不熟悉北京的戏路，得不到观众的认可而退出。春台班的掌班人米应先（米喜子），见程长庚身材适中，眉清目秀，基本功扎实，嗓音洪亮，是块生角的好料，便收他为徒，留在家中精心培育，并根据他昆曲基础薄弱的缺点，送他到保定和盛成班学习昆曲。程长庚在学艺过程中狠下功夫，得到迅速提高。米应先见程的技艺大有长进，便推荐他到京城一家豪门权贵举办的堂会上演唱《文昭关》”。 以上这段绘声绘色的故事，讲的活灵活现，但经不起推敲。 经考证，米喜子（应先）生于乾隆四十五年（1780），到嘉庆元年（1796）米虚龄十七岁搭入北京的春台班。嘉庆三年（1798）皇帝下诏，凡用弦索乐器伴奏的曲调一律禁演，只准演由笛子、唢呐伴奏的昆曲和高腔，违者按律治罪（详见附“净化舞台”全文），禁戏时，米正在北京春台班排昆曲全部《鼎峙春秋》，饰戏中关羽而得名，《梦华琐簿》谓：“米伶扮关帝，不傅赤面，但略扑水粉，扎包巾出。居然凤目蚕眉，神威照人，对之者肃然起敬”。《北京梨园掌故长编》引秀谷李登齐《常谈丛录》谓：“京师优部如春台班，其著名者也。二十年来（嘉庆间）要皆以米伶得名。米盖吾邑之饶段村人，名喜子，自幼入班，习扮正生。每登场，声曲臻妙，而神情逼真，辄倾倒其座。远近无不知有米喜子者，即高丽、琉球诸国之来朝贡或就学者，亦皆知，而求结识之。班中以老成者，呼为米先生，都人亦相随以是为称，其见赏，重如此”。嘉庆二十四年（1819）米积劳成疾，呕血不止，便离京返乡养病。不久，春台班少了米喜子不卖座而散班。 再说程长庚。其宗谱记：“长庚出生于嘉庆十六年（1811）辛未十月初七午时，故于光绪五年（1879）己卯十二月十三日亥时。”米喜子离京返乡时，程长庚才虚龄八岁，即使搭入北京三庆班效力，八岁孩子只能唱唱昆曲开锣戏，根本见不着米喜子。此后道光年间出现的“春台的孩子”班，乃艺人重新组建的，与米之春台班是两码事。且道光十二年（1832）米在家乡病逝，如何去北京推荐程长庚唱《文昭关》？不查真伪便著书向旅游者介绍，真是误人不浅。 言归正传，程长庚学米喜子的昆曲表演方法，是后辈对前人的“声曲臻妙、神情逼真”技艺的仰慕、模仿，他与米喜子并无师承关系，切莫误传。 附 “净化舞台，禁止乱弹” 《中国戏剧通史》（下册）影印苏州老狼庙《钦差谕旨给示牌》，碑文如下： “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总理粮储提都军务巡抚江宁等处地方事物费为晓谕事照得钦奉 谕旨 元明以来流传剧本，皆系昆弋两腔，已非古乐正音。但其节奏腔调犹有五音遗意，即扮演故事亦有谈忠说孝，尚足以观感劝衍。乃近日倡有乱弹.梆子.弦索.秦腔等戏。声音既属淫靡，其所扮演者，非狭邪牒亵即怪诞悖乱之事，与风俗人心殊有关系。此等腔调，虽起自秦，皖，而各处辗转流传，竞相仿效。即苏州，扬州，向习昆腔，近有厌旧喜新。皆以乱弹等腔为新奇可喜，转将素习昆腔抛弃，流风日下，不可不严行禁止。嗣后除昆弋两腔仍照旧准其演唱，其外乱弹，梆子，弦索，秦腔，等戏，概不准再行演唱。所有京城地方，着交和珅严查饬禁，并着传谕江苏，安徽巡抚，苏州织造，两淮盐政一体严行查禁。如再有仍前唱演者，惟该巡抚，盐政，织造是问。钦此。 钦遵查乱弹，梆子，弦索，秦腔等戏，淫牒靡亵，怪诞不经，最为风俗人心之害。今钦奉谕旨饬禁森严，即应先令民间概行摈弃，不复演唱。则此种戏班无技可使，庶不致辗转流传，竞相仿效。除行司转饬查禁，如系外来之班，谕令作速回籍，毋许在境逗留。其原系本省之班，如能改习昆弋两腔，仍准演唱外，合亟出示晓谕为此示。 仰阖属军民人等及各戏馆知悉，嗣后民间演唱戏剧，只许扮演昆弋两腔，其有演乱弹等戏者，定将演戏之众（家）及在班人等，均照制律，一体治罪，断不宽贷。各宜遵毋违。 特示。 “嘉庆三年（1798）三月初四日示” （禁演乱弹，净化舞台达25年之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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