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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说中的黄帝时期、夏禹时代就存在酿酒这一行业，实际上，华夏的酿酒的出现还在这一时期之前。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酿酒、盛酒的器具也越来越精致，出现了工艺水平很高的青铜酒樽，也称为“尊”。中国古代的青铜盛酒器多为圆腹，大侈口，下有圈足，被制成各种动物的造型，今天的出土文物中，有龙、虎、牛、羊、兔、鸭等形状的“尊”。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就收藏着一件造型独特、工艺精湛的“错金银云纹铜犀尊”。
犀牛是一种珍稀的野生动物，目前仅生存于南亚及非洲。我国境内现在已没有野生犀牛，但是在古代，犀牛却曾大量生存于我国境内。据甲骨文记载，商王武丁狩猎，一次就猎获犀牛71头，可见当时犀牛在黄河流域是大量存在的。犀牛的壮硕和孔武有力，使它成为古人崇拜的对象，人们仿照犀牛的模样制成“犀尊”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1963年，陕西兴平县吴乡豆马村农民赵振秀在村北断崖取土时挖到这头“错金银云纹铜犀尊”，该地属于茂陵园区，赵振秀便将文物送至茂陵文管所，后辗转上交到国家文物局。
这头“错金银云纹铜犀尊”形体雄健，体态逼真。它的头部平视前方，上面长有双角，四只短腿粗壮结实，有力地支撑着沉重的躯体，使整个形像如同一座伸出悬岩的小山。犀牛身体的各个部分都具有强烈的质感：颧骨和肘部突起，仿佛可以透过紧贴着的皮肤，感觉到骨骼的形状和起伏；口部和腹部的皮肉十分松弛，但结实有力，富有韧性；眼睛由珠饰镶嵌而成，虽然不大，却充满了奕奕的神采。
这尊宝物作为酒器，背部有一个形似马鞍、可以启闭的活盖，犀牛的腹部是空的，用来贮酒，在犀牛嘴的一侧有一根獠牙状细管，可以往外倒酒。更为考究的是，这尊宝物通体布满华丽的错金银云纹，断断续续的金银丝就像犀牛身上的毛，装饰效果十分明显，给铜犀尊增添了一份华丽的美感。错金银工艺到春秋中、晚期逐渐兴盛起来。可以说，这一工艺是我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战国秦汉时期，错金银工艺开始广泛流行，许多贵族用的日用青铜器，都披上了错金银的美丽外衣。错金银工艺主要包括镶嵌和涂画两种装饰手法，其工艺十分精密细致，用来装饰青铜器，能使生硬冰冷的器物变得华丽而富有生气，这头“错金银云纹铜犀尊”就是其中的杰作。这尊宝物全身镶嵌着非常细密的金丝，象征着身上的毛发，既显得华贵，又不影响形体完整，体现了艺术家在“错金银”技艺方面的匠心独具。
农民赵振秀发现这头“错金银云纹铜犀尊”时，它是放在一个灰色大陶瓮里的。最初，据郭沫若在内的专家们考证，此犀尊发现地为茂陵园区，而历史记载中茂陵曾多次被盗，犀尊极有可能是汉武帝刘彻的随葬品、在盗掘过程中被遗弃的。专家因此把犀尊的制作时间定位在西汉，称“西汉错金银云纹铜犀尊”。当时，中央电视台还对此发现进行过报道，并表扬了献出宝物的农民赵振秀和一些护宝的功臣。
但是，曾任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田野考古队队长、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馆长、现任《收藏界》杂志社专家委员会主任的吴梓林先生，对犀尊是西汉文物的结论并不认同。作为一个资深鉴宝专家，他回忆说，当年是他亲自去农民赵振秀家迎回犀尊的。去之前，吴梓林先生去财务科领取了200元钱作为来去车旅费。当他第一眼见到宝贝，就断定这是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器。在谈到该给赵振秀多少奖金时，村党支部书记建议给50元。现在谈起这件事时，吴梓林都很内疚：钱给少了。
吴梓林先生之所以断定“错金银云纹铜犀尊”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宝物，而不是郭沫若等专家推断为西汉时期的文物，是因为在那个灰色大陶瓮里还有林林总总几十件小的器皿，一共四五十斤，而这些小器皿明显带有春秋战国时期的制作痕迹，它们的制作年代和工艺手法与犀尊的制作工艺十分类似。因此，犀尊和这些小器皿都因该是同一时期的产物，可能是由于原主人为躲避战乱而匆忙埋在地下的。今天，吴梓林先生的这一结论，明显否定了郭沫若的考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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