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市栖霞镇新合村狮子冲田野中坐落着一处南朝帝陵石刻，位于永安墓园东南约200米。距栖霞区栖霞街道金陵石化公司炼油厂中学萧融墓石刻南5.1公里。石刻旁的国保碑标为陈文帝陈蒨的永宁陵石刻。此处帝陵南向偏东30度，陵前仅存2石兽，均为雄兽，东西相对，间距25.84米，是南朝陵墓石兽中气势最雄伟、装饰最富丽、神态最灵动且保存完好的一对。
东为天禄，双角，长3.11米，胸宽1.45米，高3米。昂首挺胸，正视前方。头上双角，角上有3个圆柱。双目暴突，宛如圆珠。鼻孔圆深，张口含舌，舌不下垂，下颏须髯分5缕飘洒胸前。腹侧双翼，作7根翎毛状，好像振翅欲飞，四腿刚劲有力。尾巴骨节隆起，骨节两侧装饰有对称的卷云纹，显得苍劲有力，肌丰骨健。全身上下浮雕各种云纹，显得华美艳丽，光彩照人西为麒麟，独角，长3.19米，胸宽1.45米，高3.13米。独角双翼，环目张口，舌尖上翘，须髯下垂，双翼刻鳞纹，衬以羽翅纹，遍体饰卷毛纹。其造型灵动俊美，矫健秀逸，纹饰繁振华美，不仅张口露齿，而且其足跟着地，足趾翘起，足掌心朝前，给人“张牙舞爪”之感。蕴含着南朝画家谢赫提出的“六法”精髓，气韵生动，以形写神，形神兼备，具有典型的南方特色，是南朝陵墓神道石刻艺术的集大成者。研究表明，南朝帝陵神道石兽造型和装饰的演变似有规律可循。以麒麟铺为代表的刘宋石兽敦厚简朴，以丹阳胡桥、建山诸陵为代表的齐代石兽轻盈窈窕，梁初的建陵还完全沿袭齐陵石兽的形式，继后的梁武帝修陵石兽造型虽有变化，但尚未完全摆脱齐的影响，真正开创梁陵石兽典型样式者为陵口和简文帝庄陵的石兽，它们一扫齐陵石兽体形的流丽曲线，而呈现稳重繁富的倾向。狮子冲石兽不类宋齐造型，也不似建陵和修陵的石兽，而接近陵口和庄陵石兽样式，但更华丽精美。其足趾翘起的姿态与庄陵石兽几乎相同，这是现存南朝帝陵石兽中的两个罕见的特例，可见二兽时代相去不远。关于这组石兽的墓主身份，以往学界多认可以下五种观点：一，宋文帝刘义隆长宁陵说该说最早见于1936年出版的朱偰《建康兰陵六朝陵墓图考》，但朱偰先生同时也说，有传闻此为陈文帝陵。而罗宗真先生在其《六朝考古》中，在对长宁陵，永宁陵二说进行综合的分析后得出结论，此陵却为宋文帝之长宁陵，但石兽则为齐梁时期重塑，原石刻已于齐武帝时期被迁走，今已无存。万新华先生在其著作《试论南朝陵墓雕刻艺术的风格嬗变》一文中，也认可该观点。二，齐代帝陵说该说最早见于日本学者町田章的《南齐帝陵考》，文中认为，狮子冲南朝石刻的风格，与丹阳齐高帝，齐武帝，齐宣帝等陵前石刻颇为一致，故认为此处石兽亦属齐代帝陵遗存。当今学界多认可齐梁二朝帝陵均在今江苏丹阳境内，于丹阳境内存十数处齐梁帝陵石兽遗存，故町田章先生的说法，是欠缺依据的。三，梁元帝萧绎说该说最早出处今已无考，王志高先生曾在其著作中提及并加以考证，认为此说不确。梁元帝萧绎实葬于“江宁旧茔”其母阮修容墓侧，并初考今南京市江宁区锦文路侧，旧为建中方旗庙村的两尊南朝辟邪遗存，为梁元帝及其母墓前遗存。
四，陈文帝永宁陵说此说最早见于朱偰先生1957年《修复南京六朝古迹中的重要发现》一文，因1957年于南京灵山发掘一处南朝墓葬，出土新的石刻辟邪，朱偰先生在修订其1936年《建康兰陵六朝陵墓图考》一说的观点基础上，认为此处石刻确为南朝晚期遗存，应为陈文帝永宁陵前遗物，。日本学者曾布川宽在其著作《六朝帝陵—以石兽和砖画为中心》一书中，从石刻艺术风格出发，认为此处石刻与丹阳三城巷（4）即梁简文帝萧纲庄陵石刻遗存，及丹阳陵口石刻遗存风格颇似并有进一步发展，应为梁代晚期极以后的墓葬遗存，故确认此处石刻为陈文帝陈蒨永宁陵石刻。此说影响甚广，并为文保部门肯定，今陵前石刻之全国文保碑上亦题为永宁陵石刻。五，梁昭明太子安陵说此说最早见于南京博物院研究院王志高先生撰文《梁昭明太子陵墓考》中，王志高先生从墓葬位置和石刻风格两个角度详加论证，认为此处陵墓石刻为梁中后期风格，且具备帝陵规制。又以其葬于梁代墓葬区。综合古籍中对昭明太子安陵及其母丁贵嫔宁陵的相关记载，认为狮子冲之南朝石刻为南朝梁武帝长子，昭明太子萧统陵前遗物。2013年1—6月，南京市考古研究所对狮子冲石刻西北约400米的南朝大墓进行了考古发掘，当年7月，遵照国家文物局的要求，对已暂停发掘的两座墓葬完成了保护性回填。此次考古工作虽未能对两墓进行彻底清理，但仍然为我们揭开了狮子冲石刻的主人之谜。两墓坐北朝南，东西并列。M1居东、M2居西，墓坑相距9.3～10米。M1墓葬由封土、墓坑、砖室组成，方向154°。砖室由封门墙、甬道、墓门、墓室三部分组成。砖室平面略呈“凸”字形，全长14.2、宽6.4米。墓葬因盗毁严重，砖室顶部全部不存，墓壁、甬道壁、封门墙仅部分保留。经清理可知封门墙共计五重，厚1.78米，最里一重嵌砌于甬道口内，其它四重砌于甬道外。甬道平面呈长方形，内长5.4、内宽1.64米，甬道东西两壁均厚0.7米，已发掘部分残高1.12米。甬道两壁均由三顺一丁组砖砌成。甬道内分布两重石门，石门均可见一对门柱、一件半圆形门楣，门柱均保持原位。墓室平面介于长方形与长椭圆形之间，内长8.32米，近后壁处内宽4.64米，墓室中部内宽4.88米，近甬道口处内宽 3.04 米。墓室前部与甬道呈弧角相连，左右两壁略向外弧，后壁呈弧形外突。墓顶全部不存，墓顶起券处亦遭毁坏。墓室四壁毁坏严重，室内填土中夹杂大量散乱断裂的墓砖，墓壁残高 0.44～2.16 米不等（发掘停止面以上）。墓室双重墓壁，四壁均厚 0.74 米，砌筑结构相同，为三顺一丁组砖砌成，墓砖使用了大量未经拼接的模印画像砖。两重墓壁之间夹有厚约 5厘米的石灰层。M1所用墓砖大部分砖面带有细绳纹，按砖面内容可分为模印画像砖、普通纹饰文字砖和素面砖三大类，按形状可分为长方形、楔形、斧形三大类。长方形砖主要用于砌筑墓壁、墓室外壁与墓坑之间的短墙和封门墙等，楔形砖和斧形砖应该用于起券和砌筑墓顶。此外，墓室外短墙上有的也使用了楔形砖和斧形砖。墓室东西两壁均发现砖印壁画。西壁保存较好，壁画最南端距西壁南侧拐角0.42米，壁画北端距西壁北侧拐角 0.27 米，由南向北依次为“羽人戏虎”、半幅“竹林七贤”人物组画。墓室东壁整体保留较差，仅在发掘停止面底部残留一小部分砖印壁画，依稀可见树木枝干、衣带和龙纹线条。依照西壁图案推测，东壁原本应有完整的“羽人戏龙”、另外半幅“竹林七贤与荣启期”人物组画。“羽人戏虎”砖印壁画位于墓室西壁靠甬道处，画幅长3.15、残高0.74米。羽人位于虎前，头部已不存，其右臂上举，上臂有羽翼；左臂前伸，手指拈花。衣摆、裤管均呈羽带状后飘。羽人做腾空行进状，引导身后的“大虎”向前行进。虎头、颈、背部不存，四足奔驰，身材修长，矫健有力，虎身有明显的白色涂料痕迹。所见虎的三肢（左前、双后）均有羽翼。“大虎”尾后，为两个盘足仙人，均宽衣博带，腾空呈升天之势。其一头部已不存，另一仙人手捧丹炉，面含笑意。整幅图案下方点缀五朵花卉。“竹林七贤”砖印壁画位于墓室西壁中后部，画幅长2.46、高 0.72 米，局部保留有彩绘痕迹。壁画共有四人，各人之间以树木分隔，形成各自独立的画面。依据人物侧旁的榜题，并参照保存完好的南京西善桥宫山南朝墓出土砖印壁画，可知四人由外向内依次为阮咸、阮籍、山涛和嵇康。壁画以一株银杏树起头，树干以上树枝呈三枝状。右侧人物头戴幘，挽袖，赤足，趺坐于裀褥之上，双手抱弹于胸前，左手指按琴弦，右手指弹拨，低头注目，悠然弹奏四弦乐器。这幅画面侧旁无榜题，但从其弹奏姿势以及与既有“竹林七贤与荣启期”壁画人物形象的对比，推知此人为阮咸。阮咸之后为一株榉树，其次为一莲花化生图案，其后为阮籍。阮籍头戴帻，面有稀须，坦胸，双足盘坐于裀褥之上，身前置瓢樽。左手置于足上，右手托一耳杯送于口前，作饮酒状。阮籍左臂旁一丁砖端面模印阳文“阮藉”二字。阮籍之后为一株银杏树，树后为山涛。山涛头戴帻，颌有须，面含笑意，身着长袍，盘足而坐。左手执麈尾于胸前，右手似有所指，宽衣博带垂于裀褥之上。人物左侧一丁砖上模印“山涛”二字，“涛”字形似“博”，经与西善桥宫山壁画榜题对比，应为“濤”字的简略体。山涛之后为一株高耸挺拔的松树，树后人物头戴帻，双足盘坐于裀褥之上。双手抚琴，琴置于盘曲的双腿之上。身后银杏树旁一丁砖上有题“阮步兵”三字。阮步兵即阮籍，因其曾任步兵校尉一职，故名。阮籍已见于这组壁画的第二人，两者之中必有重复。“阮步兵”双手做抚琴状，与西善桥宫山壁画中的嵇康形象一致，故此处应为嵇康，模印“阮步兵”铭文的墓砖应为错砌。类似的错讹亦见于丹阳胡桥吴家村、建山金家村南朝大墓的“竹林七贤”砖印壁画中。嵇康之后以一株银杏树结束。该墓曾遭严重盗毁，且这次的发掘工作未能对其彻底清理，故出土遗物极少，主要遗物为一块纪年砖和两重石门的部分构件。纪年砖（M1：1） 发现于墓室内的乱砖堆积中。砖面带有明显的细绳纹，长33、宽16.5、厚3.8厘米，砖面刻划铭文“师李/中大通弍年五月/廿七日於俊趶作此/砖大好可用”。其中“弍”原写作“元”字，后加笔改成了“弍”字。石门（M1：2） M1 第一重石门构件，由一对石门柱和一件石门楣组成。柱径均为 0.33×0.22 米，已揭露高度为1.2米。西门柱东侧面线刻有宝珠莲花等缠枝花卉纹饰。西门柱南侧面上端为仙人骑天鹿，下端为仙人骑凤鸟，两神兽均呈腾飞状。两组仙人神兽周边，以祥云、缠枝、花卉等图案点缀补白。西门柱下部风化严重，纹饰漫漶不清。东门柱西侧、南侧原有线刻图案，然漫漶难以辨识。门楣呈半圆形，宽 1.88、高 1.12、厚 0.27 米。门楣正面浮雕仿木结构的“人”字形拱，由于风化严重，原有的纹饰已漫漶难识。门楣底部左右两侧各有两个凹槽，以便与门柱、门扇扣接。石门（M1：3） M1 第二重石门构件，由一对石门柱和一件石门楣组成。柱径均为 0.32×0.21米，已揭露高度为1.2米。西门柱东侧面线刻有宝珠莲花等缠枝花卉纹饰。西门柱南侧面为上下两组仙人骑神兽图案，上方神兽为凤鸟，下方神兽头、躯体部分漫漶难识。两组仙人神兽周边，以祥云、缠枝、花卉等图案点缀补白。东门柱西侧面残留有线刻宝珠莲花等缠枝花卉图案。东门柱南侧面上方为仙人骑飞龙，飞龙呈奔走腾飞状；下方可见仙人及凤鸟的头部，推测应为仙人骑凤鸟图案。两门柱下部风化严重，纹饰漫漶不清。门楣呈半圆形，宽1.82、高1.2、厚0.28米。正面浮雕仿木结构的“人”字形拱，底部左右两侧各有两个凹槽，以便与门柱、门扇扣接。“人”字形拱顶端有一缠枝花瓣图案，漫漶不甚清晰，经与其它门楣对比，可知为一莲瓣，莲瓣下方为十瓣坐莲。门楣正面，以“人”字形拱为中心，左右两侧刻有一组对称的带翼神兽图案。右侧一组保存较好，从上到下依次为飞龙、凤鸟、天鹿，均呈奔跑状；左侧上下两只神兽已漫漶不清，中间为凤鸟图案。门楣下部亦刻有左右对称的两组图案，由中轴线开始，左侧一组依次为飞虎、鸟、天鹿，右侧一组依次为飞龙、凤鸟、天鹿。可见门楣“人”字形拱左右两侧的纹饰与下部纹饰相互对应，左右对称分布。门楣下部的神兽图案之上，横向分布五组穿胜图案。上述主纹饰之间均以祥云、缠枝、花卉等纹饰点缀补白。M2墓葬由封土、祭台、墓坑、砖室组成，方向155°。祭台位于墓葬南端，开口于表土层下，叠压于墓道填土之上。祭台平面呈长方形，遭严重扰乱，东西残长6.6、南北残宽1.58米。祭台平面残存两层砖，下一层为平砖顺砌，上一层为“人”字形组砖。祭台东西两端各有两排竖砖锁口，中部另有部分散砖错落分布。祭台用砖与墓室用砖基本相同，其中部分为散乱的模印画像砖。墓坑：平面呈长方形，长 15.84、宽 8.5～8.8米，发掘停止面距墓葬开口 2.8～5.84米。据勘探得知，墓室后部发掘面距墓底深度约1.5米，前部发掘面距墓底深约1.7米。砖室：由封门墙、甬道、墓室三部分组成。砖室平面略呈“凸”字形，全长15.2、宽6.48米。墓葬因盗毁严重，砖室顶部全部不存，墓壁、甬道壁仅部分保留，封门墙几乎全部被毁。墓室东西两壁均发现砖印壁画。东壁壁画保存相对较好，壁画南距直棂假窗0.48米，为“仙人持幡”图案，画幅长0.68、高0.41米。画中仙人身浮祥云之上，上身微倾，左手执幡，右手上举，搭于右肩，博带飘于身后，呈腾空升天状。西壁直棂假窗北侧，残留少许符节、祥云、博带等图案，推测西壁原先也应有“仙人持幡”图案，与东壁呼应。东壁“仙人持幡”图案下方露出部分须、角等，推测应为“羽人戏龙”砖印壁画；西壁下部亦隐约可见部分须、尾等，推测应为“羽人戏虎”砖印壁画。因未能继续清理，墓室内其它砖印壁画内容不得详知。该墓曾遭严重盗扰，且未发掘到底，故出土遗物极少。主要遗物为一块纪年砖及两重石门。纪年砖（M2：1） 发现于墓坑内乱砖堆积中。残缺，砖面带有明显的细绳纹。残长28、宽15、厚4.5厘米。砖面刻划“普通七年∕师张正貟（员）”。石门（M2：2） M2 第一重石门构件，由一对石门柱和一件石门楣组成。柱径均为0.2×0.34米，已揭露高度为1.0米。两门柱侧面原有线刻图案，因风化均漫漶不清，难以辨识。门楣高 1.12、宽1.8、厚 0.11～0.28 米。门楣正面浮雕仿木结构的“人”字形拱，由于风化严重，门楣上的纹饰亦漫漶不清。门楣底部左右两侧各有两个凹槽，以便与门柱、门扇扣接。石门（M2：3） M2 第二重石门构件，由一对石门柱、一件石门楣及一面门扇组成。柱径均为0.2×0.33米，已揭露高度为1.0米。两门柱侧面原有线刻图案，因风化均漫漶不清，难以辨识。门楣高1.04、宽1.8、厚0.12～0.28米。正面浮雕仿木结构的“人”字形拱，底部左右两侧各有两个凹槽，以便与门柱、门扇扣接。“人”字形拱顶端刻划八叶莲瓣，莲瓣下方为十二瓣坐莲；“人”字形拱下部刻有一只畏兽，张口龇牙，鬃毛后卷，形象威猛。“人”字形拱两侧对称刻有六只带翼神兽图案，上部对称分布两只凤鸟，中部为对称分布的飞龙，下部左侧为千秋，右侧为万岁。六只神兽，沿“人”字拱两侧向顶端呈腾飞、奔跑状。上述主要图案之间点缀有祥云、缠枝、花卉等纹饰。为确保门楣维持原位，考古发掘时未将门楣下方填土全部清理，故无法知晓门楣下方的纹饰情况。东侧门扇保持原位，呈直角向墓室方向开启；西侧未见门扇，或倒伏于墓葬下部填土中。狮子冲两座南朝大墓均坐北朝南，背依北象山，左右两侧由低矮的山冈环抱，墓前为低缓宽阔的平地，南象山环绕于前，地形极佳。从考古发现来看，已发掘的南朝陵墓大多背倚山峰，前邻宽敞平地，两侧土丘环抱，如西善桥油坊村南朝大墓、丹阳胡桥仙塘湾南朝大墓、丹阳胡桥吴家村、建山金家村南朝大墓以及萧象墓、萧宏墓、萧伟墓等。归其原因，在于六朝时期堪舆、望气、相墓之术非常盛行，对葬地的选择十分考究，高等级的帝王陵墓尤其如此。
据本次发掘的东西向剖面，M1封土部分叠压于M2封土之上，可知M1的营建时间晚于M2，这也与墓中出土纪年砖所反映的两墓时代相吻合。两墓的营建过程为：M2先选择高地开挖墓穴、营建砖室、堆筑封土，最后于墓前砌筑祭台；M1所处位置原本相对低洼，建墓时先将低洼地段堆土垫高，然后再开挖墓穴、营建砖室、堆筑封土，最后在两墓封土相接地带砌筑排水明沟。通过对两墓营建过程的还原，我们发现M2 东侧地势相对较低，并非大型墓葬的首选葬地，而M1 在选址时，有意填平洼地，将墓穴营建在紧邻M2 的区域，这一现象也值得我们思考。
M1西壁以“竹林七贤”为题材的砖印壁画，是全国范围内迄今所见的第五例。两墓出土了大量带有铭刻文字的模印画像砖，文字生动流畅，字体率意，是当时制砖工匠的真迹。数量庞大、内容丰富的铭文画像砖，为南朝帝陵砖印壁画的布局、砌筑工艺以及对六美术史的研究均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这次发掘清理的狮子冲两座大型砖室墓，均为单室墓，墓室后壁外弧明显，两侧壁略弧，墓室前端左右呈弧角与甬道相连，砖室砌筑时使了大量的模印莲花纹砖，具有比较典型的南朝中晚期大型墓的特征。狮子冲两座墓葬中分别出土两块纪年砖，M1出土“中大通弍年”（530年）纪年砖，M2 出土“普通七年”（526 年）纪年砖，所显示的纪年均为萧梁时期的年号，为两墓的埋葬年代提供了判断依据。M1 砖室长14.2、宽6.4 米，墓室长8.32、宽4.88 米；M2 砖室长15.2、宽6.48 米，墓室长8.4、宽5米。从墓葬规模上看，两墓均属于特大型南朝砖室墓。狮子冲两座墓葬的规模，甬道内设两重石门，以及墓壁分布整齐的“羽人戏龙”、“羽人戏虎”、“竹林七贤”等砖印壁画，这三个要素与丹阳胡桥仙塘湾、丹阳胡桥吴家村、丹阳建山金家村、南京西善桥油坊村四座南朝大墓一致。上述四座大墓均被确定或推定为是帝陵级别，因此狮子冲两座大墓也应属于这一等级。结合狮子冲两座南朝大墓所处位置、墓前石刻、形制规模、纪年文字以及两墓并排紧邻的位置关系，结合文献记载，我们初步认定，狮子冲两座南朝大墓的墓主分别为梁昭明太子萧统（M1）及其生母丁贵嫔（M2）。昭明太子萧统（501年―531年5月7日），字德施，小字维摩，南朝梁代文学家，南兰陵（祖籍江苏武进）人，梁武帝萧衍长子，母亲为萧衍的贵嫔丁令光，又称丁贵嫔。于天监元年十一月被立为太子，据载萧统生而聪颖，3岁受《孝经》、《论语》，5岁遍读《五经》，悉能讽诵，读书数行并下，过目皆忆。其姿貌姣美，举止称善。且“性仁孝”、“仁恕”、“仁爱”、“宽和容众”、“明于庶事”、“孝谨天至”，又关心民众疾苦，“引纳才学之士，赏爱无倦”，故“天下皆称仁”。中大通三年（531 年）三月，萧统游后池，乘船摘莲，因宫姬荡舟溺水而患病，至四月乙巳日薨，时年 31 岁。梁武帝亲至东宫凭吊，“临哭尽哀，诏敛以衮冕。谥曰昭明。”世称昭明太子。至五月庚寅日安葬，诏司徒左长史王筠撰哀册文。昭明太子生前“仁德素著”，颇得民望，卒后举国悲哀，“朝野惋愕， 京师男女，奔走宫门，号泣满路。四方氓庶，及疆徼之民，闻丧皆恸哭”，表达了对他的哀思。主持编撰的《文选》又称《昭明文选》），551年其孙萧栋即位后，追封昭明太子统为昭明皇帝。大定元年(555年)，第三子萧詧建立西梁政权，追尊昭明皇帝，庙号高宗 。昭明太子生母梁武帝丁贵嫔，丁令光（484年—526年），谯国（今安徽亳州）人，兖州刺史、宣城太守丁道迁之女，梁武帝萧衍的妃子。丁令光十四岁时嫁给萧衍，生昭明太子萧统、梁简文帝萧纲和庐陵威王萧续。天监元年（502年），萧衍封丁令光为贵嫔，位在三夫人之上，居于显阳殿。丁令光性格仁厚宽恕，不喜华贵装饰，深得妃嫔宫女欢心，未曾为亲戚之事私下请求。后萧衍信佛，丁令光长年食素，擅长佛理，尤其精通《净名经》。
普通七年（526年），丁令光去世，时年四十二岁，葬于宁陵，谥号“穆”。其子萧纲即位后，追尊她为太后。
围绕丁贵嫔的葬地，历史上曾发生过“蜡鹅厌祷事件”，《南史·梁武帝诸子·昭明太子传》记其始末:“初，丁贵嫔薨，太子遣人求得善墓地，将斩草，有卖地者因阉人俞三副求市，若得三百万，许以百万与之。三副密启武帝，言太子所得地不如今所得地于帝吉，帝末年多忌，便命市之。葬毕，有道士善图墓，云'地不利长子，若厌伏或可申延’。乃为蜡鹅及诸物埋墓侧长子位。有宫监鲍邈之、魏雅者，二人初并为太子所爱，邈之晚见疏于雅，密启武帝云:'雅为太子厌祷。’帝密遣检掘，果得鹅等物。大惊，将穷其事。徐勉固谏得止，于是唯诛道士，由是太子迄终以此惭慨，故其嗣不立。”因为墓地的事情，昭明太子忧惭而死，而他的儿子也未能被立为皇太孙。狮子冲石刻定名为安陵石刻，昭明太子的陵号，《梁书》、《南史》本传以及《建康实录》等都一致记为安宁陵，只有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十五《江南道一》记为安陵。综合史料记载可知，东晋、南朝各代陵号大约有着统一的规定。如《晋书》所载有陵号可传的东晋 14座陵墓均以含“平”的双字命名，有建平陵、武平陵、兴平陵、崇平陵、永平陵、安平陵、敬平陵、高平陵、隆平陵、嘉平陵、熙平陵、修平陵、休平陵、冲平陵。刘宋一朝陵号则以含“宁”的双字命名，有初宁陵、长宁陵、兴宁陵、景宁陵、崇宁陵、高宁陵、遂宁陵、修宁（一作攸宁）陵、熙宁陵等。萧齐一朝陵号以含“安”的双字命名，有泰安陵、休安陵、景安陵、兴安陵、恭安陵、永安陵、修安陵等。梁代四帝中，元帝和敬帝陵号不见于正史记载，武帝和郗皇后陵号修陵，简文帝和王皇后陵号庄陵，武帝父母萧顺之和张氏于天监元年（502 年）被追尊为帝后，陵号建陵，显然梁代陵号似以单字命名为常。这一规则从后梁二帝陵号看亦合符契。后梁虽以江陵为都，为北周之藩国，但从帝系看却属梁武帝、昭明太子一脉嫡长正统，故史称后梁礼典“依梁氏之旧”) ' 陵寝制度也不例外。后梁宣帝萧詧为昭明太子第三子，他在江陵的陵墓号称平陵)。后梁明帝萧岿是宣帝第三子，他的陵号是显陵) 。陵号同样遵循单字命名的原则。如果昭明太子陵号“安宁陵”，则明显有违于梁代陵制。或问，是否有可能太子陵与帝后陵不属同一命名系统呢？这一推测在梁代无例可循，但从萧齐的情况看答案是否定的。据《南齐书》卷二十一《文惠太子传》，文惠太子萧长懋是齐武帝萧赜长子，与昭明太子一样生前未曾为帝，卒后陵号崇安陵，合于齐制。由此看来，《元和郡县图志》的记载是对的，昭明太子的陵号应是安陵，而非安宁陵。然则何以众多史籍都把昭明太子的陵号“安陵”衍误为“安宁陵”呢？原来昭明太子的生母丁贵嫔的陵号为宁陵。按梁武帝在郗皇后早卒后一直虚缺其位，故丁贵嫔虽未立为皇后，但因母以子贵，在宫中地位极为尊崇，号称“位次皇后”、“在三夫人上”，又“备典章礼数，同于太子，言则称令。”另外，丁贵嫔亦是简文帝萧纲生母，萧纲登基后追崇丁氏为穆太后，她的陵号既可能是初亡时武帝所赐，也可能是追崇时简文帝所加。昭明太子如果继立为帝，那么他当如简文帝归葬于建陵、修陵所在的今丹阳三城巷帝陵区。然而他不幸夭薨，最大的可能就是安葬于其生母陵次。这种以血缘上的母子关系来决定陵区位置的例证在南朝屡见不鲜。如南京北郊幕府山刘宋陵区内所葬的宋明帝和沈太后是母子关系，南郊岩山陵区内所葬的刘宋孝武帝和路太后是母子关系，殷贵妃和始平王刘子鸾也是母子关系。《宋书》卷七十九《文五王传》还载，宋文帝第十子武昌王刘浑于孝建年间被逼令自杀，先葬襄阳，后于大明四年（460年）还葬其母江太妃墓旁。天嘉元年（560年）归葬的梁元帝萧绎“江宁旧茔”，就是其生母阮文宣太后陵所在的通望山。我们再看史籍中昭明太子可能葬于丁贵嫔墓侧的一条线索。《南史》卷五十三《梁武帝诸子传》载：“初，丁贵嫔薨，太子遣人求得善墓地，将斩草，有卖地者因阉人俞三副求市，若得三百万，许以百万与之。三副密启武帝，言太子所得地不如今所得地于帝吉。帝末年多忌，便命市之。葬毕，有道士善图墓，云'地不利长子，若厌伏或可申延。’乃为蜡鹅及诸物埋墓侧长子位。有宫监鲍邈之、魏雅者，二人初并为太子所爱，邈之晚见疏于雅，密启武帝云：'雅为太子厌祷。’帝密遣检掘，果得鹅等物。大惊，将穷其事。徐勉固谏得止，于是唯诛道士，由是太子迄终以此惭慨，故其嗣不立。”文中埋蜡鹅诸物厌伏的丁贵嫔“墓侧长子位”，从理论上可以认为就是葬制规定的昭明太子陵址的主要候选地。既然昭明太子的安陵与丁贵嫔的宁陵相依而葬，那么后世史家把二陵陵号混同就是可以理解的事了。昭明太子陵内除葬有昭明太子外，从文献记载及考古发现的东晋、南朝夫妇同室合葬的一般情况看，其妃蔡氏亦当合葬于陵内。蔡氏为中书令、吴郡太守蔡撙女。中大通三年（531年），昭明太子卒后，蔡妃出居金华宫。蔡氏卒年史籍未载，但从大宝二年（551 年）八月萧栋即位后追尊蔡氏为敬皇后，及绍泰元年（555 年）萧詧即位后追尊蔡氏为昭德皇后看，蔡氏卒亡应在此前。昭明太子葬后不久，他的陵墓就在侯景之乱中遭严重盗毁。盗掘昭明太子陵墓者是江州刺史杜崱兄弟。史载梁太清三年（549 年），杜崱与兄杜岸等一起由岳阳王萧詧叛归湘东王萧绎。后萧詧在一次战斗中俘获了杜岸、杜巘 及其母妻子女等，皆斩于襄阳北门，并“尽诛诸杜宗族亲者，幼弱下蚕室，又发其坟墓，烧其骸骨，灰而扬之，并以为漆碗。”两家从此结仇。承圣元年（552年），杜崱应萧绎之令随王僧辩东讨侯景，入据台城，平定建康之乱。“及建邺平， 兄弟发安宁陵焚之，以报漆碗之酷，元帝（萧绎）亦不责也。”可以推想，这次毁陵不仅地下玄宫被发掘，地面陵寝建筑亦遭焚毁。而考古发掘也证实安陵遭到大规模的破坏。昭明太子名垂青史，流芳百世，是因为他在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他自幼表现出对文学的挚爱，身边聚集了许多学识渊博的学者文人，史称他“闲则继以文章著述，率以为常。于时东宫有书几三万卷，名才并集，文学之盛，晋、宋以来未之有也。”他才华横溢，文学成就斐然，除著文集20卷外，还编撰古今典诰文言为《正序》10 卷，五言诗之善者为《文章英华》20卷，特别是召天下才俊共相撰辑的《文选》30卷，又称《昭明文选》，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诗文总集。对《文选》的注释、辞章、评论、广续、校雠等，自唐代以来就形成了一种绵延不绝、极富特色的专门学问———“选学”，而昭明太子也被誉为“我国总集之祖”。然而其身后陵墓却惨遭破坏，令人不胜唏嘘，幸有这对精美的石刻可以让我们想象那个时代的文采风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