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11-03 03:33:50) 今年是钱钟书先生 (1910－1998) 逝世20周年，写到这里，我不禁想起钱先生在《围城》内有一段话： 文人最喜欢有人死，可以有题目做哀悼的文章。棺材店和殡仪馆只做新死人的生意，文人会向一年、几年、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陈死人身上生发。“周年逝世纪念”和“三百年祭”，一样是好题目。 当然，以上这段话，只是小说里的文字，但却带有讽喻味，今笔者自动送上门，真是罪过！ 钱先生学识渊博，精通五国文字，单是《谈艺录》与《管锥篇》的学术成就，已足以震古烁今了。前者批评了自唐至清的诗文，古今互参，中西比较，契合印证，开创中国比较文学的先河；后者更是广征博引，穷探力索，“博览群书而匠心独运，融化百花以自成一味，皆有来历而别具面目”，可以“博大精深”四个字冠之。 钱先生少年时，自称读书的“食肠很大”，无论是诗歌、小说、戏曲、“极俗的书”（他曾告诉我，《肉蒲团》的文字也甚精通），还是“精微深奥”的“大部著作”，甚至“重得拿不动的大字典、辞书、百科全书”，他都“甜咸杂进”。这个习惯后来还在他的学术研究当中加以贯彻，可以说，他兼具集各家大成、并衍生新义的“神功”。据钱先生夫人杨绛表示，他名叫钟书，“钟书只是‘钟书’而已，新书到手忍不住翻阅一下。”钱先生岂仅“钟书”而已，难得的是，钱先生有过目不忘的本领。“钟书”者，读破万卷之书也。 钱先生的作品，还包括小说、散文。他的小说《围城》，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理刻画，妙到毫巅。 这本小说于1947年由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出版，在不到两年时间印了三版，读书界评价极高，当时上海的《大公报》给予高度评价，认为文字的铺展技巧，“每一对话，每一况喻，都如珠玑似的射着晶莹的光茫，使读者不敢不逼视又不得不上去，不相干的引典，砌在梭刺毕备的石缝里，则又不觉得勉强。作者的想象力是丰富的，丰富得不暇采撷，于是在庸凡的尘寰剪影里挤满了拊掇不尽的花果，随意地熟扣在每一行，每一章。” 钱先生自1949年后便不再进行文学创作，加上他为人很低调，也没在公开的文化活动露面，海外知道他的行迹极少。有一段时间，海外曾流传钱先生去世的消息。夏志清先生于1976年还特地写了一篇悼念文章《追念钱钟书先生》。 钱先生的《围城》自1947年出版后，新中国成立后一直没有重印，直到198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才重印出版。但在海外，夏志清在其著作《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已给予钱钟书先生极高的评价。所以海外读者知道钱钟书先生的很多。 夏志清指出：“《围城》是中国近代文学中最有趣和最用心经营的小说，可能亦是最伟大的一部。作为讽刺文学，它令人想起像《儒林外史》那一类的著名中国古典小说；但它比它们优胜，因为它有统一的结构和更丰富的喜剧性。” 《围城》的第一本外文版是由美国印第安纳出版社出版，此后陆续出了俄、法、德、日、捷克等外国文字，这些都是因夏先生的推荐，功不可没。 我是直到1981年在翻译家冯亦代的介绍下，才认识钱先生的。那一年仲春，我们联袂前往钱先生北京三里河的寓所拜候他。 钱先生从来不接受访问。我那天打破了惯例，携同录音机，开宗明义地把钱先生的谈话录了下来，后来整理成访问记。这里也仗着钱先生与冯亦代多年的交情。 这是钱先生复出后唯一的一篇正式接受访问的访问记。那一次访问，钱先生虽然患了慢性支气管炎，但谈笑风生，妙语如珠，他谈了他还想继续写《管锥篇》的计划和对《谈艺录》的修订等等。此后，每次赴京，我都去探望钱先生和住在他毗邻的俞平伯先生。 在以后的日子，也与钱先生写了好几通信，钱先生几乎逢信必复。钱先生虽然学问渊博如汪洋大海，但对后学从来不居高临下，也不假于词色，而是循循善诱，嘉勉有加，还不惮其烦地为后学排难解纷，令后学如沐春风，如沾雨露，终生受用。 钱先生写文章或做人处事，一丝不苟，而且亲力亲为，他在《访问记》（见拙著《当代大陆作家风貌》，台湾远景版），表示准备续写《管锥篇》，我建议他找助手帮他做一些杂务，以减轻负担，他认真地说：“……有过建议说我找一个助手帮我写信，但是光写中文信还不成，因为还有不少外国朋友的信，我总不能找几个助手单单帮我写信，并且，老年人更容易自我中心，对助手往往不仅当他是手，甚至当他是‘腿’——跑腿，或‘脚’FOOTMAN。这对年轻人是一种‘奴役’，我并不认为我是够格的‘大师’，可以享受这种特权。也没有什么东西值得年轻人付了这样的代价来跟我学习。” 这番话，俱见钱先生的谦逊和恢宏的气度。（作者 彦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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