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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的文·武散官（文·武散阶），严格来说，只存在于北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年）前。【1】元丰改制后设置的“寄禄官”，虽然借用了不少元丰前的“散官”官名（如开府仪同三司、特进、金紫光禄大夫等等），但其本质上跟元丰前的“本官”【2】是一回事儿，同时也是由元丰前的“本官”转化而来的。 注1：元丰五年废除散官（散阶）后，依旧可以授予蕃官或外国人。 注2：有关“本官”“寄禄官”，可参见《宋代职官制度基础知识（一）：级别》 我们知道，唐代的散官，虽则可能早在高宗朝之时就已经开始了贬值，但这贬值过程其实是相当缓慢的。即便在经历了安史之乱，及之后中·晚唐的连串动荡后，散官（尤其是文散官）依然多少留存着一些实际功用与价值。而到了北宋前·中期（元丰改制前），散官（散阶）最终却只剩下了唯一的最后一个功用——定章服【3】。 注3：粗略地说，就是决定官员穿什么颜色的常服（公服），以及佩不佩鱼袋，佩哪种鱼袋等等。另外，宋太宗淳化元年（990年）之前，散官还多少残留着“门荫”与“赎刑”的作用。 这里首先说明一下宋代官员常服的颜色问题： 北宋元丰改制前，制度上规定官员常服（公服）有紫（散官官品三品以上）、绯（散官官品四·五品）、绿（散官官品六·七品）、青（散官官品八·九品）四等；元丰改制后，废除了散官（散阶），且去青不用，官员常服变为紫（寄禄官官品四品以上）、绯（寄禄官官品五·六品）、绿（寄禄官官品七品以下）三等。 可实际上，早在唐朝的唐文宗时期，官员就开始渐次不再使用青色常服了。 到了北宋亦是同理。虽然宋廷照抄了唐代的“纸面制度”（紫、绯、绿、青四等），然而在史料文献里各种对当时官员常服服色的记载、描述中，都可以看出，即便在北宋元丰改制前，官员实际穿着的常服服色也只有紫（散官官品三品以上）、绯（散官官品四·五品）、绿（散官官品六品以下）三等。元丰改制后，则是终于根据这种现实，来着手修改了“纸面制度”。另外，宋代的内侍（宦官）、武臣，通常一律穿着紫色常服。 其次是“鱼袋”： 宋代的鱼袋是一种标志身份、地位的配饰，佩戴在腰带上，分金、银二等【4】。一般着紫色常服则佩金鱼袋，着绯色常服则佩银鱼袋，着绿色常服则不佩鱼。武臣、内侍（宦官），通常一律不佩鱼。【5】亲王本不佩鱼，自神宗熙宁八年（1075年）开始则可以佩玉鱼袋。 注4：另有一种特殊的玉鱼袋，基本专赐亲王。北宋大观年间，徽宗曾试图赐蔡京玉鱼袋，为其婉拒。 注5：武臣偶尔也有特例。譬如陈尧咨由文换武之后，申请佩金鱼，被特许。  出自龚延明的《宋代官制辞典》（中华书局，1997年） 别看北宋元丰改制前，宋廷在制度上将文·武散官（文·武散阶）设置地整整齐齐的。其实，北宋元丰前对文武官员授予散官的实际情况，与当时的“纸面制度”相比较，差别却是着实不小的。 首先是文臣。文臣与文散官还没有什么问题。 文臣的本官可分成三个大等（群体）——选人、京官、（升）朝官。如一名官员的散官（文散官）在“朝奉郎”以下，则分为两种情况——京官、（升）朝官，以及部分选人每次升迁散官，一次加5阶；另一部分选人每次升迁散官，一次加1阶。如散官（文散官）在“朝散大夫”以上，每次升迁散官，大家都是一次加1阶。不过，有时也会有“因恩超迁”的特殊情况。  出自龚延明的《宋代官制辞典》（中华书局，1997年） 而武臣与武散官，则几乎没有什么交集了。 宋代武散官的主要授予对象是蕃官和外国人。只有在丁忧后受起复时，部分高级武臣才会被授予“起复云麾将军”的武散官。【6】其他情况下，大多数武臣通常拥有的都是文散官，例如银青光禄大夫【7】、金紫光禄大夫【8】。 注6：如真宗大中祥符九年（1016年）七月，引进使、英州团练使、知秦州曹玮以母亡奏闻，中书言：“秦州边要，虑有阙事，准咸平二年王超丁忧，翌日降制起复，今请速追玮出。”即日授起复云麾将军。 注7：如真宗景德二年（1005年），贺遵式结衔为“内殿崇班，镇定邢赵等州沿山东山西都巡检使，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左散骑常侍，兼御史大夫，骑都尉，清水县开国子、食邑五百户”。 注8：如仁宗嘉祐八年（1063年），李璋结衔为“翊卫功臣，殿前副都指挥使，武康军节度、洋州管内观察处置等使，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工部尚书，使持节洋州诸军事、洋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国，平原郡开国侯、食邑一千一百户、食实封四百户”。 想想也很好理解——既然武臣一律穿着紫色常服，且通常一律不佩鱼，于是对武臣而言，散官唯一的功用“定章服”，当然亦就失去了意义。那么授予武臣散官，自然也就成了“循先例”【9】的一种“例行公事”罢了。 注9：武臣拥有文散官，在中·晚唐时已有许多先例，甚至可以说形成了制度化的“成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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