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东永济（隋唐永济）： 汉武帝时，黄河在馆陶县决口，分作屯氏河，流向东北经贝州、冀州而入渤海。隋炀帝四年，修该河命为永济渠。唐大历七年，析临清县，置永济县，属贝州，以西临永济渠而名。永济县亦是原馆陶县。到了宋初，又并永济县入临清县。 《方舆纪要》山东五记载：永济城在州西南。唐大历七年，田承嗣奏析临清县，置永济县，属贝州，以西临永济渠而名。兴元初，朱滔谋渡河侵汴，入魏境，至永济，以田悦不与偕行，怒，略取平恩、永济，以兵守之。朱梁乾化五年，魏博附晋，晋王存勖自临清进屯永济，遂入魏州。宋初，仍并入临清县。平恩，今见直隶曲周县。 卫河在城西。自直隶大名府流经馆陶县界。又东流至此，合于汶河，亦谓之清河。应劭曰：清河在清渊县西北。是也。自隋以后，谓之永济渠。大业十二年，遣杨义臣讨群贼张金称于平恩。义臣引兵直抵临清之西，据永济渠为营，寻自馆陶潜济，袭击金称，破斩之。唐光化二年，幽州刘仁恭攻魏州，败还汴，魏兵追至临清，拥其众入永济渠，杀溺不可胜计。宋皇初，河合永济渠，注乾宁军。崇宁初，开临清县坝子口，增修御河西堤，是也。 《通典》，贵乡县有屯氏河。贵乡本后魏分馆陶置。《元和志》馆陶县下，屯氏河俗名屯河，在县西二里。与此《注》迳县东异，盖县有迁徙。又永济县下，永济渠在县西郭内。汉武时河决馆陶，分为屯氏河，东北经贝州、冀州而入渤海。此渠盖屯氏古渎，隋氏修之，因名永济。按：唐永济县在今临清州西南，永济渠即今卫河。然吉甫《元和志》云，永济渠西去馆陶县十里，则永济县以上永济渠，非在馆陶西二里屯氏河之道。且考屯氏河自今临清州东北入夏津县境，今卫河自临清州北入武城县境，则永济县以下永济渠，与屯氏河之道亦殊也。 （郝仰宁） 对永济渠的异称 （此永济渠与今永济无关，蒲州永济渠的名字可能从此借用而来——郝仰宁） 史载：隋炀帝于大业四年（公元608年）春正月，“诏发河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永济渠，引沁水，南达于河，北通涿郡。”（《隋书》卷三《炀帝纪上》）又据《元和郡县志》卷十六《河北道一·相州》：“内黄县……永济渠，本名白渠，隋炀帝导为永济渠，一名御河，北去县二百步。”《元和郡县图志》卷十六《河北道一·贝州》：“永济县，本汉贝丘县地，临清县之南偏，大历七年，田承嗣奏于张桥行市置，西井永济渠，故以为名。永济渠在县西郭内。阔一百七十尺，深二丈四尺。南自汲郡引清、淇二水东北入白沟，穿此县入临清。按汉武时，河决馆陶，分为屯氏河，东北经贝州、冀州而入渤海，此渠盖屯氏古渎，隋氏修之，因名永济。”《禹贡锥指》卷十三下：“永济渠，即古之清河，《汉志》之国水，《水经》之清、淇二水。曹公自枋头遏其水为白沟，一名白渠。隋炀帝导为永济渠，一名御河，今称卫河者也。”严耕望先生在《唐代交通图考·隋唐永济渠》一文中，经详考认为：永济渠自“卫县以东，北至独流口约五百公里（就直线言）之流程，实亦与郦注之淇水、清河（淇水下游名清河）流程略相一致……具见永济渠之工程实多循汉魏北朝之旧河道也。” 由上可知，永济渠的开凿，也是利用了白渠、沁水、清水、淇水等原有的河道的。因此，在唐人的诗文中，每多“白渠”、“白水”、“清河”、“清川”、“淇水”等水路雅称，实际上就是永济渠。 至于说永济渠又称“御河”，这亦是泛称。如，《隋书》卷二十四《食货志》载：“开皇八年……开渠，引谷、洛水，自苑西入，而东注于洛。又自板渚引河，达于淮海，谓之御河。河畔筑御道，树以柳。”《元和郡县图志》卷五《河南道一》：“汴渠……自宋武北征之后，复皆堙塞。隋炀帝大业元年，更令开导，名通济渠，自洛阳西苑引谷、洛水达于河，自板渚引河入汴口，又从大梁之东引汴水入于泗，达于淮，自江都宫入于海。亦谓之御河，河畔筑御道，树之以栁，炀帝巡幸，自江都宫入于海。”《太平寰宇记》卷十五：“十道志云：‘自南北朝，彭城为要害之地，隋凿御河已来，南控埇桥，以扼梁、泗，历古名镇，莫重于斯。’”等等。唐人诗文中，将环绕京城的护城河亦称“御河”。如：王之涣《送别》诗云：“杨柳东风树，青青夹御河。近来攀折苦，应为别离多。”（《全唐诗》卷253）。 通过以上的考察可知，千年流淌着的隋唐大运河，堪称是一条蕴含着异常丰富的文化矿藏的河流。自然的变迁，可以改变它的河道、水色和流向，但由于历代官府对它的维修和利用，历代文人对它的关注和歌咏，就使它的存在形态始终保存在我们的古代文献中。作为一条可以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河流，我们必须应时地启动运河文化的考古工程，促使当今的人们能对它不断有新的认识和发现，从而给我们的申遗和保护工作提供更加翔实的历史资料和借鉴。这样，才能真正激活这条伟大河流的文化生命，才能向世人充分展现这条伟大河流的文化丰采。 （作者单位：江苏省淮阴师范学院） “大运河”称谓溯源 大运河，本是对京杭大运河（或称南北大运河和隋唐大运河）的一种简称或泛称。运者，水上运输之道也。大者，长也。冠以“京杭”二字，乃是近人对运河南达北至之地的标示和指称。众所周知，大运河的南北开通是在隋朝，而唐朝则将运河的航运事业推到了鼎盛阶段。因此，后世又有“南北大运河”和“隋唐大运河”之称，但隋唐时期还没有出现“大运河”这一概念。“大运河”的称谓，最早始于宋人。南宋人吴自牧在描述杭州城内外河道的源流走向时云：“城中小河、清湖河两河，合于北郭税务前，由清湖堰闸至得胜桥，与城东外沙河、菜市河、泛洋湖相合，分为两派：一由东北上塘，过东仓新桥，入大运河，至长安闸，入嘉兴路运河；一由西北过得胜桥，上北城堰，过江涨桥、喻家桥、北新桥以北，入安吉州界下塘河。”（《梦梁录》卷十二《城内外河》）尽管这里所指称的“大运河”，实际上只是隋唐运河的江南段———江南河。但由于它贯通南北，纵越千里，历久不衰，已然是人们心目中的一条大河了。因此，宋人用“大运河”来统称和誉称它。 至于需要具体指称时，宋人主要是以行政区划或某个地点作为划分运河段落的标准的。如，北宋人欧阳修在修撰《新唐书》时，就以行政区划来冠于所要指称的某段运河之前：“开成二年夏，旱，扬州运河竭。”（《新唐书》卷三十六《五行志三》）此后，这种指称便越来越普遍。 （北宋）王存等撰《元丰九域志》卷五：“涟水州，东、北六十里，四乡。金城、太平二镇有涟水运河……长洲，一十九乡，有凤凰山、松江运河……吴江州，南四十里，四乡。有吴江运河。” （南宋）王应麟《玉海》卷二十二《咸平运渠图》：“明道二年，五月，辛巳，参政王随、供奉官邓守恭、江从莹上《淮南运河图》……元丰七年三月十六日，以开龟山运河。”王应麟《通鉴地理通释》卷十三：“楚州为南北襟喉，长淮二千余里，河道通北方者五：淮、汴、涡、颍、蔡是也。其通南方以入江者，唯楚州运河一处。”等等。 宋元以后，人们又以地理的相对方位来指称大运河。 “里运河”，此称始见于宋。《宋史》卷九十七《河渠志七》：“萧山县西兴镇通江两闸，近为江沙壅塞，舟楫不通。乾道三年，守臣言：‘募人自西兴至大江，疏沙河二十里，并浚闸里运河十三里，通便纲运，民旅皆利。’”此处的“里运河”，是指从萧山县西兴镇开挖的通往钱塘江的这一段里、外两道运河。后来，“里运河”的概念又有变化。如，（清）傅泽洪《行水金鉴》卷一百三十七：“张玉书等称里运河、骆马湖之水，俱入中河，河窄难以容纳，应于北堤建修减水坝三座。”清代大臣张玉书此处所指的“里运河”，实际上就是现今人们指称的江北扬州至淮安的这一段运河。之所以称这一段运河为“里运河”， 其说有二：一说当年隋炀帝征发十万淮南民工疏浚取直的新邗沟———自山阳（今江苏楚州）引淮水经江都（今江苏扬州）入长江的水道，位于古邗沟（南起长江，北通射阳湖，再抵今江苏楚州古末口）的西侧， 是在其里，故有此称。如，（宋）程大昌《禹贡后论》：“江之通淮以邗沟。沟，吴创也。吴将伐齐，自广陵城东南筑邗城，并城掘沟。沟之远，南起江而北通射阳湖以抵末口淮者，吴故也。隋开皇七年，开山阳渎以通漕运。山阳，今楚州也，比射阳末口则为西矣。”（清）胡渭《禹贡锥指》卷六：“淮、湖之水南流入江，实自炀帝大业初始，盖沟阔至四十步，而又变曲为直。”一说里运河得名于“里河”，如《明史》卷八十五：“明初，运粮河自瓜仪至淮安谓之里河，自五坝转黄河谓之外河。”所谓“里下河地区”，指的就是这一段运河（江淮运河、淮扬运河）流经的东岸地区。“里下河”并不是一条河，而是由里运河下游许许多多河网构成的一大片河网洼地的统称。它西至里运河，东到串场河，北至苏北灌溉总渠，南到新通扬运河，主要包括江苏盐城、泰州、扬州、南通等地区。当然，“里运河”也还有特指某一段里、外两条运河的情况的。如，从通州到北京的一段运河,也称“里运河”。 “南北运河”、“南运河”、“北运河”和“中运河”等称，始见于元、明、清三朝。 “北运河”，此称始见于元。（元）苏天爵撰《元名臣事略》卷九《郭守敬行状》：“先时，通州至大都陆运官粮，岁若干万石。方秋霖雨，骡畜死者，不可胜计，至是皆罢。是秋，车驾还自上都，过积水潭，见其舳舻蔽水，天颜为之开怿，特赐公钱一万二千五百缗，仍以旧职兼提调通惠河漕运事。公又欲于澄清闸稍东，引水与北运河接，立闸丽正门西，令舟楫得环城往来，志不就而罢。”这里所说的“北运河”，就是现今人们指称的从天津至通州的一段运河。而明朝人又曾将由山东达天津这一段运河称为“北河”。（《明史》卷八十五《河渠志三·运河上》） “南北运河”，此称始见于明。（明）徐思曽《吴江水利功成碑》：“浚三江等九桥，修石塘，开百窦，疏南北运河，以利漕舟。”（张内蕴、周大韶撰《三吴水考》卷十六）（明）《广西按察佥事郑先生墓碑铭》：江西道御史郑观，于“正统庚申，廵南北运河，兼检关津所输舟船税钞，以均给于远岁，盐商人人称平。”（徐纮《明名臣琬琰续录》卷九）（明）刘徤《黄陵冈河工完之碑》：“弘治二年，河徙汴城东北，过沁水溢流为二：一自祥符于家店，经兰阳、归德至徐、邳入于淮。一自荆隆口、黄陵冈，东经曹濮，入张秋运河。所至坏民田庐，且损南北运河道，天子忧之。”（谢肇淛《北河纪》卷三）等等。 “南运河”，所指称的地段，明、清两朝前后有异。明朝人将由瓜洲、仪征达淮安的一段运河称为“南河”。（《明史》卷八十五《河渠志三·运河上》）而清朝人又将卫河称为南运河。清康熙年间陈仪所撰《直隶河渠志》一卷：“卫河，即南运河也，亦曰永济渠，亦曰御河，源出河南卫辉府。自山东武城县流入直隶故城县界，又东径山东徳州界，复入直隶径景州东吴桥县西，又东北径东光县西，又东北径交河县东南七里口，又东北径泊头镇入南皮县界，又东北径沧州城西，又东北径青县城东，静海县城西，天津府城北，至三岔口与白河会，入海，计长八百余里。” “中运河”，明、清两朝所指的地段基本一致。明朝人将由黄河北达徐州丰、沛一带的运河称为“中河”。（《明史》卷八十五《河渠志三·运河上》）《钦定大清会典》卷十三《户部·漕运》亦载：“国朝南凿桃、宿之道，开中运河以避黄河之险。于是，粮艘由淮浦渡河径趋山东达。”桃，即桃园县（今江苏泗阳县）。宿，即宿迁县。近人亦将江苏淮安北至徐州和山东台儿庄的一段运河,称为“中运河”。 “大运河”的异称 隋朝所开通的南北大运河，本是由通济渠、邗沟（江淮运河）、永济渠和江南河这四段运河所组成的。而这四段运河之所以能够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内开凿贯通，当时，主要是充分利用了原有的古河道，再加以疏浚、拓宽或取直而成的。此外，隋唐运河本为官方所开，其主要功能又在于漕运。所以，在唐代诗文中，人们对运河的称谓，几乎皆缘此而各异。 对通济渠的异称 史载：隋大业元年（公元605年）三月，隋炀帝“发河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通济渠，自西苑引谷、洛水达于河，自板渚引河通于淮。”（《隋书》卷三《炀帝纪上》）中唐人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五：“河阴县，本汉荥阳县地，开元二十二年以地当汴河口，分汜水、荥泽、武陟三县地于输场东置，以便运漕…… 汴渠，在县南二百五十步，亦名蒗荡渠……隋炀帝大业元年更令开导，名通济渠。”《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复自板渚引河，历荥泽入汴，又自大梁之东，引汴水入泗，达于淮。”按：汴水在秦代称鸿沟、莨菪渠，汉代称浚仪渠。后因兼邲之水，“邲，又音汳，即汴字，古人避反字，改作汴字。”（《宋史》卷九十三《河渠志·汴河上》）文人选词，多半喜欢古雅。因此，唐人常借洛水、汴渠、汴河、汴水、汴流或汴路等古称来代称通济渠。当时，由东都洛阳南下衡、广之路线，一般有水陆两条：陆路是取道南阳、襄州、荆州、湘中、过岭至广州；水路则是沿隋时所开之南北运河，即由洛阳东下汴河，入淮水，经邗沟，达长江，再沿湘水或赣水南下。人们南来北往的水路，又大都是取汴水直接入淮的南道，又称漕河、漕道———唐代的漕运河道。如，岑参《偃师东与韩樽同诣景云晖上人即事》诗云：“山阴老僧解楞伽，颍阳归客远相过。烟深草湿昨夜雨，雨后秋风渡漕河。”（《全唐诗》卷199）白居易《久雨闲闷，对酒偶吟》诗亦云：“凄凄苦雨暗铜驼，袅袅凉风起漕河。”因为这一线远比偏向东北入泗经徐州再达淮的北道便捷顺畅，所以沿途留下的诗文也最多。 其中，以汴渠、汴河、汴水、汴流或汴路等指称通济渠者最为习见，此渠河堤又被称为汴堤或隋堤。从古今大量的文献检索中可知，关于这一段运河，后人的吟咏和评论最为丰富，积淀着的历史文化也最为丰厚。在某种程度上，“汴河”、“隋堤”已成为最能代表隋朝特征的文化符号，成为评论隋炀帝功过是非的一个聚焦点。 晚唐诗人许棠的《汴河十二韵》开篇就云：“昔年开汴水，元应别有由。或兼通楚塞，宁独为扬州。”（《全唐诗》卷604）这里的“开汴水”，就是指当年隋炀帝不惜民力开凿了通济渠。初唐诗人宋之问《初宿淮口》诗云：“孤舟汴河水，去国情无已。晚泊投楚乡，明月清淮里。汴河东泻路穷兹，洛阳西顾日增悲。夜闻楚歌思欲断，况值淮南木落时。”（《全唐诗》卷51）诗人所宿的“淮口”，实际上就是位于泗州城和盱眙城（今江苏盱眙县）之间的通济渠入淮处。如，同是初唐人的骆宾王就有一首《早发淮口望盱眙》诗（《全唐诗》卷79）。再如，中唐人李翱曾于元和四年由洛中入幕岭南，当时，他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撰成了《来南录》一文。其文云：“出洛下河止汴梁口，遂泛汴流通河于淮……庚申，下汴渠入淮，风帆及盱眙。” （《全唐文》卷六百三十八）晚唐人皮日休《太湖诗并序》亦云：“咸通九年，自京东游，复得宿太华，乐荆山，赏女几，度缳辕，穷嵩髙，入京索，浮汴渠至扬州。”（《全唐诗》卷610）其《汴河怀古二首》之一：“万艘龙舸绿丝间，载到扬州尽不还。应是天教开汴水，一千余里地无山。”（《全唐诗》卷615）其他如李峤、白居易、权德舆、马戴、罗隐、吴融、景池等许多唐代文人，也都曾行旅此处，留下诗篇。从众多的诗文中可以发现，汴河和淮河的交汇，又无异于泾水和渭水的交汇。因通济渠北接黄河，故常年显得浊流滚滚，混黄一线。而一旦进入淮河，景色则顿时改观：平缓的水流，清澈的水色，构成了一幅清丽异常的风景，二水由此形成了鲜明的比照。如，“汴水东流虎眼文，清淮晓色鸭头春。君看渡口淘沙处，渡却人间多少人。”（刘禹锡《浪淘沙》，《全唐诗》卷28）“淮水色不污，汴流徒浑黄。”（孟郊《憩淮上观公法堂》，《全唐诗》卷380）“万古清淮照远天，黄河浊浪不相关。”（徐夤《醉题邑宰南塘屋壁》，《全唐诗》卷709）岑参诗云：“清淮无底绿江深，宿处津亭枫树林。”（《崔仓曹席上送殷寅充石相判官赴淮南》，《全唐诗》卷201）韩愈诗云“清淮无波平如席”（《送僧澄观》，《全唐诗》卷342），刘禹锡诗云：“清淮春浪软”（《淮阴行五首》，《全唐诗》卷364）等等。 以“汴堤”、“隋堤”代称通济渠或隋朝遗迹者：如，唐代诗人吴融《隋堤》诗：“搔首隋堤落日斜，已无馀柳可藏鸦。岸傍昔道牵龙舰，河底今来走犊车。曾笑陈家歌玉树，却随后主看琼花。四方正是无虞日，谁信黎阳有古家。”（《全唐诗》卷687）史载：通济渠和邗沟开通、疏浚后，隋炀帝又命“河畔筑御道，树之以栁。”（《元和郡县志》卷5，《资治通鉴》卷180）随着一代暴君的灰飞烟灭，“隋堤柳”也就成为一种亡国的象征了。大诗人白居易的诗歌《隋堤柳—悯亡国也》最具代表性：“隋堤柳，岁久年深尽衰朽。风飘飘兮雨萧萧，三株两株汴河口。老枝病叶愁煞人，曾经大业年中春。大业年中炀天子，种柳成行夹流水。西自黄河东至淮，绿荫一千三百里。大业末年春暮月，柳色如烟絮如雪。南幸江都恣佚游，应将此柳系龙舟……二百年来汴河路，沙草和烟朝复暮。”（《全唐诗》卷427） 在唐代文人中，唯有晚唐诗人罗隐在《席上歌水调》一诗中采用了“通济渠”的正称：“余声宛宛拂庭梅，通济渠边去又回。若使炀皇魂魄在，为君应合过江来。”（《全唐诗》）卷665）其他诗人概用代称。 对邗沟（江淮运河、淮扬运河、扬楚运河）的异称 史载：隋文帝为伐南陈，曾于开皇七年（公元587年）四月，“于扬州开山阳渎，以通运漕”。（《隋书》卷一《高祖纪》上）。隋炀帝大业元年（公元605年）通济渠开通后，“又发淮南民十余万开邗沟，自山阳至扬子入江。渠广四十步，渠旁皆筑御道，树以柳。”（《资治通鉴》卷180）唐宋时，人们又称这一段运河为“官河”。如，唐人韦庄《过扬州》诗云：“当年人未识兵戈，处处青楼夜夜歌。花发洞中春日永，月明衣上好风多。淮王去后无鸡犬，炀帝归来葬绮罗。二十四桥空寂寂，绿杨摧折旧官河。”（《全唐诗》卷697）盖因扬州乃官家（当年的隋炀帝）常年游幸之地，邗沟一段，官船的过往又最为频繁等缘故。《旧唐书》卷十七（上）：“扬州城内旧漕河水浅，舟船涩滞，输不及期程。今从阊门外古七里港，开河向东，屈曲取禅智寺桥东，通旧官河，计长一十九里。”《唐会要》卷二十九：“大中六年九月二日，淮南节度使杜悰奏：‘海陵、髙邮两县百姓，于官河中洒出得异米煮食，呼为圣米。’”唯白居易对江南河亦泛称为官河：“自钱塘至盐官界，应溉夹官河、田湖，放湖入河，从河入田。淮盐铁使旧法，又须先量河水浅深，待溉田毕，却还本水尺寸，往往旱甚，即湖水不充。今年修筑湖堤，高加数尺，水亦随加，即不啻足矣。晩或不足，即更决临平湖，添注官河，又有余矣。（自注：虽非浇田时，若官河干浅，但放湖水添注，可以立通舟船）。”（《白氏长庆集》卷六十八《钱塘湖石记》） 有的学者说，唐时邗沟又称漕渠。但经笔者考索，“漕渠”所称并非只限于邗沟，南北大运河的每一段几乎都可称“漕渠”，因为大运河的主要功用就是漕运。如，《册府元龟》卷四百九十七载：隋文帝于开皇四年诏曰“东发潼关，西引渭水，因藉人力开通漕渠。”唐人魏征所撰的《隋书》卷一亦载：开皇四年九月乙丑，隋文帝“幸灞水，观漕渠。”唐玄宗开元十八年六月壬午，“东都洛水泛涨，坏天津、永济二桥及漕渠斗门。”（《旧唐书》卷三十七《五行志》）唐代宗永泰二年九月庚申，“京兆尹黎干以京城薪炭不给。奏开漕渠，自南山谷口入京城，至荐福寺东街，北抵景风、延喜门入苑，阔八尺，深一丈。渠成，是日上幸安福门以观之。”（《旧唐书》卷十一《代宗本纪》） “自桑干河下至卢思台，去幽州八百里，逄安德还曰：‘自此之外，漕渠壅塞。’”（《旧唐书》卷七十七《韦挺传》） 对江南河的异称 史载：大业六年（公元610年）十二月，隋炀帝“敕穿江南河，自京口至余杭，八百余里，广十余丈，使可通龙舟，并置驿宫、草顿，欲东廵会稽。”（《资治通鉴》卷181）史念海先生在《隋唐时期运河和长江的水上交通及其沿岸的都会》一文中说：唐时，“江南河和永济渠则仍故名，未见新称。”（史念海《唐代历史地理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12月第1版，第314页）事实上，并非如此。据笔者所考，唐人称“江南河”者并不多见。因“江南河”的开凿，也是利用了江南众多的湖、河水道的。所以，唐人诗文中多以“松江”、“娄江”、“笠泽”、“吴江”等古称来加以指代。明人王鏊撰《姑苏志》卷十有按云：“今三江，一自太湖从吴县鲇鱼口北入运河，经郡城之娄门者，为娄江。一自太湖从吴江县长桥东北，合庞山湖者，为松江。一自大姚分支过淀山湖，东至嘉定县界，合上海县黄浦，由黄浦经嘉定、江湾、青浦东北流，亦名吴松江者，为东江。”《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十五《山南道一》“苏州吴县”载：“松江，在县南五十里，经昆山入海。《左传》云：‘越伐吴，军于笠泽，’即此江。”如，初唐文人宋之问《夜渡吴松江怀古》诗云：“宿帆震泽口，晓渡松江濆。棹发鱼龙气，舟冲鸿雁群。寒潮顿觉满，暗浦稍将分。气出海生日，光清湖起云。水乡尽天卫，叹息为吴君。谋士伏剑死，至今悲所闻。”（《全唐诗》卷53）晚唐诗人吴融《祝风三十二韵》云：“我有二顷田，长洲东百里。环涂为之区，积葑相连纟丽。松江流其旁，春夏多苦水。堤防苟不时，泛滥即无已……故隐茅山西，今来笠泽涘。”（《全唐诗》卷685）牟融《寄范使君》诗云：“未秋为别已终秋，咫尺娄江路阻修。”（《全唐诗》卷467）薛逢《送刘郎中牧杭州》：“一州横制浙江湾，台榭参差积翠间。楼下潮回沧海浪，枕边云起剡溪山。吴江水色连堤阔，越俗舂声隔岸还。圣代牧人无远近，好将能事济清闲。”（《全唐诗》卷548） 对永济渠的异称 史载：隋炀帝于大业四年（公元608年）春正月，“诏发河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永济渠，引沁水，南达于河，北通涿郡。”（《隋书》卷三《炀帝纪上》）又据《元和郡县志》卷十六《河北道一·相州》：“内黄县……永济渠，本名白渠，隋炀帝导为永济渠，一名御河，北去县二百步。”《元和郡县图志》卷十六《河北道一·贝州》：“永济县，本汉贝丘县地，临清县之南偏，大历七年，田承嗣奏于张桥行市置，西井永济渠，故以为名。永济渠在县西郭内。阔一百七十尺，深二丈四尺。南自汲郡引清、淇二水东北入白沟，穿此县入临清。按汉武时，河决馆陶，分为屯氏河，东北经贝州、冀州而入渤海，此渠盖屯氏古渎，隋氏修之，因名永济。”《禹贡锥指》卷十三下：“永济渠，即古之清河，《汉志》之国水，《水经》之清、淇二水。曹公自枋头遏其水为白沟，一名白渠。隋炀帝导为永济渠，一名御河，今称卫河者也。”严耕望先生在《唐代交通图考·隋唐永济渠》一文中，经详考认为：永济渠自“卫县以东，北至独流口约五百公里（就直线言）之流程，实亦与郦注之淇水、清河（淇水下游名清河）流程略相一致……具见永济渠之工程实多循汉魏北朝之旧河道也。” 由上可知，永济渠的开凿，也是利用了白渠、沁水、清水、淇水等原有的河道的。因此，在唐人的诗文中，每多“白渠”、“白水”、“清河”、“清川”、“淇水”等水路雅称，实际上就是永济渠。 至于说永济渠又称“御河”，这亦是泛称。如，《隋书》卷二十四《食货志》载：“开皇八年……开渠，引谷、洛水，自苑西入，而东注于洛。又自板渚引河，达于淮海，谓之御河。河畔筑御道，树以柳。”《元和郡县图志》卷五《河南道一》：“汴渠……自宋武北征之后，复皆堙塞。隋炀帝大业元年，更令开导，名通济渠，自洛阳西苑引谷、洛水达于河，自板渚引河入汴口，又从大梁之东引汴水入于泗，达于淮，自江都宫入于海。亦谓之御河，河畔筑御道，树之以栁，炀帝巡幸，自江都宫入于海。”《太平寰宇记》卷十五：“十道志云：‘自南北朝，彭城为要害之地，隋凿御河已来，南控埇桥，以扼梁、泗，历古名镇，莫重于斯。’”等等。唐人诗文中，将环绕京城的护城河亦称“御河”。如：王之涣《送别》诗云：“杨柳东风树，青青夹御河。近来攀折苦，应为别离多。”（《全唐诗》卷253）。 通过以上的考察可知，千年流淌着的隋唐大运河，堪称是一条蕴含着异常丰富的文化矿藏的河流。自然的变迁，可以改变它的河道、水色和流向，但由于历代官府对它的维修和利用，历代文人对它的关注和歌咏，就使它的存在形态始终保存在我们的古代文献中。作为一条可以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河流，我们必须应时地启动运河文化的考古工程，促使当今的人们能对它不断有新的认识和发现，从而给我们的申遗和保护工作提供更加翔实的历史资料和借鉴。这样，才能真正激活这条伟大河流的文化生命，才能向世人充分展现这条伟大河流的文化丰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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