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个别选目失当和底本差错 1，《再造》唐宋编选用了国家图书馆藏两部内容、版本相同的《張先生校正杨宝学易传》（二十卷），且两书提要均强调 “此书现存兩部完帙，均藏中国国家图书馆”。经查，该两部古籍之版本毫无差别，亦无缺卷，不知何故要重复影印。 2，《再造》唐宋编入选两部《汉雋》（十卷）。上图藏本提要谓“《天祿琳琅书目后編》卷四著录《汉雋》两部，据所列印鉴，知其一即为此本，而谓其乃淳熙十年象山县学刻本，则误”；又谓“《藏园订补郘亭知见传本书目》载有‘宋淳熙十年(一一八三)象山县学刻本’，半叶九行，小字双行三十字，白口，左右双栏。刊工有孙济、孙湛、王进、方迪等，今观《中华再造善本》所收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本，刊工、版式均与之一致，当即淳熙十年本”，故此断定本馆藏本系宋淳熙五年滁阳郡斋刻本，国图藏本为宋淳熙十年象山县学刻本。然而，国图藏本原著录为宋淳熙十年象山县学刻本，提要却根据张元济《宝礼堂宋本书录》之说，推翻了原先的说法，断定该本亦为宋淳熙五年滁阳郡斋刻本。据此，两部《汉雋》提要都自称宋淳熙五年滁阳郡斋刻本，但核对后发现两本刻工全然不同，并非同一版本。《提要》理应统合两本提要自相矛盾之说，消弭抵牾。又，该两本《汉雋》除刻工迥异外，版式行款、内容雷同，然上图本著录行款为“每半叶九行，行十五字”；国图本则曰“每半叶九行，行十八或十九字”，差异明显，不妥。 3，《再造》唐宋编选印两部《汉书》（一百卷），均为国家图书馆藏，一为宋蔡琪家塾刻本，一为白鷺洲書院刻本。据二书提要著者考证，“观此书（白鹭洲书院刻本）版式、内容、字体等，与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宋蔡琪家塾本悉同，或為覆刻建安蔡琪本”。经查，该两部《汉书》除白鹭洲书院刻本目录前有“甲申岁刊于白鹭洲书院”双行牌记外，余皆相同，实为重复出版且篇幅巨大。因影印在前，《提要》撰写滞后，故发现重复已不能补救。 4，《再造》金元编选用国图藏《玉海》二百卷，附诗考一卷、诗地理考六卷等十三种同期刻印之古籍，共计240册，索书号3316。据提要介绍，此本原为铁琴铜剑楼所藏，“钤有‘铁琴铜剑楼’印記，今藏中国国家图书馆”；提要还两次引用该书前后序文，以证该书刻梓时间及刻印者。《中华再造善本总目提要》序言中不仅明言收录此本《玉海》，还专门介绍了它的特色与价值，以及如何著录及分类的情况。但实际影印之《玉海》却为索书号0915的元刻本，残存一百十卷68册，篇幅仅为前者的二分之一有余，与目录和提要所述版本不符；书中亦无“铁琴铜剑楼”印记，并且书的前后残缺，序文无存。因提要著者撰写提要时未查验影印本，故始终不知影印底本出现差错。 又，《再造》唐宋编以“抄者精工，惟妙惟肖，影印效果特好（《于湖居士文集》提要）”等原因，收入《汉上易传》《于湖居士文集》《芸居乙稿》《亚愚江浙纪行集句诗》等四种清初影宋抄本，不妥。宋刻本与清代影宋抄本在版本体系中泾渭分明，版本价值也不可同日而语，该四种影宋抄本如欲选用，应该放到清代编中。实际上《再造》明代编、清代编中选用了《谢宣城诗集》《极玄集》《仪礼疏》《五经文字》《类篇》《班马字类补遗》《重续千字文》《南宋六十家小集》等大量影宋抄本，为什么这些抄本不入唐宋编？从体例划一的角度看，前述做法亦有问题。 二、影印牌记著录的欠缺 《再造》每一种影印本正文前均有一牌记，注明所用底本的藏馆和版框尺寸，例如唐宋编《周易》，牌记曰：“据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宋刻本影印，原书版框高十八·三厘米，宽十三·一厘米。”问题是，遇到宋刻本残缺，配补其他版本，如元明清刻本抄本、影宋抄本等情况时，牌记亦只记录宋刻本；即使宋残本占比很低的古籍，仍旧如此。例如《外台秘要方》，存三十六卷，宋刻本只有五卷，其他三十一卷配补明、清抄本；《王黄州小畜集》宋本残存仅三分之一，其他卷配补清呂無党吾研斋抄本；《王建诗集》十卷，七卷为清抄本等等。此类与实际使用底本大不相符的牌记，非但起不到版本提示作用，且有误导读者之嫌。究其原因，与传统古籍编目思想中“佞宋”及“版本至上”的情结不无关系。 半个多世纪以来，主流古籍善本书目和相关著述，在著录或说明宋版书配补它本古籍的行款和版框尺寸时，大多只提及宋版书，例如《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和《中国古籍善本总目》，以及《中国版刻图录》等。再往前追述，清代著名藏书家黄丕烈的《百宋一廛赋注》亦如此。当然，《百宋一廛赋注》专讲宋版书；《中国版刻图录》按刻版朝代分类叙述，在宋代段落，凡遇多版本古籍，只注宋本之行款和版框尺寸，尚有一定道理。而《再造》和《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中国古籍善本总目》，针对的是整部古籍，仍按古籍版本分类阐释的方式处理，则不免失之偏颇。《四部丛刊》在这方面则眼光开阔，做得比较到位，凡遇宋本配补它本之书，牌记一体记录。例如《四部丛刊续编》《图画见闻志》牌记云：“上海涵芬楼借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藏宋刻配元抄本景印。”《百衲本二十四史》《旧唐书》，牌记云：“上海涵芬楼影印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藏宋刊本，缺卷以明闻人诠覆宋本配补。”再如《百衲本二十四史》《梁书》牌记云：“上海涵芬楼借北平图书馆藏宋蜀大字本景印，阙卷以涵芬楼藏元明递修本配补，原书板框……”等等。 三《再造》提要之纰漏与讹误 《再造》的提要撰写稍晚于书的印制，前后有两个版本：一为单篇随书发行；二是结集成书曰《中华再造善本总目提要》（以下简称《提要》），唐宋编、金元编《提要》于2013年7月，明代编、清代编《提要》于2017年12月出版。结集出版时对单篇提要做了统编和修订，更正了一些错误，也造成了一些新的差错。本文所述，皆以结集后的《提要》为依据，涉及的问题主要有著录内容和提要叙述中的纰漏讹误等。 先说纰漏。后世藏书家及学者的题跋、题识、题款等是古籍书目或提要、叙录必须著录的基本项目，如《楹书隅录》还将题跋题款录文排列，并标明位于原书何处。《藏园群书经眼录》对藏家题跋、题识也颇为重视，凡重要者亦录文罗列。但《提要》在这方面做得不是很到位，遗漏现象比较突出。例如《公羊春秋》漏记杨守敬跋；《輶軒使者絕代語释別国方言解》漏记杨守敬、内藤虎、李盛铎、吴昌绶题跋和章钰、袁克文题款；《切韵指掌图》漏记佚名题跋（谈及该书递藏与书价等）；《忠文王紀事实录》漏记商衍瀛跋、题款，许宝蘅题款；《金石录》漏记赵明诚序后两行题记：“大德丙午（元朝大德十年公元1306年）二月十三日藏于读易斋”，次叶：“唐氏有匪堂秘藏许就读不借”；《 晦庵先生语录大纲领》漏记首叶孙俶仁题跋，该跋注明壬戌（1922年）将该书转让孟蘋（蒋汝藻）；《景祐乾象新书》漏记陈銮、许廷告、钱泳及佚名题跋；《洪范政鉴》漏记傅增湘、邵章跋；《河東先生集》漏记罗振玉跋，郑孝胥题诗和题签“宋世彩堂本河东先生集 岁在昭阳大渊献”；《 东萊先生诗集》漏记沈增植跋；《文苑英华》漏记罗振玉跋，及周叔弢收藏并捐献国图事迹；《王荆公唐百家诗选》漏记潘承弼跋；《皇朝文鉴》漏记崇祯甲戌秋日季仙王阆跋；《周易郑康成注》漏记旭斋（瞿耀邦）题跋；《续资治通鉴》漏记沈彤跋；《山谷黄先生大全詩註》漏记佚名跋，该跋叙述源流甚详；《山谷老人刀笔》漏记石斋老人跋等等，不一而足。 又，《提要》之体例于最后一段介绍古籍钤印与递藏关系，遗漏亦多。如《杏溪傅氏禹貢集解》《诗集传》《呂氏家塾读诗记》《纂图互注礼记》《中庸辑略》《尔雅疏》等，均未提钤印和递藏。值得指出的是，上述题跋漏记之问题，大多在《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中即存在，盖因《提要》撰者未查阅原书而照抄《书目》所造成。 藏家及学者之钤印是考据古籍递藏，以及研究古籍发展史的重要史料，也是古籍善本传承有绪的首要依据，历来为人们所重视。《楹书隅录》《藏园群书经眼录》《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等古籍书目，深谙此道，书中除罗列、识读外，还常结合钤印介绍该古籍之递藏关系。周叔弢先生于《楹书隅录》批校中，增补并考证钤印真伪亦为重点之一。然《提要》在这方面做得较差，这一点《中华再造善本总目提要》《序言》中即有显露。《序言》曰：“在工程启动之初，就设计每选择影印一部善本，就要为其据以影印的底本配写一篇提要，将各该书作者的里籍名贯、仕履行实、文风诗韵，作书缘起、编辑体例、主要内容、历来评述，各该书的历来著录、刊刻主人、版印时地、版刻源流、版本系统、版本优劣，以及各该书所钤盖的闲章雅印、递藏关系等，一一向读者作简明扼要的交代。”这里将“各该书所钤盖的闲章雅印、递藏关系”与提要所述的其他各项相提并论，均“作简明扼要的交代”，显然不妥。钤印是“硬货”，是读者最需要了解的信息之一，识读与介绍印主的资料，多多益善，不可“简明扼要”，否则便会大大降低《提要》的使用价值。例如后面还将提到的宋临安府陈宅经籍铺刻本《朱庆余诗集》,有据可考的第一位藏家是明末清初学者张隽（字文通），本书的前两方印就是“张隽之印”和“字文通”两印。该书之瞿中溶跋语，亦为此两印而发。《提要》却偏偏略掉了这两方藏书印。再有国图藏宋刻拓本《隶韵》，历经明、清、民国五位藏书家递藏，两著名学者题跋，共有钤印二十八方。然而提要仅笼统提到藏家及题跋者四人：范大澈、卢焯、钱大昕、钱维乔；钤印三方：“范印大澈”、“ 卧云”、“ 范大澈图书印”，均为范大澈所有，过于简陋。故此，于本书之递藏只能语焉不详。再有宋本《新序》，提要所列钤印及藏家极不全，明代朱大韶，王祖嫡、王延世父子等多人曾收藏该书，包括他们的藏书印，均未提及。《楹书隅录》于此记载甚详。又如《呂氏家塾读诗记》《周礼》《礼记》《春秋名号归一图》等书则漏记了所有钤印，其中不乏元末明初学者杨维桢，明代藏书家周良金，清初学者张隽等人之藏书印。值得注意的是，近几十年来古籍钤印及递藏关系的考证与揭示，已然成为古籍版本界的软肋，杨绍和、傅增湘、瞿镛等前贤相关著述几成绝学。其中原因较为复杂，篇幅所限不予赘述。 再说讹误。《提要》介绍古籍钤印，时有颠倒顺序及印文误读之现象。例如《周易注疏》提要曰：“此书有‘宋本’、‘绶珊经眼’、‘汪士钟读书’、‘孙修景芳’、‘铁琴铜剑楼’、‘虞山瞿紹基藏书之印’等印记”。‘绶珊经眼’印主王绶珊（1873-1938）按年代应置于最后，《張先生校正杨宝学易传》《礼记释文》《鮑氏国策》与此略同。《春秋公羊经传解诂》提要云：“书中鈐有‘毛晋’、‘毛晋私印’、‘汲古得修綆’、‘楝亭曹氏藏书’、‘陈氏明卿’等印记”。 陈明卿即陈仁锡（1581—1636），明后期著名学者，应该置于首位。《分门集注杜工部诗》提要云：“此本鈐有‘佞宋’、‘毛氏子晋’、‘广圻审定’、‘谦牧堂藏书记’、‘寒云秘笈珍藏之印’等印记”。“佞宋”系袁克文之印，不应置于最前。《元公周先生濂溪集》提要云：“此书鈐有‘三晋提刑’、‘臣筠’、‘健菴’、‘乾学之印’、‘崑山徐氏家藏’、‘宋犖’等印记”。“臣筠”系宋筠，宋犖之子，应置于宋犖后。《放翁先生剑南诗稿》提要云：“此本鈐有‘华亭朱氏’、 ‘汪印士鈡’、‘阆源真赏’、 ‘横经阁收藏图籍印’、‘双鉴楼’等印记”。“横经阁收藏图籍印”与“华亭朱氏”均系明人朱大韶之印，不应分隔颠倒，等等。 《古文苑》提要云：“此本鈐有‘华亭朱氏珍藏’印记，表明其在明代为朱之赤架上之物”。有误。“华亭朱氏珍藏”为明代藏书家朱大韶藏书印，与朱之赤无关。朱之赤为明末清初藏书家、书画鉴赏家，字守吾，号卧庵，别署烟云逸叟。又，《提要》提及袁克文“寒云鉴赏之鈢”藏印时，“鈢（音x，本意为印章，义同“玺”）”多错为“鉥（音shù，字意与玺印无关）”。如《皇甫持正文集》《友林乙稿》等。《应氏类编西汉文章》则误识为“寒云鉴赏之珍”；《王狀元集百家注分类东坡先生诗》误识为“ 寒云鉴赏之印”，又将“完顔景贤字亨父”之“亨父”，误为“享父”等等。 《童溪王先生易传》提要云：“此本钤‘俞贞木’、‘锡山秦汴’、 ‘次山秦子思宋’、‘少保秦端敏公仲子’、‘唐白虎’、‘立盦图书’、 ‘毛晋私印’、‘汲古主人’、‘乾学’、‘徐健庵’……等印。俞贞木是明初吴县（今属江苏）人，永乐初以劝苏州姚善举兵而论死。秦汴字思宋，无锡（今属江苏）人，秦金仲子。秦金字国声，弘治进士，官刑部尚书，卒谥端敏。立庵是俞贞木的号，吴县人，终于明洪武中。”此段话颇多问题。首先，一段文字中，俞贞木先是“永乐初以劝苏州姚善举兵而论死”，后又言“终于明洪武中”，自相矛盾。其次，该提要介绍本书钤印，漏记了俞贞木家传“石磵书隐”藏书印；又将其“立盦图书”钤印错置于“锡山秦汴”等印之后，不妥。 《周礼疏》提要曰：“清末結一庐藏书楼主人朱澂，字修伯，仁和（今屬浙江）人，生長在杭州。”误甚。结一庐开创者为朱学勤，朱学勤字修伯，清仁和(今杭州余杭区)人。学勤子名朱澂，字子清，号复庐，继承了父亲藏书事业。提要将父字与子名张冠李戴。 《朱庆余诗集》提要云：“此本鈐有‘季振宜藏书’、‘季沧苇图书记’、‘徐健菴’、‘乾学’、‘士礼居’、‘宋本’、‘蕘夫’、‘汪士钟印’、 ‘阆源真赏’、‘振勲’、‘古里瞿氏’、‘铁琴铜剑楼’等印记。卷尾又有‘泰兴季振宜沧苇氏珍藏’识语。又有黃丕烈跋。瞿中溶识语中又提到曾在張文通处一观。其递藏关系十分清晰。”此段文字可商榷之处颇多。1，钤印漏记正文叶端“梅溪精舍”和卷末的“梅溪精舍”、“辛夷馆印”、“玉兰堂”钤印，文征明似收藏过此书（若文征明诸印有伪，亦应指明）。2，钤印又漏记目录首叶“张隽之印”、“字文通”两印，不妥。该两印系明末清初学者张隽之印，证明张隽亦为此书早期藏家，且与瞿中溶识语相关。3，提要云“瞿中溶识语中又提到曾在張文通处一观”，有误。张隽（？--1663），一名僧愿，字非仲，又字文通，号西庐，吴江人。庄廷鑨聘其修明史，案发被杀。瞿中溶与黄丕烈为同时代人，距张隽被杀近百年，怎会“曾在张文通处一观”此书？提要误读了瞿氏识语之意。识语曰：“张文通似是吴江人，复社中名彦也。予家藏其手札数通，乃与金孝章者（即金俊明，苏州人，明末清初以画梅名著士林）。癸亥三月晦日，蕘翁出宋刻《朱庆余诗集》相赏，见卷首有文通图记，因附识册尾。亦足为是书珍重也。”大意为，瞿中溶家藏有张隽（文通）致金孝章信札数通，因见《朱庆余诗集》卷首有张隽钤印，遂有感而发。 《宋季三朝政要》提要云：“此书目录前有‘理宗国史载之过北，无复可考，今將理、度兩朝圣政及幼主本末纂集成书，以备他日史官之采择云’长方牌记形题录。”引文断句错，文理不通。文中“北”当为“此”之误。应为“理宗国史载之，过此无复可考。今將理、度兩朝圣政及幼主本末纂集成书，以备他日史官之采择云。”大意为理宗朝史实有国史记载，此后之事无记载，不可考。现将理宗、度宗两朝政事和幼主（末帝）事迹编辑成书，以备今后史官选用。 《提要》对一些古籍题款的表述存在问题。如国图藏《隶韵》提要曰：“《隶韵》十卷，宋刘球撰，宋刻拓本。钱大昕、卢焯、钱维乔跋，吴云等题款。”核对原书发现，“吴云等题款”的说法有误。按其文意，吴云当为执笔人，并应有两人以上分别题款。然而本书只有一条题款且书写者不是吴云，是吴大澂。该题款大意为：光绪三年（1877）三月十八日，吴云、杜文澜、顾文彬、盛康、潘曾玮、吴大澂六人，聚集网师园，同观《隶韵》。这里认定题款者为吴大澂的理由是：1，吴大澂在六人中政治地位和学术成就最高，按照惯例应由他执笔。2，题款中六人的排序，执笔者一般居后。在等级森严的清代官场，若为吴云执笔，断不敢将吴大澂之名置于最后。3，题款的书法风格、笔迹与其最接近。4，第一册首叶有后人手书“吴清卿题一叶”六字。吴大澂字止敬，又字清卿，是为大澂题款之佐证。据此，应著录为 “吴大澂题款”。同理,唐宋编《编年通载》《參寥子詩集》提要，著录勒方锜、潘遵祁、李鸿裔、顾文彬、彭慰高、潘曾玮、沈秉成等七人于吴氏听枫山馆观书题款时，作“勒方錡等題款”，亦错，应为“沈秉成题款”。因勒方锜与沈秉成均为朝廷封疆大吏，在观书诸人中地位最高，即使勒方锜执笔亦不会置沈秉成之名于最后。又经查阅二人存世手迹，该款确为沈氏所题。此类问题《提要》中尚有数处，且亦存在于《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中。 个别《提要》著者未核实原书及影印本，故叙述时出现纰漏。如《兰亭续考》提要曰：“按，此书卷二后原有一篇跋文，由于卷二全缺而由劳健抄配，这道跋文的原來面貌已不可复见。但《四库全书》及鲍廷博集刻的《知不足斋丛书》皆收此书，卷二后跋文尤存，当年劳健配抄卷二即采用《知不足斋丛书》本。现將这篇跋文移录如后……”岂知劳健抄补卷二时，已将该跋文一并抄下，与提要所引跋文一字不差，《提要》不查而重复抄录，有失允当。又，《新刊补注释文黄帝内经素问》提要云：“目录后镌‘本二十四卷，今併为一十二卷刊行’一行，‘’为残缺处，依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另一部相同版本之残存六卷本证之，当为‘元’字。”然查影印本目录后那行字：“元本二十四卷，今併为一十二卷刊行”，“元”字完好不残，与提要不符。经查，系制作过程中，该残字被“修复”所造成（按：《再造》体例，不得人为修复此类残缺之字）。
|
|
|
《中华再造善本》（以下简称《再造》）是截至目前规模最大的古籍影印出版项目，共收唐宋以下古籍善本1300多种（是《四部丛刊》三编总和的2.6倍），并且为每一种古籍撰写了提要。除体量大，门类全外，《再造》还有三个特点:底本优良、全部采用古籍原书拍摄制版、影印时保留了后代藏书家及学者的题跋、题识、题款和钤印，为使用者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再造》的成绩以往各类媒体论述甚多，篇幅所限，兹不赘述。本文想就《再造》存在的个别问题，或者说瑕疵，举例并略加评述。因为《再造》的体量和影响甚大，涉及的单位和个人较多，其问题在古籍整理出版，乃至古籍编目等领域均有一定的代表性，故揭示出来可以为今后的相关工作提供参考借鉴。不当之处，望方家批评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