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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武术史及武术人物，最常出现的问题就是有意或无意的捕风捉影、以讹传讹，甚至凭空杜撰。正确的认识历史以及历史人物，必须以史料为依据进行甄别，同时还要深入到相关人物的行为逻辑以及他所处的历史环境中去看待，才可能得出相对正确的认识。 讨论孙禄堂先生当年为何要去研究太极拳，也应本着这样的态度去认识。我采取的方法是从孙禄堂先生所处事件的相关历史背景出发，从相关人物与事件的逻辑与史料证据的统一中发现真相，认识事件与人物在其中的作用与意义。 那么如何去甄别和择取史料，其标准是什么？ 甄别和择取一份史料，我认为需要从以下五个方面进行考量： 1）史实性，有可确认的当年实物（文字资料或物件）作为证据。 2）时间性，相关史料与所研究的对象具有同期性。 3）公信性，资料的公信性强弱分析与判别，如当年报刊、杂志、个人的信誉的判别。 4）权威性，不是当年任何人写的东西都可以一视同仁，还要看出处的权威性。 5）互证性，史料之间能否互相印证。 史料符合这五性的程度越高，可靠性就越高，作为武术史研究依据的价值就越高。 我们从孙禄堂先生在民初时期（1915年——1927年）撰写并出版的几部武学著作中不难发现当时他著书出版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彰显武术的修身价值，这在他的《形意拳学》、《八卦拳学》和《太极拳学》这几部拳著中开明宗义，表述的很明白，反映出孙禄堂先生写这几部书的主要目的是旨在对武术文化地位的确立与提升。 孙禄堂先生为什么要从这个角度著书，而不是仅以格斗作为其著书宗旨？ 这是当代研究者往往忽视的问题，也导致某些人根据自己的立场和想象对此常常做出完全错误的推断。 想弄清这个问题就需要回到孙禄堂先生当时所处的历史背景并结合其史料记载来认识。 1900年庚子之乱，不仅加速了清朝的覆灭，也再一次给中国文化以巨大的冲击，尤其是义和团运动的负面影响，社会上尤其是文化界对习武者普遍鄙夷，甚至认为拳与匪几为同类，乃至对武术这种文化载体的排斥。孙禄堂先生感到这个问题如果得不到解决，武术就不可能得到健康的发展。所以，他著书的目的首先是为了彰显武术的修身价值，通过阐扬武术学理并与练拳实效之间的相互印证，使人们认识到武术具有与文一理、与道同符的至高文化地位。 孙禄堂先生著书始于民初，但他的这种思考要早得多。尤其是义和团运动后，他重新思考武术的价值与功用，于是把修身定位为武术未来的主要社会功能，根据他的《八卦拳学》原自序，1901年他已开始重视研究太极拳。 有些人总喜欢把孙禄堂先生研究太极拳这件事说成为太极拳如何能“打”的证据，但这个说法只是反映了这些人自己的意愿而已，并非事实。孙禄堂研究太极拳并不是因为太极拳多么能“打”而要研究太极拳，实际上从一开始他就发现太极拳并不怎么能“打”。孙禄堂先生20多岁时就与杨健侯有过接触。但是在1900年之前，孙禄堂先生并没有把太极拳作为自己研修的重点纳入到自己的武学体系中。1900年后他开始重视研究太极拳，是因为他看到了太极拳背后所隐含的修身价值和学理，他后来宣扬太极拳也是因为这个。此外，当时他就发现了那时的太极拳在技击上存在结构性缺陷（后来1928年中央国术馆首届国术国考、1929年的浙江国术游艺大会擂台赛及上海国术大赛擂台赛都一再证明了这一点），用孙禄堂先生自己的话说就是与自己所习各家之劲皆不能相合，所以孙禄堂从一开始就着重探究太极拳的所以然之理，同时改良当时的太极拳技术与理法，使之能够经得起技击实践的印证，故由此促生了他创立了融合形意、八卦两拳之意于一体的孙氏太极拳。 毫无疑问，孙禄堂先生为了阐扬武术与文一理、与道同符这一宗旨，有意避免节外生枝，因此在他的著述中有意不提或回避他所接触的那些太极拳在技击理法上的缺陷问题，反而对这些太极拳的代表人物给予了高度评价，于是有了他在《拳意述真》中把杨露禅、武禹襄与董海川、李能然并列的那段评述。孙禄堂先生是以旧瓶子装新酒来的方式巧妙立新。这是他当时为了提升武术的文化地位所采取的一种策略。 认识到这一点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孙禄堂先生对太极拳的态度特别关键，也对我们正确的认识孙禄堂先生的武学思想是非常重要的。同时这也帮助我们认识到孙禄堂先生的五部武学著作并非包含了其武学体系的全部内容，尤其对其技击体系的具体技法、练法、打法等，在其书中介绍的十分简略，而据我多年的考察，孙禄堂先生的技击体系是一个极为高效且系统完备的体系。 孙禄堂先生著书的目的是通过揭示武学的根本性原理，即如何与道相合的原理，来提升武术的文化地位。所以，孙禄堂先生以《易经》为基础为其武学立论，并进而揭示他的武学与儒释道各家思想之间具有互为表里的有机联系。正所谓“君子求其本，本立道生”。 在中国传统文化受到西方文化全面冲击之时，在打倒孔家店的新文化运动轰轰烈烈时期，当时身在新文化运动中心北京的孙禄堂先生仍以《易经》为基础为武学立论，表现出他那独立的精神人格、极大的文化自信和思想勇气。孙禄堂先生之所以如此，并非仅仅出自一种文化情怀，而是孙禄堂先生“因拳理悟透易理，及释道正传真谛、经史子集释典道藏之精华，老宿所不能难也。旁及天文几何与地理理化博物诸学，为新学家所乐闻焉。”（《近今北方健者传》1923年出版）孙禄堂先生是因为有其登峰造极的技击功夫和绝顶的武学造诣为印证，而且他的武与文贯通一体已臻至境，所以他能认定真理之所在。 孙禄堂先生的凛然无畏、绝勇超拔，呈现于他独立的精神中，表现出一种逆潮流而独往的坚持真理的意志，以及为了这一目标对待原则问题的坚守和对于枝节问题的包容与妥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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