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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载，盘庚迁殷，足足有两万多殷商军民随他乘船渡过黄河，还不包括他们的家小和臣仆奴隶，这么多的人口都通过船运从黄河以南迁到黄河以北，殷商中期的船只之大以及承载人数之众可想而知。搁现在，两万多人同时过河也是一件民生困难工程，足见当时的殷商船运能力非常发达。 另据史料记载：武王伐纣，数万兵将，近千辆车马乘船渡河，《史记·周本纪》给出了精确到百位数的数字：战车三百辆、虎贲战士三千人、甲胄战士（步兵）四万五千人、马匹若干。以西周的内陆地理位置和孱弱的经济体量，这些车马兵将的运输只能是那些归顺西周的殷人承担的。那时候殷人的船运已经能运输大批战车、战马，具备同时运输数万作战将士的能力。西周建立后，因自家人才奇缺，继续依赖于殷人的船运能力和战斗力，专门设置“殷八师”（西周的“师”建制相当于现在的军，每师一万多人）拱卫京畿，首领和高级将领由周王室子弟担任，中下级军官和士兵则为吃苦耐劳的殷人。 有人猜说，这些人众和辎重是在冬季黄河结冰时，从冰面上直接走过去的。《诗经·大雅·大明》则言说他们像周文王迎娶帝乙的妹妹一样，通过“造舟为梁”架设浮桥的方式渡过黄河的。 据史实分析，这两种可能皆不是，因为就在此前两年，周武王曾经到东方阅兵，率领八百多诸侯的联军，也在盟津渡过了黄河。在这次行动中，姜子牙特地命令将士们聚集船只，那时的黄河并没有结冰。依照司马迁的描述，在渡河过程中，还有一条白鱼跳进了行驶中的周武王的船中，可见也不是架设浮桥渡河的。一个较为合理的解释是，孟津（盟津）一带的黄河水面较窄，迂阔平缓，适合船渡。 在这次史称“孟津会盟”的军事试探中，帝辛-比干联盟还很牢固，比干还在撑持殷商帝国的朝政大局，帝辛荒淫暴虐腐化堕落得还不够，殷商的实力还很强大，尤其是比干的威望足以吓阻觊觎殷商江山的诸侯们，所以周武王认为灭殷的时机还不成熟，于是不顾那些野心勃勃的手下们的撺掇，班师回到了周国。如此看来，周武王率领的大军和大批的辎重是来回两渡黄河。从史料记载上看不出周武王为船运之事担忧的信息，其背后应该是当时运输能力不构成困难，这种船运能力非常便利迅捷，能让数万人轻易地渡过黄河，还能再回来。 殷墟妇好墓是武丁大帝妻子（王后）的墓葬，保存完好，现已考古发掘。这座墓葬中出土了6880多枚货贝。这些贝壳大的长约2.4厘米，小的长约1.5厘米。经今高科技手段检测，它们的种属遍布于现今的中国台湾、南海以及阿曼湾、南非的阿果阿湾等地。这些海洋生物的贝壳能越海漂洋进入河南安阳的途径，说明殷商的船运能力和水路运输网络臻于高度完备了，初具远洋航运格局。 超强的长途船运能力为殷人涉足海外远洋航行创造了前提，开启了殷商的大航海时代。殷人的船只能够运输成建制的人众和物资，大型船只更胜一筹，附设日常生活设施，可供船上人员在江海之上生活多日。 甲骨文的“凡”字像船的风帆，应是“帆”的本字或初文，“帆”字的出现，说明那时候或至更早的现实生活中就有船上配帆的情况，为船只的深海远航解决了行驶动力的问题。甲骨文中跟“凡”字有关的多个字形像水中行驶两只船，说明在殷商有两艘或多艘舰船一起出行的现实场景。多艘船只或舰队一起出行，可以起到相互照应，协同处理一些突发问题，顺便打击当时的海盗，保证船上人员安全返航或顺利到达目的地。这就算是早期的殷商帝国无敌舰队了。 关于殷人远海航行的实际行动，一些确凿的史实可证明一二，如《尚书·大传·西伯戡黎》记载，试图叛乱的周文王被帝辛囚禁于羑里时，“文王四友”之一的周国大臣散宜生设法营救。他到各地寻找奇珍异宝，在“江淮之浦”搜求到如车渠的大贝。他将这些物品献给纣王，帝辛甚喜，二话不说就把周文王释放了。 车渠又名砗磲，是一种软体动物，分布于印度-西太平洋热带海洋，中国台湾岛及其附属岛屿、海南岛以及东海和南海诸岛均有分布。大砗磲的贝壳能达一米，重量二百五十千克，肉可食用；壳大而美丽，略呈三角形，可制作器皿及装饰品。江淮之地的砗磲应当是当地人出海捕获来的。可见晚商时期的人们已经具备远海捕捞海产品的能力。 在安阳殷墟发掘的动物骨骼中，有一大块鲸鱼鱼肩胛骨，它的上缘长一公尺多；另外还有一些来自同一海中巨物的椎骨，这些可能也是殷人进入远海捕捞而得来的。 今人难以想象，在那般社会生产力落后的殷商年代，殷人们是怎么突破大自然的束缚，将自己的探险足迹留在波涛汹涌的大海大洋之中；除了“人定胜天”的豪迈、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坚韧，以及对于远方未知世界的执着向往，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挡殷人跋山涉水，开疆拓土。殷亡以后，一部人不愿当亡国奴的殷人东渡到达今美洲大陆，建立新家园，这在理论上是可能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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