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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颜真卿，须从王羲之开始说起。这位东晋大书法家虽有“书圣”之美誉，其真迹却未见留存于今世。因此吾等之前在策划王羲之展时，便收到来自各方的严厉意见：“如何替真迹无存的王羲之办展呢？这是不可能的任务！”不过，2013年由东京国立博物馆所举办的“书圣王羲之”特展，便已尝试由海内外现存图像资料尽可能贴近王羲之本来面貌；也幸而当时还新发现了《大报帖》此一由唐朝宫廷所制作的王羲之书简精摹本，为该展带来了远超乎预期的参观人潮。其后，又有2016年大阪市立美术馆“从王羲之到空海”及2018年九州岛国立博物馆“王羲之与日本书法”等大型特展，带世人重新认识位居书艺最高峰的王羲之，亦同样博得了诸多观众的好评。但凡此仍无法改变王羲之真迹今已无存的现况。  不过，吾等“书圣王羲之”展的策划者在展览结束后，又重新深切体认到唐朝的伟大之处。所有最能准确传摹王羲之字迹的图像资料，正是于唐朝制作而成，令人不得不佩服当时摹本及长安宫廷写经等水平之高。倘若一观日本平安时代（794—1185）初期的“三笔”（空海、嵯峨天皇、橘逸势）或平安时代中期的“三迹”（小野道风、藤原佐理、藤原行成）等书家之作，亦会惊叹于吾辈先祖是何其认真地在吸收唐朝文化。 自唐朝第二任皇帝唐太宗（626—649年在位）以高价收购散落全国的王羲之书迹，令寻常百姓难有机会得见王氏真迹后，王羲之信仰便应运而起。善书臣子的临帖、宫廷匠人制作的摹本和拓本，无不受到众人的追捧。及至高宗朝（649—683），完成了历时20多年、由王羲之真迹集字而成的《集王圣教序碑》后，才终于一解世人对其拓本之渴望。在书法与社会有着紧密关联的唐代，唐太宗可谓巧妙利用了王羲之的书迹来统理天下。 太宗驾崩时以王氏最高杰作《兰亭序》陪葬昭陵，亦是其预先设下的巧妙圈套。毕竟世人的喜好乃随时代之推移而改变，王羲之书风在距东晋300年后的唐代大盛，正表明了当时宫廷所制作的临帖、摹本（图1）或拓本，满溢着唐代最时新的审美。  图1. 褚遂良，《摹王羲之黄绢本兰亭序》，局部，唐，台北故宫博物院寄存 即便人们以王羲之的书法为理想，对其最高杰作《兰亭序》心驰神往，该作之实物却已无存于今世。像这样一面确立王羲之信仰，一面将《兰亭序》的实物从人世间抹去的做法，不仅使王羲之信仰流传永续，也促使后世的人们追求像《兰亭序》这样理想中的书迹。此般将普遍性美感予以规范化，且象征着王朝至尊之权威的书文化，正可谓奠基于唐朝当政者唐太宗的深谋远虑。比如被誉为与《兰亭序》比肩的颜真卿《祭侄文稿》真迹，便奇迹似的留存至今日。借由本次展览之机，世人当可饱览各式精彩纷呈的唐代名迹。以下将先带读者熟悉“书圣之后”展的展示概貌，再依序以“唐太宗对王羲之的偏好”“宋四大家与颜真卿”“李宗瀚的四宝”等主题，循着书法史的轨迹追索历史上从王羲之到颜真卿的身影。 “书圣之后”展览介绍 书体的变迁 书体进化的秘密 标记语言，保存其内容，并将之传达予他人的文字，须于一定的体系下拥有某种程度的数量。殷商时期所使用的甲骨文，即是合乎此般要素的现存最古老的文字。约于殷商晚期，则开始使用铸于青铜器上的“金文”。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全国，也完成文字的统一，确立了以篆书为官方书体。但这种左右对称、多用曲线的庄严书体，于书写上颇为费时，遂又诞生出将篆书予以简化的隶书。东汉时，以捺笔形似波浪为特征的隶书，成了官方书体，后又衍生出追求实用性的快速运笔，出现草书与行书。隶书之后，便是官方书体的最终形态——楷书。历经一统南北的隋代以迄唐初，端整美观的楷书终于达至完备，其跨越漫长岁月至今，依旧为汉字标准书体。 唐代书法——安史之乱前 对王羲之书法的继承及楷书的完备 唐太宗特别喜爱王羲之的书法，以高价收购散落全国的王氏书迹，使平民百姓几近丧失亲睹王羲之书风的机会。当他由辩才和尚手中骗取了王羲之最高杰作《兰亭序》后，即命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等善书之臣加以临写，再由宫廷匠人制作成精细的摹本。唯《兰亭序》原作终因唐太宗过于恋恋不舍，而随葬于其陵墓，存世仅296年。王羲之亦因太宗此举，而成了神格化的存在。 生于南朝（557—589）且于隋代（581—619）度过壮年时期的欧阳询与虞世南，皆于晚年时仕于唐太宗。他们在继承王羲之书风传统的同时，亦完备了楷书的表现形式。欧阳询书有极为洗练的《九成宫醴泉铭》（图2），虞世南则留下于平稳中含藏力道的《孔子庙堂碑》（图3）。及至约40年后的褚遂良笔下，则见满溢唐代华美风情的《雁塔圣教序》（图4），此作一出，其书风便风靡于世。  图2. 欧阳询，《九成宫醴泉铭》，局部，唐贞观六年（632），日本台东区立书道博物馆藏  图3. 虞世南，《孔子庙堂碑》唐拓孤本，局部，唐贞观二至四年（628—630），日本三井纪念美术馆藏  图4. 褚遂良，《雁塔圣教序》，局部，唐永徽二年（651），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唐代书法——颜真卿之活跃 王羲之书法的形式化及情感表露 712年即位的唐玄宗，喜爱气度宏伟的隶书。隶书丰腴华美的笔致，亦影响其他书体，使过往表现为之一变。不久后，便开始兴起了摆脱传统束缚、直率表露真情实感之风潮。如张旭醉后发出怪叫并同时挥毫，博得相当之好评，僧人怀素即继承了此风（图5）。  图5. 怀素，《自叙帖》，局部，唐大历十二年（777），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安史之乱”前后，正值唐代情势巨变之际，颜真卿不仅曾挺身而出，解救彼时濒临危机的唐朝，其书作亦充分反映出当时意识上的变化。他从奠基于褚遂良等书风的楷书中，很快创发出世称“颜法”、以雄强笔力及厚重书风为特色的样式，成为后世明体之本源。 《祭侄文稿》（图6）乃颜真卿书以哀悼安史之乱中死于非命的颜季明，被誉为与王羲之《兰亭序》比肩齐名。尽管《兰亭序》真迹存世仅296年，《祭侄文稿》时至1261年后的今日，仍持续为众人带来深刻的感动。  图6. 颜真卿，《祭侄文稿》，唐乾元元年（758），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日本所承袭的唐代书风 三笔与三迹 唐代书法于奈良时代（710—794）传入日本。《金刚场陀罗尼经》（天武天皇十五年［686］）中即见有欧阳询书风，《圣武天皇笔杂集》中则流露出褚遂良风格。但在奈良仍以王羲之书法最受欢迎，此可由《光明皇后笔乐毅论》及出自写经生之手的王氏书法习字等诸多遗品而得知。 在平安时代有“三笔”之称的善书者中，空海（774—835）与橘逸势（？—842）乃随最澄（766—822）及遣唐使一同入唐，习得王羲之及唐四大家书风。尤其空海还从王羲之及唐代书法中发展出自身书风（图7）。此外，由与空海有所往来、同入列“三笔”的嵯峨天皇（786—842）之书迹中，也能辨认出欧阳询书风。  图7. 空海，《金刚般若经开题》残卷，局部，平安时代，日本国宝，京都国立博物馆藏 尽管遣唐使于平安时代中期废止，唐朝亦于907年灭亡，然“三迹”中的小野道风（894—966）及藤原行成（972—1027），仍本于王羲之而发展出日本独特的书风。至于同为“三迹”的藤原佐理（944—998），其自由奔放的大胆书风，则能与怀素狂草相通。 颜真卿在宋代的评价 个性之崇尚与理想之追求 颜真卿立基于传统而全新开创出的独特书风（图8），要到一段时间之后才广受世人认可。如记述周朝以迄唐朝书学流派的8世纪后半叶之名著《述书赋》，虽列举了当时的善书者，其中却未列颜真卿之名。  图8. 颜真卿，《千福寺多宝塔碑》，局部，唐天宝十一年（752），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进入宋代后，新风渐起，“安史之乱”前后所兴起的情感外露书风，开始为宋代文人继承并进一步发展。在宋代高度评价颜真卿的人物中，欧阳修（1007—1072）可引为一例。他认为书法的价值评判，是由人格和人性所赋予，并以颜真卿的书法为理想。蔡襄（1012—1067）亦对颜真卿书法心怀景仰，书有颜氏书风之作。然而在称扬颜真卿中最具影响力者当属苏轼，“颜鲁公书，雄秀独出，一变古法，如杜子美诗”一语，即出自其口。此观念日后亦为黄庭坚（1045—1105）所继承。另有米芾（1051—1107），则是对颜真卿的行书给予高度评价。 对后世的影响 王羲之神话的崩毁 从唐代到宋代，真迹已失的王羲之书法，系通过法帖而如神话般流传下来。元代时，有赵孟頫致力于复兴以王羲之书法为根基的传统书风；到了明代，董其昌则发展出着重情感流露的个性化书风。传统书风与个性书风，就这样在不同时代好尚的影响下反复消长。 待至清代，19世纪后，传统帖学临习法帖的做法，开始受到质疑。相较于一再翻刻而偏离王羲之书法原貌的法帖，当时毋宁更关注碑学，亦即对正确传达书写当下字迹的石碑加以临习。书学的主流遂由帖学转移至碑学。 赵之谦（1829—1884）起初亦由颜真卿入手，后醉心于碑学，其审美迥异于以王羲之书法为本的传统书学，并由此建立起野趣洋溢之书风（图9）。王羲之神话最终以赵之谦的出世而走向崩毁。清代书风呈百花齐放之势，但孕育自唐代的书法之美也并未就此而黯然褪色，至今仍持续闪耀辉煌。  图9. 赵之谦，《行书五言联》，清咸丰八年（1858），日本私人藏 唐太宗对王羲之的偏好 在中国历史上以杰出明君著称的唐太宗李世民，虽以武功平定唐朝江山，但对文学和艺术也有深刻的理解。即帝位后，他便将修文馆改名为弘文馆，由欧阳询、虞世南任学士，教授学生书法，并由褚遂良任馆主。当时，这些在弘文馆兼任的近侍朝臣除了与唐太宗一同论议历史鉴戒，彼此间也讨论书法相关之事。唐代书法之盛，诚与唐太宗密切相关。 唐太宗对王羲之极其尊崇，《晋书·王羲之传赞》便是由其亲自执笔。经贞观六年（632）整理宫廷所藏书迹后，得知共有1951卷钟繇及王羲之等人之真迹。贞观十三年（639），又由褚遂良、王知敬等人鉴定宫中所藏王羲之书迹，据知重新装帧后的王羲之书迹共有2290纸。王羲之书风，正是因为唐太宗在费尽心思取得其最高杰作《兰亭序》后，除了命善书臣子临书，又交付宫廷匠人制作出摹本（见图1），还将拓本赐予朝臣，才在朝野内外广为流传开来。 唐太宗本人在日理万机之余暇，亦努力钻研书学，初由隋朝书家史陵入手，后习当朝虞世南书风，以王羲之书法为典范，创作出笔势遒劲之作。唯唐太宗（原文误植为“太祖”）习王羲之书法时，并非仿求其外观之“形势”，而意在领略其书写之“骨力”。换言之，他所重视的并非王羲之书法的表面形式或笔势，而是书法当中所蕴含的遒劲之美。 以王羲之为首的东晋名士们系共有夺回中原之悲愿，既参与政治，也坐拥庄园经济，于背离现实的世界中追求理想之美。王羲之的书法，遂被认为是唯有身处贵族社会极盛期的晋人，才能达到的凝练优雅之极致。相对于此，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等唐太宗时期重臣的书法，则反映出“贞观之治”下政治、经济、文化繁荣一时的安定社会样貌。初唐的书法，正是依循南北朝以来长久孕育而成的智慧结晶，进而立基于对普世之美给予系统性规范的合理性之上。 太宗在《晋书·王羲之传赞》中列举历代善书者，称钟繇之书虽具古风却未见新样（古而不今），王献之书缺乏隐然欲出的跃动感（其字势疏瘦，如隆冬之枯树；览其笔踪拘束，若严家之饿隶），萧子云之书则无男子之气概（无丈夫之气），唯王逸少之书“尽善尽美”“心慕手追，此人而已”，以此将王羲之加以神化。身为走在东晋之时代前沿暨极其前卫的革新者，王羲之的书法即便在历代能书佳构中，亦会是最恒常闪耀的吧。 只是，时空相隔300年的东晋和唐代，不论在社会结构或时人爱好上，都存在着巨大差异。那些出自深谙唐太宗意图的重臣及宫廷匠人等之临书及摹本，无疑深刻反映出太宗的喜好，亦即对“骨力”“今样”“跃动感”及“丈夫之气”等之重视。唐代书法有着很强的社会影响力，太宗让王羲之成为独一无二的绝对存在，并带动起人人皆习王书的风潮，诚可谓巧妙利用了王羲之来治理李唐江山。而他之所以有必要将散落全国的王羲之书迹悉数收集起来，也正缘自于此。 宋四大家与颜真卿 诚如先前所述，历经好一段时间后，颜真卿由传统中全新打造出的厚重书风，才广受世人认可。不仅前引8世纪后半叶的《述书赋》中未列颜真卿之名，即便在汇集唐朝开元至长庆（713—824）百余年间大小事的李肇《国史补》中，情况亦是如此。甚至于到了南唐，后主李煜（961—976在位）仍对颜真卿予以“真卿之书，有楷法而无佳处，正如扠手并脚田舍汉耳”之非难。 完备于唐代前半叶的楷书，系属理性严谨的高度完成品。进入宋代后，社会变迁带动起新的风潮，尤其是那些科举及第后参与国政、引领文化风潮的文人，更是不甘于束缚，追求精神上的解放。对宋代文人来说，唐代完美的楷书，诚为难以接近的存在，反倒是兴起于“安史之乱”前后的情感流露书风，得到了他们的继承，进而有所发展。 比如前述欧阳修就是给予颜真卿高度评价之一人。唐代时，由于掌握书法也是寻求出仕的一种手段，因此唐人即便对于一点一画亦苦心经营安排。相对于此，欧阳修更衷心享受着在明窗净几下，以精良的笔砚纸墨来书写的乐趣。他认为书法是用以抒发胸臆之所在，其优劣乃是由人格和人性来给予评断，而颜真卿的书法正是他的理想。 蔡襄亦崇尚书法中所流露的精神，追求超越形式之意趣。其远师颜真卿的楷书书风，在宋初时为先前衰微的书学确立了发展方向。不过，苏轼对颜真卿的赞誉，在当时无疑发挥着更大的影响力。在苏轼看来，学书不仅仅要承袭传统流派，更重要的还在于创发出新的潮流（图10），遂高度赞扬颜真卿开创性之功绩。  图10. 苏轼，行书《李白诗仙》卷，局部，北宋元祐八年（1093），日本重要文化财，大阪市立美术馆藏 日后继承苏轼观点的黄庭坚，则宛如求道者般持续寻求书学之真谛，于豁然顿悟中开创出新境地。他重视书法内在的风韵，打造出独树一帜的自我书风，并对颜真卿赞誉有加。可以说，在以苏轼、黄庭坚、李公麟等为主的文人圈中，颜真卿的书法获得了极高的评价。 至于标榜天真、率性书风的米芾，虽鲜少评论颜真卿的楷书，然而颜真卿的行书，却让米芾体会到理想中魏晋时期的平淡自然，尤其慨然流露忠义之气的《争座位帖》，更被他评为杰作。只可惜米芾似乎无缘亲睹《祭侄文稿》，若非如此，不知他又会留下怎样的感想呢？宋代四大名家便是在如此反复不懈的思索下，以坚定的理念开创出自我书风。 李宗瀚的“四宝” 李宗瀚（1769—1831）出身于以“临川（江西省）李氏”著称的李氏一族。其祖父李宜民（1704—1798）出身寒微，因从事盐业，不到20年便累积起巨大的财富。其父李秉礼（1784—1831）则于捐官刑部江苏司郎中后，旋即辞官返乡，将庞大财产尽让予诸弟，以诗人身份享受隐逸生活，并与袁枚（原文误植为“牧”，1716—1798）结交。李秉礼之兄李秉仁早在20岁前即亡故，其子李宗诚亦以七岁稚龄夭折。乾隆三十四年（1769），李秉仁之妻骆夫人梦到亡子李宗诚，那天正好也是李宗瀚诞生于桂林寓居处的日子，骆夫人遂恳请李宜民让李宗瀚成为李秉仁养子，并继承其家业。 李宗瀚（字公博，号春湖，室号静娱室）于乾隆五十八年（1793）24岁时进士及第。彼时，61岁的翁方纲（1733—1818）正是掌领政界及学界的大学者，并于书学上建立起卓著之声绩。李宗瀚于仕途起步后不久，便以书法得翁方纲知遇。 翁方纲和李宗瀚同样酷好拓本，然而自当时起，那些原石早已遗失，仅存唯一拓本的孤本却价格甚高，就连翁方纲也买不起。幸得李宗瀚欲购入拓本时，都会先请翁方纲鉴定，又翁方纲若有非见不可的拓本，也会向其转达，于是李宗瀚就这样陆续购入了许多名品。对翁方纲来说，李宗瀚拥有收集名品的丰厚财力，在补足其书学之不足上，诚为不可或缺的存在。 嘉庆八年（1803），时年71岁的翁方纲向35岁的李宗瀚告知，吴中（苏州）有唐代褚遂良《孟法师碑》孤本（图11）。尔后，李宗瀚先于38岁时（1807）购入唐代虞世南《孔子庙堂碑》孤本和唐代魏栖梧《善才寺碑》孤本，又于43岁时（1812）入手隋代丁道护《启法寺碑》孤本。只不过，购得上述三种孤本的李宗瀚，虽于翁方纲告知《孟法师碑》的存在后，即心系于该件名品，却始终无法如愿得之。 图11. 褚遂良，《孟法师碑》，唐贞观十二年（638），日本三井纪念美术馆藏 不意在道光三年（1823）李宗瀚几乎放弃了购入念头时，叔父李蕙甫却将《孟法师碑》作为遗物转赠予他。此乃李宗瀚55岁、翁方纲过世后五年之事，当时，李宗瀚便决定以《启法寺碑》《孔子庙堂碑》《孟法师碑》《善才寺碑》四种孤本为“李氏四宝”，并题识：“临川李氏静娱室墨宝。随（隋）丁道护启法寺碑。唐虞永兴庙堂碑。褚河南孟法师碑。魏栖梧文荡律师碑。隋唐秘妙。真则称丁。虞髓褚骨。魏罕知名。得一已绝。矧四难并。珎逾赵璧。不出户庭。道光癸未春。春湖题记。” 李宗瀚过去曾从众多收藏品中，选出彼时的十种名品，即“李氏十宝”，并钤以“宝”字朱文圆印。倘若又遇名品入手，十宝的内容便会随之变化。目前带有“宝”字朱文圆印的名品超过十种以上，由此即可得知“李氏十宝”曾有变动一事。不过，当李宗瀚入手念想已久的《孟法师碑》后，便将这四种孤本定为不出户庭的“李氏四宝”。 翁方纲爱好唐碑，有《唐碑选目》一书出版。李宗瀚或亦承袭其师此般身教，而以有别于翁方纲的立场选出自己的“四宝”和“十宝”。在王羲之真迹已无存的清代，彼等兴许是打算由最能掌握王羲之书风的唐人书法，来探求以王羲之为首的古代法度。在清乾隆至嘉庆年间崇尚唐碑、欲以之探明王羲之风格的潮流当中，李宗瀚如此不断购入以唐代孤本为主的名品，或许能说得上是最接近王羲之书法风貌的人物吧。这一回，很可能是自李宗瀚过世后，“四宝”首度齐聚一堂的难能可贵机会，祈请读者万万不要错过，来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看展吧！ 书圣之后──颜真卿及其时代书法特展 即日起—2.24 东京国立博物馆 文｜富田淳，东京国立博物馆学艺企画部长 译｜何玉新 图｜东京国立博物馆 本文将刊载于《典藏·古美术》中国版2019年2月刊。原标题：《唐代书法的闪耀之星，颜真卿及其时代：东京国立博物馆“书圣之后——颜真卿及其时代书法特展”介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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