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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经济,岂是朝夕之事

 半梦书斋 2019-04-15

何谓低碳经济?首先需要有一个比较明确的概念界定。如果低碳经济是相对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等来说的,那么它是一种经济形态,主要特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碳生产率即每单位碳排放所创造的GDP或附加值比较高;二是社会人文发展水平、生活质量比较高。

低碳经济与人类社会发展的阶段有关。在农业社会(现在世界上很多最不发达的国家仍基本处于农业社会),人们非常贫穷,很少有商品能源的消费,也很少有碳排放,尽管社会产出并不高,但相对于无穷小的碳排放,表现出的碳生产率非常高。但这并不是我们所理想的低碳经济状态,因为其社会发展水平很低。到工业化的初期阶段,劳动力比较密集,社会发展水平和人们生活质量有所提高。在这个阶段,虽然商品能源的消费仍然较低,但碳生产率相对于农业社会已经下降了很多,也还不是低碳经济。今天的中国正处在资本密集型工业化阶段,居民生活质量有了很大改善,但由于能源密集度高的基础设施、居民住房和高耗能的耐用消费品如汽车的投入和消费增长快、规模大,因而碳排放非常高,相对来说碳生产率较低,这也不是低碳经济。只有到了更高级的知识密集型工业化阶段,整个产业结构中服务业的比重超过第二产业(工业),人文发展水平、碳生产率都非常高,才进入低碳经济的形态。

技术进步是低碳经济的决定因子或者说是控制因素之一。碳生产率是由技术水平决定的。比如说同样生产一吨钢,中国在20年前要1.3-1.4吨标煤,现在才不到0.7吨标煤。再比如说建筑节能,以北京为例,过去很多建筑是木窗户,后来是钢窗户,再后来是单层玻璃的铝合金,现在是双层的断桥铝,房屋外面加了节能层,建筑节能水平提高了很多。发电技术方面,十几二十年前,发一度电至少要400克标煤;现在中国的平均水平大约330克标煤,最先进的超临界发电机组只要290克标煤。

能源结构也影响低碳经济的发展。二氧化碳主要是在化石能源消费过程中产生的。化石能源指含碳的煤炭、石油、天然气,这三种能源消费得越多,则碳排放量越高。在当前的技术经济条件下,商品能源中化石能源的市场成本最低,其在能源结构中的比例越高,发展的成本就越低。这就涉及到一个资源禀赋问题。

资源禀赋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人文资源禀赋,即知识和资本。像法国,在发展核电上有其技术、资本优势,核电在其整个电力结构中占的比例超过了2/3,除了自己消费,还卖到德国、瑞士、意大利等国。二是自然资源禀赋。零碳能源方面,像北欧的挪威、瑞典,它们水资源丰富,水电占70%、80%;南美的巴西也是如此。风力发电,风太大或太小都不行,三级到五级最好。欧洲的风速比较均匀,风力利用小时比中国多。一般来说,年有效风力小时数达到2300小时,风力发电才算经济可行,而中国一般在1900小时左右。含碳能源也存在资源禀赋问题。在煤炭、石油、天然气中,煤的含碳量最高,每吨标煤含碳量是0.68吨,排放 2.5吨二氧化碳;一吨标煤热量的石油含碳量大概是0.5、0.6吨,排放约1.9吨二氧化碳;而一吨标煤热量的天然气只排放1.4吨二氧化碳。由于中国的能源结构以煤炭为主,石油、天然气较匮乏,这就限制了我们的能源利用。自然资源禀赋还涉及到森林覆盖率问题,因为在自然状态下,森林可以吸收并储存二氧化碳,将其固定在植被或土壤中。在平衡状态,森林吸收和释放二氧化碳大致相等,因而从原则上讲,绿色植物属于碳中性。森林覆盖率越高,碳汇能力就越强。

低碳经济的第三个决定因素是消费者行为。没有人的消费,就没有碳的排放。美国的生活质量、收入水平与欧洲国家差不多,但美国的人均碳排放比欧洲要高出一倍。为什么有这么大差距?因为美国是高消费、高排放的浪费型生活模式:建筑节能标准还没有中国高;几乎没有公共交通,全是私人汽车;夏天房间里温度调到 18度,冬天调到25度;喝水是把冰倒满之后加一点水。而欧洲的公共交通很发达,建筑节能标准也非常高。生活方式不改变,碳排放就降不下来,所以消费者行为非常关键。

二、发展低碳经济,不能盲目寄希望于调整产业、能源结构

怎样发展低碳经济?这是关键问题。有人认为,发展低碳经济首先必须改变、调整产业结构。我不认为是这样。因为产业结构的变化有其自然规律,我们不能违背。在农业社会,农业绝对是大头;在劳动力密集或资本密集的工业化阶段,工业肯定是主导。中国现在工业占第一位,而不可能把服务业放第一位:第一,我们还没有那么高的技术水平去跟发达国家竞争服务业;第二,我们需要一些高能耗产品来满足资本密集型的工业化进程,高速铁路、高速公路、机场、港口、码头等基础设施建设,哪一块砖、哪一根钢材离得了能源和碳密集型的原材料工业?况且服务业首先要有服务对象,产业还没有发展起来,对谁服务呢?中国现阶段只能以资本密集型的投资为主体,这样才能有高增长、有资产的积累;只有当资产积累到一定阶段,才会有发达的服务业。

受发展阶段制约,产业必然有其特定的结构比例。所以简单地谈调整产业结构,是一种误导。当然,我们也可以而且应该在产业结构调整方面做一些工作,但空间非常有限。

另一种观点认为,发展低碳经济,我们要大力调整能源结构。少用含碳量高的能源,碳排放不就降下来了吗?然而,调整能源结构同样也受到几个因素的制约。第一,受资源禀赋的制约。少用点煤,多用点石油和天然气,确实可以减少碳排放,但我们有这个资源禀赋吗?像欧洲、美国,石油占40%,天然气也很丰富;而中国的能源格局就是“富煤少油贫气”,没办法改变。正因为如此,虽然我们从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说要降低煤炭的比例,但至今没有降下来。第二,受资金、技术的制约。要调整能源结构,我们可以搞太阳能、核能等可再生能源、新能源,但问题是,所需的巨大投资从哪儿来?1990年代初建三峡水电站,发达国家、世界银行不给贷款,我们当初只能用电力附加费的方式来筹资;搞核电,不可能一下子在全国建100座核电站吧?即使能建好,我们也没有那么多铀矿资源。第三,受到收入水平的制约。火电的市场价格是一度电三毛钱,上海搞绿色电力资源购买,鼓励大家买一块钱一度的风电,结果没人买。如果一块钱一度电大家都可以接受,那么也可以提高火电的价格,但现在中国还没有到这个收入水平。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我们应该大量植树造林,发展碳汇,这是最经济实用、最可行的办法。实际上这里面空间也不大。因为中国的耕地资源和水资源相对来说并不算很丰富,能种粮食的地方都种粮食了,很多地方连草都不长,怎么栽树?水,得先保证粮食生产,而不能先去浇树。这样一来,能够种树的面积、能够用来浇树的水资源量都很有限了。中国现在的森林覆盖率是18.7%,想再增加一点点难度非常大。

三、中国如何发展低碳经济?

以上说到,调整产业结构、能源结构,发展林业碳汇的空间都有限,但并不是说低碳经济就没法发展了。低碳经济不仅可以做,而且可以加大力度做。

1.提高能源效率

在工业化阶段,提高能源效率是减少碳排放最为有效的方式,而且能源效率提高的空间非常大。比如说建筑节能。在发达经济体里,三分之一是建筑物排放,三分之一是交通运输排放,三分之一是工业排放。中国现在是工业排放量占大头,交通和建筑类排放较小。但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居民的住房面积越来越大,住房品质越来越高,如果我们效仿欧洲的零排放建筑,在建筑节能这块有很大潜力。

工业能源效率的提升空间也非常大。由于中国是发展中国家,最先进的技术有,最落后的技术也有。像钢铁行业,中国有一些领先技术,例如大中型钢铁联合企业吨钢的综合能耗水平比较低,但小炼钢和落后技术则能耗高、排放多。这就意味着要加速淘汰落后产能。电力方面,中国现阶段肯定离不开火电,那么就要上大压小,用超临界、超超临界发电机组,使单位度电的排放量降到最低。中国在钢材、水泥、化工、机械等领域投资力度非常大,“十一五”规划中提出淘汰小火电、小水泥、小造纸,都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

在交通运输领域,我们也有很多工作可做。航空交通耗费的燃油量比地面交通高很多:与低效率的小汽车相比,高出一倍以上;与大容量的公交,与高速铁路相比,至少高出三倍、四倍。现在北京到上海的空客一小时一趟,将来高速铁路要是建好了,每小时一趟,基本上就不需要飞机了,同样便捷的服务,但排放量只有原来的四分之一、五分之一。

2.开发利用可再生能源

中国的可再生能源资源很丰富,虽然可再生能源成本较高,但相当一部分已经商业化。例如太阳能热水器,农村的小沼气,运用得很普遍;水电、部分发展较好的风电(如新疆塔里木的风电)等,也非常有竞争力;中国每年所利用的农作物秸秆等生物质能,折合标煤约三亿吨,如果每年的商品能源消费总量是30亿吨,生物质能占了10%。已经商业化的可再生能源,可以进一步推广。

太阳能光伏发电、光热发电两种技术现在都在运行。欧洲有一项远大的工程规划,准备在非洲撒哈拉沙漠上建大的太阳能光热发电站,然后建远距离输变电系统,把电力输送到欧洲。中国有广袤的戈壁滩,如果太阳能发电技术成熟,戈壁滩的开发前景将非常广阔。现在我们就可以进行研发投入,做好前期准备。

交通领域,汽车不再只烧石油和液化天然气,现在有混合动力汽车、电动汽车等。电动汽车时速可以达到150公里,最远可以跑400公里,如果蓄电池性能再好一点、动力更强一点,竞争力就会更大。太阳能汽车、氢能燃料电池等技术也在研发中,如果成熟,我们的交通服务将实现很少的碳排放甚至是零排放。

除了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有很多大文章可做,核能也很有前景。英国长期以来反对核能的声音很强,现在为了搞低碳经济,又把发展核能提到议事日程,准备进一步更新和新建核电站。美国也启动了新的核能计划。目前的核能利用,尽管在核废料处置方面存在一些问题,但相对来讲它是经济可行的;从安全的角度看,核电大国——法国就没有发生过核事故。中国也在大力发展核电,原来是在沿海地区,现在延伸到了内陆。但有一个问题,发展核电所需的铀矿资源,中国比较缺乏。在经济全球化、一体化和世界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的背景下,我们可以通过国际协定,要求铀矿资源丰富的国家,如澳大利亚、加拿大以及中亚国家给中国提供铀矿资源。

3.引导消费者行为

通过提高消费者的节能意识来加速低碳经济建设进程,至关重要。为此,我们必须制定相应的政策措施。

第一,二氧化碳对气候变化有负面作用,是有环境成本的。既然如此,我们就应该对它征税。碳税跟能源税不一样,征能源税可能会打压可再生能源,但如果我们加以区分,只对碳征税,那么就只会打压高碳能源。高碳能源的比较收益降低,零碳或低碳能源的比较成本就降低了,市场竞争力也会增强。

中国现在征碳税的条件应该是成熟的。我们说条件不成熟,主要是两个原因。一,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上没有承诺减排。如果我们国内征碳税,和国际政策似乎有矛盾。但实际上这一点我们是完全可以避开的,我们可以不叫碳税,而叫可枯竭资源税。因为我们本来就有资源税,而化石能源是可枯竭资源,那么征一个可枯竭资源税,实质上就等于碳税。原因之二,要征收碳税就需要相应的技术、信息、统计资料,一般认为我们现在还不具备这种统计条件。实际上这个问题不难解决。因为碳只是在煤炭、石油、天然气里才有,这三项能源都是进入了市场的,统计起来应该非常简单。至于我们是在生产这一端来征收,还是在消费这一端来征收,都可以。所以,征收碳税并不是原则上不可行,而是技术操作层面的问题。

第二,我们应该有相应的政策补贴。所有技术的研发、运用,都会经历从高成本到低成本的转化过程,如果我们给予补贴,就会加速降低成本的过程。对一些暂时不具备商业竞争力,而社会成本又比较低的能源和技术进行补贴,会使它们更迅速地成长,走向市场竞争。

第三,要提高研发投入。很多低碳能源技术、产品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开发,政府公共财政投入和企业商业化的投入,可以双管齐下。

第四,对于消费者行为,要有相应的经济政策措施对奢侈浪费加以限制。几年以前我提出过一种设想,叫能源消费累进税制(或者叫碳排放累进税制)。我们的碳排放空间是有限的,而每个人的基本消费需求也是有限的,因而可以给每个人一定的碳排放量,超出之后就得交税,超得越多税率就越高,跟我们的所得税一样。这样既兼顾了基本需求的满足,又可以使消费者行为更理性化,降低奢侈浪费的部分。要强调的是,能源消费税应是累进税率,而不能是统一税率。统一税率只会打压穷人,鼓励富人消费。

第五,要对公共消费加以控制。中国的公共消费浪费特别多,在高速公路上跑的小汽车多数是公车;办公大楼里,空调用电等浪费也很多。在一些发达国家,非常注重公共消费的低碳化,部长也乘坐公共交通。所以,政府可以率先垂范。

第六,国外在低碳社区、低碳城市等领域有很多先进经验,我们完全可以借鉴,开展国际合作。

除了以上三个方面,发展低碳经济还有其他一些可以努力的空间。如碳捕获与埋存技术,虽然用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现在还不具备经济可行性——因为它耗能特别高,但作为一种技术选择,我们可以继续研发,使这种技术将来具有商业可行性,这是战略投资。而且碳捕获与埋存技术在有些领域是商业可行、能够产生收益的,例如用它来提高石油采收率。一些发达国家在进行三次采油时,把二氧化碳收集起来加以液化,注入到地底下把油驱赶出来。中国大庆、胜利油田也涉及到二次、三次采油,完全可以采用这种方法。

我们还可以利用国际贸易来发展低碳经济。每个国家的资源禀赋、清洁能源的比重和成本都不一样,碳生产率相对较高的产品我们可以出口,碳生产率较低的产品则可以进口。像矿石,中国从澳大利亚进口,比我们国内采矿的成本低多了。

总之,低碳经济不是时髦的概念,可以落实到现实的行动。要通过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消费方式的转型、能源结构的转型、能源效率的提高,使中国向低碳经济、低碳社会迈进——只有低碳社会才是可持续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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