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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正定城（8）：明代时期的真定城：三关雄镇畿辅地
秀毓恒南翠遮空
之五 “甲申之变”中的真定城
正定阳和楼（南向）前的关帝庙
正定阳和楼（北向）
真定城是明朝“甲申之变”的历史见证者，也是经历者。
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十九日，李自成率领农民军攻入京师，明崇祯皇帝朱由检在紫禁城后的煤山（今北京景山）自缢而死，明朝灭亡。不久，清军入关，起义军退出北京，随后，李自成兵败牺牲，起义军失败，大清朝占领并定都北京，满清王朝开始了对中国的统治。因1644年为农历甲申年，这一年连续的国事更迭大变故，使这一年成为中国历史上大动荡的一年，史称“甲申之变”，又称“甲申国难”。真定城在这一年，也见证和经历了这个不同寻常的“甲申年之变”。
崇祯十七年（1644年）一月，李自成率领农民起义军占领西安后称帝，建国号大顺，改元永昌，以崇祯十七年为永昌元年，并改西安为长安。同年二月，起义军分两路进攻北京，一路由李自成亲自率领，渡黄河，下太原，传檄各州县，揭露朱明种种罪状，山西农民群起响应，各府州县望风而下。接着又率军北上，经大同、宣府(今河北宣化)南下，三月十八日围困京师。次日攻入北京，明思宗朱由检（崇祯皇帝）自缢于煤山(今景山)。明朝灭亡。另一路由先前一步进入山西的大将刘芳亮等率领，从平阳(今山西临汾)经阳城，越太行山出豫北，先下卫辉(今河南汲县)、彰德(今河南安阳)等地，然后经真定(今河北正定)北上，以牵制明朝南路援军，为闯王李自成进攻北京做策应。
当时，起义军首领刘芳亮率兵东出固关兵临真定城下，随后派使者给真定巡抚徐标送去劝降信，要他归降起义军，但徐标不降，并撕毁信件，还诛杀了来使。面对一路势如破竹声势浩大的起义军队伍，真定知府邱茂华产生了畏惧和临阵脱逃的心理。在义军攻占真定城之前，他将一家老小偷偷的送出真定城避难，这一举动被巡抚徐标发现，立即派人将邱茂华缉拿并关进了监狱。徐标将邱茂华关押之后，继续积极备战，抵抗农民起义军的攻城。但是，在当前形势和起义军的强大攻势下，以及对腐败的明王朝众叛亲离等因素，守城军卒暗中倾向于投诚农民起义军。于是，在一次巡抚徐标登城部署防御计划时，军卒突然兵变，将巡抚徐标绑缚起来，准备送给起义军。并“劈狱请茂华出。茂华遂檄所属州县，豫叛待贼（按：指起义军）数日，而贼始以数骑入城，收帑籍地，距京城止三百里，寂然无言者”（《明史纪事本末.卷二十》）。尽管真定城发生了这样大的兵变，但是，忙乱于西线迎战闯王李自成的明朝廷却无暇顾及，就这样，起义军毫不费力的占领了真定城。
这期间，由于巡抚徐标不肯投降义军，被兵变的部卒“缚出城外杀之”。明朝真定卫火攻营游击陈三捷看到大势已去，无奈之下，为表对明王朝的忠心和气节，在写下“平生志气有天知，岂料今朝事已非。一死酬军千古烈，世人莫笑我为痴”绝命诗后自缢而死。
虽然，农民起义军攻陷北京城，取得胜利，但由于在政治、军事、财政、纪律等各方面的不正规和不协调性，以及起义军内部混乱和争斗的消耗，加之吴三桂打开山海关“请援”大清国军队的乘虚而入，从而使起义军失去了对整个国家和政局控制的最佳时机。在彪悍的满清军队逼迫下，在李自成即皇帝位后的第二天，即四月三十日，起义军退出北京城，战略南撤。
五月三日，起义军在定州清水河与清兵遭遇战兵败南撤，再次激战于真定，李自成因箭伤由真定经井陉出固关撤出河北，进入山西，返回西安。
在撤出河北之前的五月四日、五日，有关起义军在真定城内所发生的事情，我们可以从明朝原米脂县知县边大绶撰写的《虎口余生记》中探知大概。当时，他被起义军监押着路过真定城：“三日至无极，此日大雨…次日（按：五月四日）至真定，入城，喧传万岁（按：指李自成）驾将至，贼党红衣者满街，谓老府兵…至次日初五日，日甫出即有贼来传马帅出城，发兵候驾，吴贼遂带余往见。及出城，见贼兵自北而南，尘土蔽天。然皆老幼参差，狼狈伶仃，十贼中夹带妇女三四辈，全无纪律。余见之，不胜忿懑。如此鼠辈，而所向无坚城，致万乘屈沉，真可痛哭流涕也。恨余被执，不能杀贼，见其灭亡耳。立数刻，吴姓复同一任姓者，押余入城。至督府前，候一二时，伪帅不返，倏传曰：“驾至矣，不进城，在关帝庙吃中火，即行。”二贼又带余出城至庙外。此时随余县役四人，止存一王姓者，余暨跟驴人俱亡矣。余自分见闯，决无生理，尽以后事嘱王役，托其传与家人，我死于国难，无恨也。须臾，贼众起身去，伪帅传谕带余西行。是日至获鹿之上安，次日出固关”。
起义军押解着边大绶跟随大部队出固关后的“二十二日，我大清固山额真、谭泰等破闯贼于真定，贼走平阳，遂走韩城。贼走真定，吴三桂导我固山额真、谭泰及辽抚黎玉田合兵追及之”（清.徐鼒《小腆纪年附考.卷六》），留守在真定城的起义军败走，清军占领真定城。
边大绶，直隶（今河北）任丘人，曾任陕西米脂县知县。崇祯十五年（1642年）正月初八，陕西总督汪乔年下令边大绶掘毁李自成的祖父李海和父亲李守忠的坟墓，“尽数伐掘”，将骨骸“聚火烧化”。因为害怕李自成报复，边大绶不久遂辞官归乡。崇祯十七年四月二十八日被义军俘获，遂有了他亲身的真定见闻。在边大绶眼中，失败南撤的起义军如此的军容不整军纪涣散的“鼠辈”，却能在过去“所向无坚敌”取得了节节胜利，灭亡了大明江山，简直是让他不能理解而又愤懑不已的事情。
“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这样的情况发生，是身为朝廷命官的边大绶所不能理解的。自然，“甲申之变”，给人留下的“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的历史教训，也是边大绶辈所不愿接受和正视的历史事实。当然，明末农民起义军的成功与失败，也使后人深刻领会到“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沉痛教训。
“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300年后，郭沫若先生的《甲申三百年祭》破解了这一历史悖论，“甲申之变”就像一面历史的镜子，对兴邦治国有着历史和现实的教育意义，真定城在彼时亲身经历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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