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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发生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故事。那天中午，妻子在电话里兴奋地告诉我，她抓阄抓到了一只大海螃蟹。 这是只一斤左右的大海螃蟹。自1958年“大跃进”以来，近十多年没看到过这么大的海螃蟹了。妻子将螃蟹洗了洗放进蒸锅，刚刚冒出热气，螃蟹味儿就在整个楼道弥漫开来。那个时代我们居住的是筒子楼，邻居们吸吸鼻子，好奇地问，谁家在蒸螃蟹呀？多年没有闻到过螃蟹味儿了。 妻子原是一名演员，在那个残酷的人性扭曲的年代，那些天生丽质、气质端庄、举止高雅的年轻演员被轰下了舞台。为了生存，这些演员自己成立了碳刷厂。从此，墨黑色的碳粉在她们周围的空间飘浮，涂染在她们原本白皙的双颊。这种有毒作业完全打破了她们以往那种淡妆浓抹总相宜的生活。 或许因为她们的演员身份，或许是当时计划供应她们食堂的副食商场对她们有所照顾，那天，副食商场竟然卖给了她们食堂十几只螃蟹。这多年不见的螃蟹，按说给领导们分了，也不会引起什么反响。可当时的领导刚刚“解放”不久，全都战战兢兢的，谁敢要？食堂做菜用吧，百多人的食堂，炊事员也很为难——最终决定，抓阄。妻子运气好，抓到了一只最大的。 螃蟹摆上饭桌，四岁多的儿子两眼盯着螃蟹问我：“爸爸，这是嘛呀？能吃吗？”我看着儿子疑惑的目光，竟一阵心酸，出生在海滨城市，四岁的儿子竟然没见过螃蟹。 我掰开螃蟹后盖儿，这真的是一只名副其实的“大黄”，后盖儿里的蟹黄儿塞得满满的硬硬的。我用筷子取出一小块儿，蘸上些由姜末和醋泡的佐料，递到儿子的嘴边。儿子用小手捂着嘴，边躲闪着边说：“不要，我不要！”我说：“你尝一点儿，咬一小口，不好吃就吐了。”妻子也劝儿子说：“好儿子，你用舌头舔一下，尝尝是什么味儿的？”儿子看了看我，又看了看妈妈，伸出小舌头舔了一下，咂了咂嘴巴，又指了指嘴和我手中的筷子，意思是他还要再尝尝。这次，他不是舔了，而是一口把那一小块儿螃蟹黄儿吃了下去，接着说：“我还要。” 看着儿子高兴的样子，竟有一种说不上来的酸楚，四岁的孩子了，到今天才认识什么是螃蟹，在一种巧合的环境下才知道螃蟹是什么味道的。 “妈妈，明天你还‘抓’一个来，我还要吃。”妻子看了我一眼，苦笑着说：“好儿子，明天是‘抓’不来了。”我连忙和儿子说：“以后一定会‘抓’来的，一定。”我在儿子面前扬了扬拳头。 妻子边说着话，边把螃蟹腿、螃蟹爪、螃蟹盖儿上没有吃净的肉用一支细竹签仔细地挑来挑去——哪还有什么螃蟹肉呀，可妻子硬是挑出来像栗子一般大的一团碎肉，笑笑说：“明天包螃蟹饺子吃。” 第二天，妻子拿着肉票和副食本买了点肉和小白菜，把这一小团螃蟹肉放进去，搅成了馅儿，把那几个螃蟹腿、螃蟹爪外壳和螃蟹盖儿用温水泡上，等水凉了，再用这些水和面，还美其名曰：“可以增加一些海味。”用当代的词语可以说是创新吧！ 饺子的味道还真有点海味，邻居和我说，昨天吃螃蟹，今天吃螃蟹馅的饺子，“后门”够硬的呀！当时，“一打三反”运动刚刚结束，“批林批孔”运动正搞得轰轰烈烈。走“后门”也是一项被批判的罪状。我忙解释说，是我妻子抓阄抓来的。邻居意味深长地微微一笑，似乎在说，抓阄抓来的，有人信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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