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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1届奥斯卡在北京时间2月25日上午结束。 根据初步的统计显示，令颁奖典礼节目组提心吊胆的收视率在经历四年连降达到历史新低后，终于有所回升，这一结果也不枉奥斯卡在开始前的各种“反复”。 ▲奥斯卡曾在颁奖典礼前宣布为了缩短节目的时长，将四项大奖移至广告时段，在引起业界的激烈反抗后妥协。 尽管每一年都有人在唱衰奥斯卡，但“政治正确”也好，“影响式微”也好，对于中国的观众来说，奥斯卡早已成为一个标准、一种权威。 奥斯卡在中国的影响力来源已久，早在民国时期引进的大批美国电影中，就已经包含不少奥斯卡提名电影。 经年累月的耳濡目染、好莱坞电影的扩张与发展，使奥斯卡在中国的认知度远高于欧洲三大电影节，即便它代表的始终是美国而不是世界。 ▲《第七天堂》7th Heaven (1927) 据相关资料，1929年，南京最豪华的“国民大戏院”开张，首日就放映了第一届奥斯卡三项提名的《第七天堂》。 而作为“一种电影标准”的奥斯卡，它的颁奖的标准又是什么？它似乎不像戛纳等欧洲大奖那样重视电影艺术、作者风格，但也似乎无意一味迎合大众审美。 用曾经提名奥斯卡最佳女演员的莉莉汤姆林的话概括，奥斯卡奖是“美国庸俗之经典”，也有人归纳奥斯卡“提名看实力，得奖靠运气”。 又或许如同国内专门从事奥斯卡研究的严敏所说： 在叫座与叫好之间，奥斯卡以自己的方式维系着微妙的平衡，而它的每一次选择，在 “意外爆冷”亦或是“意料之中”等等的背后，暗含、博弈与输出的是奥斯卡、好莱坞，以及美国社会的价值观。 “民主选举”投票制 奥斯卡的审美体系来源于它独特的评审机制。奥斯卡奖的专业名称为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奖”（Academy Award），这个“学院”也就是所谓的“评委”，由取得一定成就的业内人士组成。 ▲去年新增的名单中也包含着不少中国近年来活跃的艺术电影导演，包括动画电影《大世界》导演刘健、纪录片《摇摇晃晃的人间》导演范俭。 截止目前，学院人员已经超过9000人，业界人士的门槛保证了专业性，而巨大的基数（尤其是演员）又兼顾了市场性。 奥斯卡的评选方式借鉴于美国政治选举，即偏好投票制（preferential voting）。在世界上纷繁多样的电影奖项中，仅有奥斯卡和美国制片人工会奖采取这种制度，也因此，工会奖最佳影片常常被视为奥斯卡的前哨站。 ▲《绿皮书》Green Book (2018) 今年的奥斯卡最佳影片也与工会奖最佳影片重合，均为《绿皮书》。 偏好投票制的具体操作方式就是给每个奖项的参选影片选出心中的第一、第二、第三……在这些影片中，第一名喜好度超过5%的就能够获得提名，超过50%的影片将脱颖而出，获得对应奖项。 而除了最佳影片这一奖项可以由全员参与以外，其余奖项仅对应该行业的“评委”才能投票，比如最佳摄影的投票者都是摄影师，最佳导演的投票者都是导演……这就导致了一些专业的奖项会比较“排外”，一些跨界新人在评选中相对劣势。 ▲《罗马》Roma (2018) 《罗马》导演阿方索·卡隆获得了今年奥斯卡的最佳摄影奖，算得上是例外，可见其实力。 另一方面，这个机制也导致作为全员投票的“奥斯卡最佳影片”往往是迎合学院大众口味的保守与正确。过于风格化、个人化，亦或是过于阴暗、激烈的影片一般撑不到最后。 像今年的奥斯卡最佳影片颁给了《绿皮书》，在某种程度上，《绿皮书》胜在它的均衡与中庸，在剧本、拍摄、演员、主题都做得十分工整、面面俱到的前提下，它讲述的还是一个讨大众喜欢的温暖故事。
▲《绿皮书》（左）容易让人想起1989年的《为黛西小姐开车》（右），两部影片都是黑人、白人和解的故事，都以开车为线索，都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影片。 因此，学院的选择，常常与学院的构成人员挂钩。 曾经的学院是白人的天下，根据数据，2016年，学院的7000名成员中，94%为白人，77%为男性。平均年龄在60岁以上。而15、16连续两年，奥斯卡的演员奖项都没有任何黑人入围。 在“奥斯卡太白”的质疑声中，学院也在努力改变和平衡这一现状。去年学院公布了新成员邀请名单，人数达到928人。新成员中，38%为有色族裔，49%为女性，使有色族裔和女性成员占比分别增至16%和31%。 同时，学院的成员也明显开始“年轻化”。具体表现于他们对于独立、小众、边缘的电影接受能力增强，而不是一贯的厚大薄小，偏爱史诗片与正剧片。 ▲第89届奥斯卡《月光男孩》（左）击败《爱乐之城》（右）成为最佳影片，可视为边缘人群的胜利。 当下的主流文化与社会环境也是影响影获奖片的重要因素之一。最典型的例子是第81届奥斯卡拿到最佳影片的《平民窟的百万富翁》。当年同时提名最佳影片的是《本杰明·巴顿奇事》、《对话尼克松》、《米尔克》、《朗读者》等强劲对手，最后却是由《贫民窟的百万富翁》获胜。 ▲《平民窟的百万富翁》Slumdog Millionaire (2008) 《平民窟的百万富翁》横扫第81届奥斯卡，拿下8座小金人。 它的获奖原因和当时的时代背景息息相关，《贫民窟的百万富翁》上映之时恰逢2008年的金融危机，这部小人物逆袭的乐观励志影片无异于经济萧条时期的强心针与安慰剂。 奥斯卡潜规则：公关 每个行业都有潜规则，更何况像奥斯卡这样的好莱坞年度总结大会。且不说获奖，取得提名就能让名利翻番，不仅影片的票房能被迅速拉动，演员的价值也随之倍增。 没人会错过这个为自己“正名”的机会，看今年Netflix为《罗马》所做的努力就知道了。 去年7月，Netflix挖走著名战略公关师Lisa Tabacka（曾参与公关7部奥斯卡最佳影片）加入，为“冲奥”做足准备。同时，Netflix也为《罗马》斥下巨资——超过2000万美元的公关费，这一价格，几乎与它买下《罗马》发行权的数字相同。 Netflix未必有多热爱艺术电影，但《罗马》的提名与获奖，对Netflix却意义重大，它给予的是Netflix立足电影界的信心，表明的是好莱坞对于这个外来侵入者的承认。
▲《罗马》最终依然没有拿到最佳影片，在错综复杂的影响因素之中，反对“Netflix电影”应该位列其中。 Netflix的大手笔不是个例。早在2009年，哥伦比亚电影公司为《社交网络》投入的公关费就达到了2500万美元。 除了这些“天价”，一部电影的奥斯卡公关费一般为几十万到几百万美元不等。
▲《社交网络》The Social Network (2010) 那么，如此轰轰烈烈、声势浩大奥斯卡的公关，是如何影响投票的呢？ 每年报名奥斯卡的影片数不胜数，光是提名的就有几百部，许多学院成员并没有时间和精力去看完所有影片，这就使得制片方和发行方有机会趁虚而入。 首先要做的就是扩大知名度，邮寄DVD影片、包场举行放映会属于正常操作，邀请明星到场造势更能加分，制片人流连各类酒会刷存在感见怪不怪，在著名媒体如《综艺》、《好莱坞报道》上抢夺眼球也必不可少。 还有一些手段更加“高阶”。比如寄送DVD的同时附赠一些小礼品，以及放映结束后的高级晚餐与豪华住宿，更有甚者邀请评委参加私人聚会、制造丑闻抹黑对手……
▲《撞车》Crash (2004) 《撞车》光是制作给评委的DVD就花了25万美元。 这门“奥斯卡公关学”并不是当下的专利，而是伴随着奥斯卡奖发展而来，可以说是源远流长，最早的奥斯卡公关出现时，学院全体投票的机制甚至还没确立。 1930年举办的第二届奥斯卡，默片时代最著名的女演员琼·克劳馥凭借《贵妇人》获得奥斯卡最佳女主角，这一结果引起了巨大的争议与信任危机。原因是在颁奖之前，琼·克劳馥将当时的“中央评选委员会”全体成员请到家中，招待茶点。
▲《贵妇人》Coquette (1929) 琼·克劳馥为冲击奥斯卡，在《贵妇人》中一改美国甜心形象。 琼·克劳馥直接定义了“公关”与“冲奥”，也让当时的奥斯卡不得不做出危机处理，撤销中央评选委员会，改为学院全体成员投票。 而真正将奥斯卡公关发扬光大的还是哈维·韦恩斯坦。他曾是在玩转奥斯卡游戏规则的著名高手，他参与制作的电影获得了300多项奥斯卡奖提名，最终获奖次数超过70次，尽管韦恩斯坦已经倒台，但他的公关手段似乎依然影响深远。
▲《莎翁情史》VS《拯救大兵瑞恩》 奥斯卡著名的几起“冤案”都有韦恩斯坦的影子。 奥斯卡每一次选择的背后，原因庞杂而多变，根据奥斯卡自己定义的宗旨，它“承认并坚守电影艺术与科学的卓越之美”，意欲通过电影“将世界联结在一起”。 也就是说，奥斯卡的主题，有纯粹的电影艺术与技术，也有面向大众的责任与义务，还有平衡世界多样、输出美国文化的包容与中庸。 在对于“为什么我们既看不起奥斯卡，又不停地讨论奥斯卡”的问题上，戴锦华曾回答“只要好莱坞电影继续覆盖全球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市场，奥斯卡就会继续引入瞩目”。 也正因如此，我们在每一年指责完它的“无趣”之后，又会在下一届奥斯卡来临前，摩拳擦掌、兴致勃勃地开始新一轮的预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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