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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司马迁的《史记》与班固的《汉书》问世，好像给我国的史学开辟了一条光明大道，提起了后代治史的兴趣。东汉一代的政府，对于修史的工作已很注意，如从安帝至灵帝六十余年之间，由刘珍、伏无忌、边韶、崔寔、马日磾、蔡邕等人连续撰作的《东观汉记》，献帝时荀悦改编《汉书》而成的《汉纪》，便是重要的作品。到了三国时代， 虽是割据鼎峙的局面，但修史的工作并没有中断；而且在史学的发展上具有特殊贡献，在史学上占着重要的地位。在这时期写成的史书，后来虽然都已失传，但依据现存的记载，仍可考见当时史学发展的概况。本文归纳零碎的材料，先将魏、吴、蜀三国的史官制度、修史经过及主要的史家与史书，分别加以叙述，然后再作一综合的评论： 一、史官的建置 东汉前期，国家藏书的地方叫做兰台，奉命修史的人，便在那里从事撰述。如汉明帝以班固为兰台令史，与陈宗、尹敏、孟异等共修《世祖本纪》。章帝、和帝以后，典籍又聚于东观，常选派名儒硕学去撰述国史，称为“著作东观”。所以刘珍等连续写成的东汉诸朝的历史，后人称为《东观汉记》。但当时所谓著作东观的人，都是以其他的官职来兼任，虽然负荷着修史的任务，并没有专任史官的职位。到了曹魏称帝，在明帝太和年间，才正式设置了专门掌管修史的官员，叫做“著作郎”，属于中书省。中书省的长官是中书令。中书令下面有秘书监，总管国家的典籍。因为修史的工作是离不开典籍的，所以秘书监就是著作郎的顶头上司。从此以后，著作郎便成了史官的专称，经过两晋、南北朝、隋唐一直到宋代，都被沿用着。 吴国也有专任的史官，担当修史的工作，称做“左国史”和“右国史”。从陈寿的《三国志》里，我们知道薛莹和韦曜曾充任左国史，华覈曾以东观令兼领右国史；刘知几的《史通》里，又有周处自左国史迁为东观令的记载。大概孙吴藏书的地方，也沿用东汉的名称，叫做东观；东观令相当于曹魏的秘书监。左国史和右国史同样隶属于东观令之下，在班秩上并没有高低之分，只是仿效从前“左史记言，右史记事”的意义，而各有记述的专责而已。 至于蜀国有没有史官，陈寿《三国志·后主传·评》里说：“国不置史，注记无官。是以行事多遗，灾异靡书，诸葛亮虽达于为政，凡此之类，犹有未周焉。”但刘知几不以为然，在《史通·曲笔篇》里说：“陈氏《国志》刘后主传云：蜀无史职，故灾祥靡闻。案黄气见于秭归，群鸟袭于江水，成都言有景星出，益州言无宰相气，若史官不置，此事从何而书？”又在《史官建置》篇里说：“案《蜀志》称王崇补东观，许盖掌礼仪，又卻正为秘书郎，广求益部书籍，斯则典校无阙，属辞有所矣。而陈寿评云蜀不置史官者，得非厚诬诸葛乎！”刘知几强调的说蜀国也有史官的设置，批驳陈寿的话，认为是对诸葛亮有意的诬谤。然而我们仔细地考察，陈寿的话是不错的。因为陈寿本是蜀人，又在蜀国做过官，对于蜀国的情形身经目睹，当然知道得确实。他以蜀国的人来撰著《三国志》，而蜀事的记载反不如魏、吴两国的详备，这就因蜀国没有专门记注的史官，以致史料缺乏，使后来写史的人无所取实，所以他对于诸葛亮不置史官很抱遗憾。至于刘知几的说法，并不能驳倒陈寿。所谓灾祥的记载，仅是星历之官的职掌，并不是撰修国史的史官所负的任务。若以为有这等记载就是有史官的例证，那是把观测星象、记录灾祥与撰修国史混为一谈了。刘氏又言《蜀志》有“王崇补东观，许盖掌礼仪”的记载，但陈寿的《蜀志》里并没有提及，只有常璩的《华阳国志》里记载王崇曾在蜀为东观郎，当是刘氏误记。但即使王崇、卻正曾做过掌管典籍的官，并不能证明蜀国也设置了专门记事修史的史官，因为管理图书和撰修国史也不是一回事。所以我们仍然相信陈寿的话，蜀国没有和魏、吴两国一样地设置史官。大概因为蜀国的规模较小，诸葛亮又忙于整军经武，志在平灭曹魏，兴复汉室，未暇顾及修史的工作，诸葛亮死后，蒋琬、费祎只能墨守成规；琬、祎以后，内政日见衰败，所以始终没有正式设置修史记事的史官。 二、官修国史的经过 魏文帝（曹丕）黄初末年，曾令卫觊与缪袭等人修勒本国的史事，撰作本纪及列传。但经过数载，到了明帝（曹叡）太和年间还未写成。明帝之后，又命韦诞、应璩、王沉、荀顗、阮籍、孙该、傅玄等共同修撰，这些人虽都是当时的文士大儒，可是也未修成。大概因为人手众多，意见不能一致；又多半是以其他的高官来兼任此事，不能专心尽力，遂拖延而无结果，最后还是由王沉独自负责，撰成了一部四十四卷的《魏书》，这便是曹魏修史的概况。 吴大帝（孙权）的末年，曾明太史令丁孚与郎中项峻撰集本国的历史。但是这两人都非修史之才，写出的文字不足以留存观览。少帝（孙亮）时候，诸葛恪辅政，又使韦曜与周昭、薛莹、梁广、华覈等五人访求遗闻旧事，撰述吴国的史书，大概的规模已经具备。到了孙皓时代，因为周昭、梁广已先死去；韦曜得罪废黜；薛莹被派出到武昌治军，又负罪流徙广州。这几个负有修史之才的学者既然星散，修史的工作也随之中止。当时只有华覈在朝，以东观令兼领右国史，深怕多年来集数人之功力所撰修的吴史从此委弃，遂又恳切的表请孙皓把薛莹召回，恢复韦曜的官职，以便继续完成修史的大业。幸好孙皓听从他的建议，重令薛莹、韦曜担任史官的职务。后来这部吴国的史书算是大致修成了，以韦曜的功力居多，便题名韦曜《吴书》，共有五十卷。孙吴修史的情形，大概如此。蜀国没有正式设立史官，也没有修国史的事。刘知几虽然称蜀也有史官，而且“典校无阙，属辞有所”，但是《史通·古今正史》里无一字叙及刘蜀修史的情形，可见蜀国是没有做过修史工作的。 三、史家与史书述略 三国时代除了官修的史书外，还有私家撰著的史书。在干戈纷扰的短短几十年中，居然有人潜心治史，足见当时史学的风气确已相当的昌盛。所可惜的是这些著作已经亡佚，不能对那时史学的成绩做一详细的研究，仅能归纳零散的记载，将这一时代重要的史家与史书（包括官修的与私撰的）大略的说一说。 （一）王沉与《魏书》 王沉，字处道，太原晋阳人。魏明帝末年，在大将军曹爽属下做官，渐升为中书黄门侍郎。齐王（曹芳）嘉平元年（249年）曹爽被诛，他因是曹爽的部下，也被免官。但不久又起用为治书侍御史、秘书监。高贵乡公（曹髦）正元年间，升散骑常侍、侍中，并兼掌著作的职务，和荀顗、阮籍等共同撰修魏书。甘露三年（260年），曹髦密议诛除司马昭，因他是曹爽的旧人，遂将计划告诉他，希望他从中相助。不料他不但不帮助曹髦，反把消息传给司马昭，结果曹髦竟被杀害。当时的舆论对他这种不忠于皇室的行为很是不满，但他却因为有功于司马氏，官运日渐亨通。魏亡后，他便成了晋朝的佐命元勋，为朝中的显要权贵。晋武帝泰始二年（266年）去世，因生年不详，不能推知他的年龄。 《魏书》是一部纪传体的史书，由卫觊、应璩等多人连续撰著，而王沉最后修勒成功的。《宋书·五行志》序说：“王沉《魏书》，志篇阙，凡厥灾异，但编帝纪而已。”《律志》又说：“自杨伟改创景初，而《魏书》阙志。”似乎《魏书》只有《本纪》与《列传》，而没有《志》。但据章宗源的《隋书经籍志考证》，在《水经·颍水注》里，有标明引自《魏书郡国志》的原文，那末《魏书》并非无志，只是不完备，或仅缺少五行志和律志而已。 王沉《魏书》所得的批评不佳，《晋书》本传里说他“多为时讳，未若陈寿之实录。”《太平御览》卷二三三引王隐《晋书》云：“王沉著《魏书》，多为时讳，而善叙事。”因为王沉既依附于司马氏权势之下，对于司马懿父子在魏国的行事，必然曲为护饰，以取好求功。所谓多为时讳，便是叙述有关司马氏事迹的地方，都讳其过恶而増饰其美善，裴松之在《三国志》里已指摘他记事不真实，刘知几在《史通》里也多次评其秽滥失体。所以，一个撰修历史的人，尤其是本国的历史，必须站在客观的地位，忠实的记载事实，否则，因个人的私意而加以讳饰，当然要遭受后人的讥斥，而减低其著作的价值的。 （二）鱼豢与《魏略》 王沉的《魏书》是奉命修撰的，那时还有一部私家撰作的魏国史书，就是鱼豢的《魏略》。 鱼豢是魏国京兆人，曾做过郎中，因为陈寿《三国志》里既没有他的传，也没有一字提到他，所以事迹不详，仅在裴松之《三国志注》所引《魏略》的原文里，知道他曾与隗禧、韦诞、董遇、贾洪、乐详等人有过往来。他什么时候开始写《魏略》，什么时候写成的，都不能确知。但他以一个“身非史官”的人，能够搜集资料，撰作史书，在当时确是不容易的事。 鱼豢的《魏略》虽已失传，但从现存的记载里，可以考知他的书有本纪、列传及志，是一部纪传体的史书。列传之中，又有分类的标目，如《佞倖传》《游说传》《纯固传》《儒宗传》《清介传》《苛吏传》《勇侠传》《知足传》等，志有《五行志》《中外官志》《礼志》等。《史通·古今正史》篇说《魏略》记事到魏明帝为止，然而在裴松之《三国志·魏志》卷四注所引《魏略》的原文里，有记载齐王芳嘉平六年九月废立的事；而且其他的引文里，有“司马宣王”“司马景王”的称呼，景王司马师死于高贵乡公正元二年，又有记载陈留王奂景元四年司马文王（昭）西征的事，已是魏国末叶，那末，《魏略》记事不但不止于明帝，且到了魏亡的前一二年，而这仅限于裴松之所引，我们由此推想，《魏略》记事或迄于魏亡，它的写成，当在晋朝开国之后了。 裴松之《三国志注》，引用《魏略》的原文很多，颇能做陈寿叙事的参考与补正。其他如《世说新语注》《后汉书注》《文选李注》《艺文类聚》《北堂书钞》《初学记》《通典》《太平寰宇记》《寰宇记》，高似孙《史略》及萧常《续后汉书》等书里，也都有征引，虽然是零鳞片爪，而足能为史实的资证。 鱼豢以个人的功力，撰著一代的历史，难免有资料不全，考订未周，传闻失实的地方，裴松之和刘知几都曾指摘他记述芜杂乖谬之处。然而他能勤于搜访，有志撰述，保存了许多史料，对于史学的贡献，实在不可忽视，如《魏略·西戎传》详记当时外国异族的风俗习尚、地理物产、及与中国往来的关系，今日视之，诚为珍贵的史料。其他纪、传、志中所载，当亦为后来著史者取资不少。比较王沉《魏书》的价值，实有过之无不及。 鱼豢除撰作《魏略》外，又著《典略》，后人每以二书混为一谈。如《隋书经籍志》杂史类著录鱼豢《典略》八十九卷，而无《魏略》；《新唐书艺文志·杂史类》有《魏略》五十卷，而无《典略》；《太平御览》书目有鱼豢《魏典略》。只有《旧唐书·经籍志》里分别著录了两书，《正史》类有《魏略》三十八卷，《杂史》类有《典略》五十卷，杭世骏的《诸史然疑》里说：“《唐书艺文志》称鱼豢《魏略》有五十卷，并不言有《典略》、《隋志》则并《魏略》亦无。《三国志注》引《魏略》，又引《典略》，即一书也，《太平御览》直称《魏典略》焉。”杭氏未加深究，遂即认为《魏略》《典略》是一书，杭氏之后，侯康也陷于这种错误，在侯氏所作的《补三国艺文志》里，仅载《魏略》八十九卷，把《典略》的卷数合并在内了。此后章宗源作《隋书经籍志考证》，姚振宗作《补三国艺文志》，才加以辨证，以为《魏略》是专记曹魏一代的正史，而《典略》则是记述自古以来的杂史，体例及内容显然不同，自是二书；且裴松之奉诏注书，慎重其事，必不会在注文内有一书两称的错误。但是民国以后，陕西张鹏一氏作《魏略》辑本，仍然蹈袭杭世骏与侯康的错误，认为二者为一，于是把《魏略》及《典略》的佚文全辑录在一起，以致芜杂混乱，真是劳而少功了。 鱼豢著书已略如上述，至于他死于何时，则不能确知：由《魏略》叙事到曹魏末叶来推测，大概在晋朝受禅后。张鹏一认为其卒年“在泰康（晋武帝年号）以后，上距泰始禅让之初，星逾二纪”。但并未注明根据何书，恐怕也只是臆测之辞而已。 （三）韦曜与《吴书》 韦曜，实名昭，字宏嗣，吴郡云阳人。在孙权时代，曾为尚书郎、太子中庶子、黄门侍郎等官。孙亮时，为太史令，与薛莹、华覈、周昭、梁广等共修《吴书》。孙休时，又为中书郎、博士祭酒，校定国家的典籍。孙皓时，受封为高陵亭侯，又以侍中兼领左国史，秉掌撰修国史的工作，孙皓想为他父亲孙和（孙权时曾为太子，后被废）在《吴书》里立“本纪”，但韦曜以孙和未登帝位，只能作传，坚持不从，因此孙皓深为忿恨，在凤凰二年（273年）借故将他下狱治罪，这时他已是七十岁的老翁，华覈极力援救，请求赦免其罪，然而孙皓不听，竟将这位修史有功的老臣杀死。 韦曜是吴国的博学大儒，又做过很久的史官，撰修《吴书》的功力也最多，不过在他临死的时候，《吴书》并没有完全修成，所以当他下狱时，华覈怜惜他的史才，请求孙皓使他继续著书。华覈的奏表里说：“曜自少勤学，虽老不倦，探综坟典，温故知新，识古今行事，外吏之中，少过曜者。昔李陵为汉将，军败不还而降匈奴，司马迁不加疾恶，为陵游说；汉武帝以迁有良史之才，欲使毕成所撰，忍不加诛，书卒成立，垂之无穷，今曜在吴，亦汉之史迁也。……《吴书》虽已有头角，叙赞未述。昔班固作《汉书》，文辞典雅。……今《吴书》当垂千载，编次诸史，……非得良才如曜者，实不可使阙不朽之书，如臣顽蔽，诚非其人。曜年已七十，余数无几，乞赦其一等之罪，为终身徒，使成书业，永足传示，垂之百世。”可惜孙皓不能采纳，以致《吴书》没有成为首尾完备的著作。 《吴书》是纪传体，本为五十五卷，后来渐渐散亡。裴松之注《三国志》，引用《吴书》的原文很多。韦曜又作《洞纪》三卷，自叙云：“昔见世间有无历注，其所记载，既多虚古，在书籍者，亦复错谬。因寻按传记，考合异同，采摭耳目所及，以作《洞纪》，起于庖羲，至于秦汉，凡为三卷。”刘知几《史通·表历》篇说《洞纪》系史表之类的作品，《隋书经籍志》列于杂史类。 （四）谢承与《后汉书》 谢承，字伟平，会稽山阴人，是吴主孙权谢夫人的弟弟，官至武陵太守。他以个人的功力，著成《后汉书》一百三十卷，为私撰的后汉史中最早的一部。 《隋书经籍志》正史类著录谢承《后汉书》，注云：“无帝纪”，不知是否本来没有，抑或后来散佚。但据裴松之《三国志注》《文选注》《初学记》《北堂书钞》及《太平御览》等书所引，此书之文有列传、志、论赞（称曰“诠”）及叙传，显是仿效班固《汉书》的体例，不应缺少帝纪的。而且刘知几《史通》详论众书，也无述及谢书缺少帝纪的话，《隋志》所云恐有讹误。 谢承的《后汉书》，以取材繁博著称。清代姚之骃曾说：“谢伟平之书，东汉第一良史也。凡所载忠义、名卿及通贤、逸士，其芳言懿距，半为范书所遗。”大概他的长处虽在能以广采史料，而剪裁去取之间容有未当，以致失之于芜杂，所以范晔著《后汉书》时，对于谢书中的材料多所删削。但谢承以一个偏处东南的人，研治东汉一代的史事，能有如此的成就，也足见其读书之多，功力之勤与治史兴趣的浓厚了。 （五）薛莹与《后汉记》 薛莹，字道言，沛郡竹邑人。孙休时代，曾为散骑中常侍。孙皓时代，为左执法，选曹尚书，太子少傅。后来因故出任武昌左都督，又被罪流徙广州。但不入复被召回，为左国史，迁光录勋。他曾与韦曜、华覈等共修《吴书》，前面已经说过。此外，他个人又著成《后汉记》一百卷，《隋志》及旧、新唐书《志》都列入正史类，但是《三国志》本传里却没有关于他著《后汉记》的记载，大概他的《后汉记》在他死后很久才流传于世，陈寿撰作《三国志》的时候还不知道。 薛莹在吴国的学术地位很高，撰修《吴书》的功绩很大，华覈称赞他说“莹涉学既博，文章尤妙，同僚之中，莹为冠首。今者见吏虽多经学，记述之才如莹者少。”吴国于晋武帝泰康元年（280年）灭亡后，他又仕晋为散骑常侍，但在泰康二年（282年）即死。隋唐《志》里录其《后汉记》，都称“晋散骑常侍薛莹撰”，实际上他的著书，应当在吴亡之前完成。因为他入晋后两年即死，绝不会在这短短的期间写就一部百卷的史书的。 （六）谯周与《古史考》 蜀国的政府虽然未曾设立史官从事撰修国史工作，但并不是没有研究史学的人。谯周所作的《古史考》，探讨司马迁《史记》中材料的来源，而纠正其错误，对于史学的贡献很大。《晋书·司马彪传》中说：“初，谯周以司马迁书周、秦以上，或采俗语百家之言，不专据正经。周于是作《古史考》二十五篇，皆凭旧典以纠迁之谬误。”《史通·古今正史》篇也有这样的叙述。《隋书经籍志》列之于正史类，《旧唐书经籍志》及《新唐书·艺文志》都列入杂史类。以《古史考》的内容来说，并不是系统的叙述史事，而是片段的辨究史料与考校史实，自以列于杂史类较为适宜。 谯周字允南，巴西西充国人，为蜀国的学术权威。当时有志向学的青年多入其门下，著名的史家陈寿便是他的得意弟子。除了《古史考》外，他还著有《蜀本纪》及《益州志》等书，也是史部之作。蜀亡之后，晋朝虽委以官职，但他并未就任。死于晋武帝泰始六年（270年），七十岁。隋唐《志》著录《古史考》，都题称“晋散骑常侍谯周传”，其实他在晋年数既短，又未就散骑常侍之职，自应是三国时代的史家。 四、总论 三国时代虽然为期不长，政治局面也没有统一，但在史学的发展上却有特殊的表现与重要的意义，我们现在大概的说一说。 （一）著作郎的设置。《晋书·职官志》里说：“著作郎，周左史之任也，汉东京图籍在东观，故使名儒著作东观，有其名，尚未有官，魏明帝太和中，诏置著作郎，于此始有其官。”晋朝统一后，沿袭此种官制，专掌修史的任务；惟以需人众多，又设佐著作郎八人，在著作郎之下佐理修史的工作。刘宋以后，改佐著作郎为著作佐郎，而著作郎的名称仍旧。经过南北朝、隋唐、五代直到赵宋，都以著作郎为史官的专称（仅北周时一度改称著作郎为著作上士，著作佐郎为著作中士）。 （二）私家撰史的风气转盛。东汉以前著史的人多是凭藉身为史官，有博览典籍的便利，或是奉政府的命令从事撰述，如司马迁作《史记》，班固作《汉书》，刘珍等作《汉记》，荀悦作《汉纪》，都是此例。到了三国时代，史料流传渐广，私人的力量也可以搜集纂述，具有史才的学者，遂思著书传世。如鱼豢的《魏略》，谢承的《后汉书》，薛莹的《后汉记》，便是私家治史的成绩。此后两晋南北朝时代，私家修史的风气盛极一时，推本溯源，实为三国时代开其端绪。 （三）传记的著作渐见众多。东汉末年，一般文人名士，互相标榜，品评人物的兴趣非常浓厚。三国时代，此风浸盛，对于高德、俊才、卓识、异行之士，都乐于表彰称扬，于是传记的著作亦多，如魏明帝时候无名氏所作《海内先贤传》，周斐的《汝南先贤传》，苏林的《陈留耆旧传》，吴人所作的《曹瞒传》，谢承的《会稽先贤传》，徐整的《豫章烈士传》，陆凯的《吴国先贤传》，还有专为某一家某一人而作的“家传”“别传”。从此以后，传记的著作有如雨后春笋，到了两晋南北朝时代，产量极多，蔚为大观。 总而言之，我国的史学，在两汉时代已奠定了基础；经过三国时代的发展，更有了新的建树，倡导了治史的风气，遂而造成后来两晋南北朝时代高度兴盛的景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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