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代著名画家任熊（字渭长）的杰作《姚大梅诗意图》（10册，简称故宫藏本）于1959年入藏故宫博物院，经徐邦达等专家鉴定，被列 为 一 级 文物。多年前民间出现了有吴昌硕题跋的任熊《姚大梅诗意图》（6册，简称吴题本）和倪田临摹的《姚大梅诗意图》（10册，简称倪临本）。于是，有关《姚大梅诗意图》真伪的争论一度甚嚣尘上，莫衷一是，有学者撰文得出故宫藏本为真迹的结论，且以顾文彬收藏《姚大梅诗意图》及传给顾鹿笙没有文献依据，故断定吴题本为临摹之作。也有学者认为吴题本为过云楼藏本，是真迹。那么顾文彬有没有收藏过《姚大梅诗意图》？还是让档案来说话吧。 顾文彬笔下的《姚大梅诗意图》 据《过云楼日记》记载，时任宁绍台道的顾文彬于同治十一年十一月十九日，以“三百六十金得任渭长六本，为快心之事”。同月二十一日他致三子顾承的书信中详细描述《姚大梅诗意图》，可以断定日记中所及六册即任熊为姚燮私人定制的《姚大梅诗意图》。顾文彬在信中写道： 任渭长为姚伯梅画摘句图一百二十页，分为六册，绢白板新，昔年在上海曾见之，后归慈溪冯氏，近为古董家购出，我以三百六十元得之，明知价昂，然一放出去，必到上海，决为黄鹤不返，故忍贵得之。此册渭长寓梅伯家中所作，每夕宾主斟酌稿本，翌日构写，阅两月余而成。梅伯诗境奇丽，渭长画境足以副之，遂为生平杰作，较之老莲，已有出蓝之胜。他若冬心、两峰、新罗素称奇诡者，视此皆拜下风矣，决为本朝一大家。五百年后，声价不在四王下也。反复展对，百读不厌，所谓足吾所好玩而老焉者，此六册足以当之矣。 《姚大梅诗意图》是诗人姚燮与画家任熊合作的产物。任熊经友人周闲介绍，结识姚燮，诗人与画家一见倾心，相见恨晚，任熊说“余爱复庄诗，与复庄之爱余画，若水乳之交融也。”任熊应邀住在姚燮的大梅山馆，有一个阶段他们每天晚上论诗谈画，研究布局，“灯下构稿，晨起赋画”，经过两个多月的努力，任熊根据姚燮诗歌内涵绘成《姚大梅诗意图》120帧，每幅画上摘录姚燮诗句。据任熊题跋时间为咸丰元年（1851）正月十五日，按两月余才完成的说法，那么这幅作品可能始于道光三十年十月。所谓诗情画意，莫过于任画家与姚诗人的这幅天作之合作品，两人的审美情趣、艺术思想通过任熊的笔墨与姚燮的诗句表达得淋漓尽致，可谓珠联璧合。顾文彬提到的老莲即明末清初著名书画家、诗人陈洪绶，任熊绘画初宗陈洪绶，后出入宋元诸大家，形成自己的风格，在顾文彬眼里任熊已然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高手了。冬心、两峰、新罗分别指金农、罗聘、华嵒三位清代扬州八怪画家，顾文彬认为任熊的《姚大梅写意图》已经超过久负盛名的三位画家，并预言五百年后任熊的声名不会在王时敏、王鉴、王原祁、王翚之下。过云楼一般不庋藏绢画，对明四家的绢画作品尚且十分挑剔，何况是同时代画家的作品了，但任熊《姚大梅诗意图》却是个例外，且高价收购，足见顾文彬对这幅作品的珍视与喜爱。 顾文彬在十二月初二的家书中再次提及此画：渭长画册“查有‘九莲地府袄神火’，即是阎王监视油镬、刀山各种地狱一幅，非两幅也。图书有熊字单名，任渭长三字小连章，皆阳文；渭长及渭长氏（由于篆书父与氏字颇为相似，顾文彬书信稿本误将“父”写为“氏”）两章，皆阴文，共四方。细审画笔及题款之字，决非他手所能，其为真迹无疑。又有韦光黻、沈钰、曹峋等跋，皆逼真。”根据姚燮的好友熊松之于同治元年（1862年）在《姚大梅诗意图》上的题跋所言，此册已为“冯君升书所有，升书好古，闻所收弆甚富。” 从顾文彬日记和家书中透露的信息，可以得知《姚大梅诗意图》完成于咸丰元年正月，至同治元年已被冯升书收购，由此推算姚氏收藏十一年，又过十年，至同治十一年即被顾文彬收购，从此册诞生到庋藏过云楼时间仅二十一年，时间短暂，流转过程相对简单清晰，画册来源可靠，因此顾氏收藏的《姚大梅诗意图》应该是真迹，共6册，画上有熊、任渭长、渭长、渭长父四个钤印，又有韦光黻、沈钰、曹峋等人的题跋。虽然顾文彬没有写出所有题跋者的名字，但他是依据任熊、熊松之题跋内容而写下任氏绘就此图及后归冯氏的细节，如“每夕宾主斟酌稿本，翌日构写，阅两月余而成”等，故可以断定除了顾氏提到的三个人跋外，尚有任熊和熊松之的题跋。 各方临摹《姚大梅诗意图》 目前故宫藏本为10册，除任熊自跋外，有熊松之、曹峋、沈钰、李鸿裔、吴云等人题跋，其中吴云、李鸿裔的题跋时间分别为光绪二年（1876）与十年（1884），均在顾文彬辞职回乡后所题。而吴题本为6册，除有任熊、熊松之、吴云题跋外，还有韦光黻、吴昌硕题跋，其中故宫藏本与吴题本上任熊、熊松之、吴云三人跋语一致。吴题本6册均有吴昌硕题签：任君渭长画大梅山民诗意；有吴昌硕用隶书书写的扉页：画中有诗。吴昌硕还应顾鹿笙之请写下诗跋： 大某山民贞之邮，诗笔突兀驱蛟虬。自恨六法欠奇特，吟罢坐赏天葩秋。山阴任子画谁匹，诗中直演李长吉。蛇神牛鬼墟莽游，天门轶荡弹宝瑟。诗人画者骨已寒，披图一恸摧心肝。吴昌硕在题诗后进一步说：此渭“长任君画姚大某诗百廿叶，装六册，山水人物花卉，靡不各尽离奇之态。天惊地怪见落笔，少陵之语有自来也。鹿笙九兄珍藏。属吴俊卿题。”从吴氏题跋中可知，吴题本的主人是顾滎。顾滎是顾文彬的侍妾浦氏所生，字筱珊，号鹿笙，行九，精于鉴赏，善于篆刻，与吴昌硕、陆恢、倪田等人交往密切。 《姚大梅诗意图》引起顾文彬好友们的兴趣，光绪二年四月十五日，《姚大梅诗意图》被沈秉成借去欣赏，九月又被顾文彬的亲家吴云借去。吴云经常向顾文彬父子借观过云楼字画，并鉴赏题跋，吴云还将《姚大梅诗意图》给林福昌，让其临摹。林福昌临摹的《姚伯梅诗意图》先后为张子青索去二十页，李鸿裔索去四十页，杜文澜索去二十四页，沈秉成索去六十页。数年后林福昌再度临摹，凑成原图一百二十页，“介修梅阁主人以归之”。林氏一临再临，最后传给儿子林介侯一百零四张。复旦大学图书馆藏《任渭长姚伯梅诗画合璧》（1926年世界书局出版）是吴兴人钱辛的临摹之作。因此，《姚大梅诗意图》会有不同版本的临摹之作。 顾文彬父子收购书画后还喜欢做一件事情，即重新组装，如将题材大小、内容相似、风格相近的书画装裱成册成对，有时则将题跋之类的重新装裱到不同的画上，李鸿裔、吴云、沈秉成、潘曾玮等好友经常为过云楼的藏品题咏。 真伪《姚大梅诗意图》 专家学者更多是从书画艺术方面评判故宫藏本与吴题本的真伪，所运用的证据有失偏颇。笔者从档案文献的角度，初步断定过云楼顾氏收藏过《姚大梅诗意图》，且为真本。首先是册数问题。吴题本与当年顾文彬收藏的册数一致，与顾文彬同时代的苏州老乡徐康在他《前尘影梦录》一书中提到两次到怡园欣赏六册本《姚大梅诗意图》的说法一致。顾文彬对此册十分欣赏，称之为年老时把玩的宝贝，因此没有重新拆分为十册的必要。如果要重新拆装，按照顾文彬一贯的做法，会指示顾承如何操作，但无论在日记还是家书中，都没有这方面的信息。而且，重拆也当在光绪元年四月顾文彬从宁波回苏州之后的事情，但回苏后的日记极其简单，没有这方面记录。其次是题跋问题。故宫藏本与吴题本的题跋与顾文彬当时记载有点出入。顾文彬收藏《姚大梅诗意图》时记录有韦光黻、沈钰、曹峋等人题跋，目前故宫藏本与吴题本上除均有任熊、熊松之、吴云的题跋外，故宫本有沈钰、曹峋、李鸿裔的题跋，而吴题本则有韦光黻、吴昌硕的题跋，吴云、李鸿裔、吴昌硕的题跋均在光绪二年之后，因此无论故宫藏本还是吴题本上的题跋均少于收藏之初。为了让临摹本显得真切，顾文彬父子极有可能将《姚大梅诗意图》的题跋重新拆装，但为了尽可能保留原画的本来面目，他们有可能对原有题跋重组，任熊自跋定然保留，而熊松之的题跋体现了此图的流转也可能会保留，韦光黻、沈钰、曹峋三人之间则有意选择或任意选择其一二，应该说题跋有各种拆分重组的可能。再次是钤印问题。顾文彬当年在家书中明确告诉顾承《姚大梅诗意图》上有四个钤印，其中“熊”“任渭长”为朱文，“渭长”“渭长父”为白文。吴题本一百二十幅图上分别盖有“熊”“任渭长”两个朱文印，“渭长”“渭长父”两个白文印，但“任渭长”是普通的长方形印章。询问数位篆刻家，他们都说小连章即联珠印。故宫本上除“熊”朱文印、“渭长”“渭长父”白文印外，还有“任渭长”朱文联珠印，与顾文彬记载一致。从理论上讲只有真本保留钤印的原貌，而临摹可能有所不同，钤印也是判断画册真伪的重要凭据之一，那么故宫藏本应该是过云楼所藏。 《姚大梅诗意图》谜团 晚清画家倪田与顾文彬之孙顾麟士交好，是怡园画社中的坚定分子，倪田在临摹的《姚大梅诗意图》写道:“庚寅正月（1890）余来吴门，下榻顾氏怡园，与主人订书画金石之交。出此相视，因借临之，自春迄冬始得毕其事。”庚寅正月（1890年），以吴大瀓为第一任社长的怡园画社开始雅集，故倪田说与“主人订书画金石之交”，主人即为顾文彬之孙顾麟士，倪田花了近一年时间临摹《姚大梅诗意图》。据业内专家分析，倪田临《姚大梅诗意图》是以故宫藏本为临摹范本的，倪田临摹本与故宫藏本均为十册，每册十二开，题材内容顺序基本一致。既然是“书画金石之交”，倪田又是同道，从理论上讲顾麟士不可能借临摹本给倪氏，这说明顾藏本《姚大梅诗意图》已为顾麟士所有，且册数已从六册变为十册。 由于文献史料有限，缺少过云楼收购《姚大梅写意图》后进行组装、临摹的详细资料，更没有顾文彬和顾麟士的财产分配文书，无法获得过云楼书画的归属信息，故不能得出完全符合事实真相的观点。期待更多顾文彬、顾麟士及其同时代人的相关文献资料出现，彻底破解《姚大梅诗意图》的流转、真赝之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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