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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评过近代版的“三大悲剧”，可如果让我评，最近看到的一段近代历史可能会榜上有名。 试想一下，如果你是以国家名义远赴英国学习的公款留学生，有幸和邻国的优秀留学生同窗共读，毕业后你们回到了各自的祖国担任军队要职。然而，天有不测风云，祖国与邻国开战，昔日共同奋进的有志青年如今兵戎相见，最终落得你死我亡。 将这样一个故事冠以悲剧之名应该不为过吧。  实际上，这就是发生在中日甲午战争中的真实历史，也是我在央视纪录片《甲午》中看到的故事，更是我希望大家能够读懂的屈辱。 我们只从课本中学到堂堂大清国斥重金组建的最强海军北洋水师在中日甲午战争惨败，却不知道我们曾经在海军建设上领先日本10年，也不了解大清如何从辉煌的开始变成了屈辱的惨败。  如果你只关心结果，那甲午战争绝对是对中国近代史影响最大的一次。可只要你认真探寻那段真实的历史，一定会为大清多次亲手葬送国家的希望而叹惜。 一百多年前，中日两个闭关锁国几百年的东亚政权，几乎站在同一起跑线上，两国同时派遣留学生，同时开始引入西方技术，但最终却落得截然不同的结果。 说在前面，我对这段历史的评价是这样的：若把中日两国的现代化进程比作列车的前行，大清是以老式蒸汽车头拉扯着沉重的车厢；而当时的日本更像是如今的动车，每一节车厢都有它自己内生的动力。  为什么这么说，我们一起看看《甲午》这部纪录片里讲的那些历史。 19世纪中叶，中日两国都被腐朽政权所统治，都像一个旧世界的聋哑老者，封闭自锁。 1840年英军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用大炮轰开了大清的国门，14年后，美国主导“黑船来航”事件，威逼日本打开国门。 在同一时期，西方国家强迫中日两国签订了各种条约，以获得各项殖民特权。  但在如何看待如大潮一般不可阻挡的近代化进程问题上，中日两国的态度是截然不同的。 大清在1860年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北京条约》后，才后知后觉地意识到自己必须要面对世界全新的运行规则。 大清次年才成立了一个中看不中用的外交机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而衙门里的官员根本不知晓外面的世界，甚至把出洋当做出洋相之事。  正所谓“东夷南蛮西戎北狄”，唯有中原是天朝上国。 时任大清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恰逢休假，提议带几个人回英国了解了解西方世界，结果总理衙门无人响应，甚至以身体不适为由搪塞。  最后，前山西襄陵县知县，当时在总税务司负责办理文案的63岁斌椿愿随行前往。 而隔海相望的日本，在1860年便排出了77人的幕府代表团前往美国纽约。同年，日本人乘坐3年前在荷兰订购的军舰咸临丸开始环球旅行，了解世界的变化。  泱泱大国，第一位出访欧洲的官员竟是63岁的芝麻官；蕞尔小国，首次踏足西方却是77人的豪华使节团。 尽管两国对于开国的态度迥异，但很显然两国都意识到了自己的落后，并开始为改变现状而付诸行动。 此后，大清国内兴起了洋务运动，兴建了一批如江南制造总局、安庆军械所、汉阳枪炮厂、福建船政等意义重大的机构。  而日本则兴起著名的倒幕运动，建立了全新的政府，艰难中推进着我们后世称之为“明治维新”的一系列改革。  在这一时期，大清的维新举措实际要更为领先。1866年，福建船政破土动工，随后雇请洋员，购买洋设备，仅仅两年半后便造出了排水量1450吨的炮舰“万年青号”。 紧接着在1872年又建成巡航舰“扬武”，十年后，日本才在横须贺造船所建造了同等级别的军舰“海门”，可以说大清的海军建设走在了前面。  与福建船政几乎同时成立的还有船政学堂，它是中国第一所海军军官学校。学校聘请了来自英法的军官教学授课，培养了第一批海军人才，日后许多人当上了中国第一支海军的舰长。 1875年11月，扬武巡航舰载着船政学堂毕业的实习生们驶入日本长崎港，不可谓不威风。 在自主培养人才的同时，两国也不约而同地意识到本国实力的落后，几乎同时开始了官方派遣留学生的计划。 1870年，日本率先英国军舰派遣了两名学员，随后又向英国美国派遣了18名军事留学生，其中就有日俄战争中日本联合舰队指挥官东乡平八郎。 1873年，陕甘总督左宗棠以及船政大臣沈葆桢等官员开始上奏，建议选派船政学堂优秀毕业生前往欧洲留学。但4年后第一批留学少年才真正启程。 这批12名前往英国的留学生中，有半数进入了英国最著名的格林尼治皇家海军学院的正式学生： 严宗光（左上），即严复，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曾译《天演论》。 方伯谦（中上），后任北洋水师中军左副将，济远号管带（即舰长，后不赘述）。 何心川（右上），后任南洋水师开济号快船管驾、镜清号快船管带。 林永升（左下），后任北洋水师左翼营副将，经远号管带。 叶祖珪（中下），后任北洋水师中军右副将，靖远号管带。 萨镇冰（右下），甲午战争时期任副将率水手守卫炮台，后升任总理南北洋水师兼广东水师提督，新中国成立后仍兼数职，乃“三朝元老”。 另外半数英国留学生直接到世界各地的英国军舰上实习，后来在海军担任要职的有： 刘步蟾（左），后任北洋水师右翼总兵，定远号管带。 林泰曾（中），后任北洋水师左翼总兵，镇远号管带。 蒋超英（右），后任南京江南水师学堂总教习兼提调。 此后大清又分两批派遣留学生至英国学习，他们甚至与日本学生同在一个班级学习，成绩甚至要更为优秀，日后这些留学生也都在各国海军担任要职。 “来自中日两国的留学生漂洋过海在欧洲相遇，此刻他们是同窗是学友，在异国并肩而坐，并肩而立，为着同样的使命学成毕业，为自己国家的海防效力。他们何曾预料有一天同怀海军梦的两国青年，会在同一片海域列阵相向，相搏杀。”《甲午》纪录片中的解说词如是说。 在积极培养军事人才之余，大清也着手于组建一支强大的海军。从1880年到1887年，大清向英国、德国订购了多艘当时最先进的军舰。 然而中国虽在自行造船上取得了领先，在购买新式舰船的策略上却比日本稍晚一步。日本先行购买了先进的铁甲舰，让大清朝野倍感危机。 直到从德国伏尔铿船厂订购的蒸汽动力铁甲舰定远、镇远在1885年驶回中国，局面才发生了转变。这两艘赫赫有名的铁甲舰代表着当时欧洲最先进的造船工艺，排水量达7220吨，防护之坚固直到甲午战争爆发，日本都没有舰炮能够击穿。 1888年，北洋海军正式成军，威震四方。舰船实力之强大公认远东第一，日本人也承认其实力远超本国海军。 1891年，水师提督丁汝昌率大清国北洋舰队前往日本马关，引来大量日本宾客登船参观，他们无不惊叹于定远、镇远两舰装备之威武，水兵训练之有素，几乎所有船员都能操英语向宾客说明解答各式装备的情况。 随后，北洋舰队先后访问了神户、横滨、东京、吴港、长崎，在日本内海浩浩荡荡穿行一个多月，极大地震撼了日本朝野。 然而自认为高枕无忧的大清海军，其命运将迎来拐点。同样是在1891年，户部奏准停购外洋船炮两年。 在这个造船技术日新月异的时代，不进则退。很快日本海军实力迎头赶上，直到甲午战争前夕，大清最强的北洋舰队已经不占优势。 北洋水师舰队： 日本联合舰队： 中日双方虽各有12艘战舰参战，但此时面对日本的新式战舰，中方舰船在机动力、火力上都处下风，唯定远、镇远两艘主舰仍能威慑敌方。 1894年9月17日，黄海海战爆发。 中日双方舰队正面对战，这是世界上第一次如此大规模的铁甲舰海战，引起欧美的高度关注。 开战后不久，日军舰队利用高机动性冲破清军阵型，右翼杨威、超勇被歼，超勇沉没，扬威脱战后搁浅。 致远为掩护中弹起火的定远，冲出阵型吸引火力，很快便严重倾斜，致远管带邓世昌下令冲向敌舰吉野，伺机发射鱼类拼死一搏，但无奈先被击沉，全船252几乎全部牺牲。 随后，济远管带方伯谦临阵脱逃，下令撤退，济远慌乱中撞上此前搁浅的扬威最终沉没，方伯谦也因此被处死。 日军追击脱逃的济远未果，转而围攻经远，经远管带林永生脑中弹战死，不久后经远沉没。 1895年2月，日本联合舰队偷袭元气大伤的北洋舰队，定远中弹搁浅，丧失战斗力。 丁汝昌下令改以靖远为旗舰，与日军血战，最终被击中要害，逐渐下沉。丁汝昌与靖远管带叶祖珪本要与战舰共存亡，最终被水手救起。 2月10日，提督丁汝昌最终下令自行炸毁定远、镇远以及最终搁浅的靖远。 定远管带刘步蟾随后吞鸦片自尽，与亲手参与建造的战舰共存亡，他曾言“苟丧舰，必自裁”，终言行如一。 至此，北洋水师全军覆灭，丁汝昌自杀殉国。 无人响应自毁的镇远及济远等舰被日军俘获。 算上此前因失误让镇远触礁而引咎自尽的林泰曾，船政学堂第一届毕业的老同学们（包括后来留英的优秀毕业生）将在另一个世界团聚。 大清与日本的这场战争败在何处？我认为并不是败在武器装备上，而是输在了整个国策上。 我们回到当初两国派遣留学生的节点上看。大清派遣留学生为的是培养海军人才，而日本为的是培养未来建设国家的人才。 实际上，早在幕府时期，日本各个实力较强的藩就已经顶着“出洋死罪”的锁国令，秘密启动了留学计划。 1863年，强藩长州藩秘密派遣5名年轻人前往英国留学，这5人史称“长洲五杰”，他们日后成为了日本的内阁之父、铁道之父、工业之父、外交之父、造币之父。 1865年，另一强藩萨摩藩秘密派出14名少年前往英国留学。他们中有日后明治政府的教育部长森有礼，有海军大将松村淳藏。 海军强大固然重要，但再强力的火车头也无法拖动腐锈沉重的车厢。只有给每一节车厢都注入新的动力，列车才能飞驰。 如果这样的比喻有些晦涩，那我最后从《甲午》中引梁启超一段振聋发聩的评价： “何以他国以洋务兴而吾国以洋务衰也，吾一言以断之，则李鸿章坐知有洋务而不知有国务，知有兵事而不知有民政，知有外交而不知有内治，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民，不知国家之为何物，不知国家与政府有若何之关系，不知政府与人民有若何之权限，不知大臣当尽之责任。” “及其败然后知其所以败之由，是愚人也。乃或及其败而犹不知其致败之由，是死人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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