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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中国历史上有一段南北对峙的时代。就南方来说，从420年，寄奴一脚踢开司马德文到589年，陈叔宝带着张丽华在井里躲猫猫为止，短短的169年历史中宋齐梁陈四个王朝相继粉墨登场，平均享国仅有42.25年。一般来说，一个王朝的生命线应该是开国老大开挂，后面两三代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中间几代开始吃喝玩乐购，再有一两代人带着脑子玩管理回光返照，最后几代败光rp，换下一拨人来轮回。但是南朝四天王完全不按套路出牌，跟商量好了似的，除了开国老大继续开挂外，后面的流程极度精简，巨人肩膀上说站一个绝不站第二个，剩下的主拎出来一看大多数是一个人设——败家子。  为什么南朝会出现这种特点，当然有很多原因，本文主要从军人与皇帝的权力博弈来说，套用这么一句话，就是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得到的永远骚不动。 为啥这么说呢，首先要看宋齐梁陈的皇族成分来看，刘宋开国皇帝刘裕出自京口楚子仗着北府兵2.0版本的军事力量在东晋末期的骚动中脱颖而出；南陈的陈霸作为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敢把姓氏当做国号的主，在面对地方自保郡县都成一国的乱局时，硬是带着吴兴的子弟兵打出了山寨版孙吴的版图；齐梁的开国皇帝萧道成和萧衍则分别拥有南朝东北角的三齐射手，西北角的秦雍军团。  开国皇帝很能打的其实不少，但是前面说了这是一个南北对峙的时代，老大能打下江山，往往意味着手下的打手也是一帮好手。一旦老大上天早，地上的少主面对占据要津，掌握地方军政的兵头不说用手上的玉如意来指挥了，弄不好一下没稳住就砸了自己的脚，这时候南朝君主尚白的特点就凸显了便利——登基入殓不换衣服都可以从容应付一下。 为了权力的平稳过渡，一般来说上一代君主都会亲自下场清理权重的打手，但同样因为南北对峙的情况导致清理宿将无疑是对国际生存环境的一种挑衅，老子不上，那只有儿子自个上了，南齐的末代皇帝萧宝卷上台先杀旧将曹虎，再逼反江州刺史陈显达，裴叔业说我打不过还躲不起吗，连忙投降北魏，这下好了，大乱斗开始，萧宝卷派了两路人马合击裴叔业，其中一路崔慧景不想兔死狗烹，就半路把刀指向了萧宝卷，没想到没打过另一路的萧懿，然而这路讨伐裴叔业的宗室军队虽然半路上立了大功，却还是敌不过萧宝卷的套路，主帅赐死，亲族捕杀，最终引发了萧衍在雍州起兵。而此时萧宝卷才发现身边宿将凋零，命星黯淡，南齐成为南朝享国最短的王朝一部分原因就是萧宝卷的屠刀一刀刀砍出来的。  这种少主嗜血的情况在南朝前期并不少见，刘宋的前后两位废帝和萧宝卷一样都是一登基就解锁第二人格，开始大肆屠戮臣僚，尤以带兵的军事统帅为主。这主要是因为南朝皇权来自于军权，而军队又在大分裂时期是国家命运最重要的影响因子，客观国际环境促成了军队统帅的强势，内部政治环境君权虚弱的现状又使得少主们本能觉得自己受到了威胁，杀的需求和年少君主不健全的心智、政治能力加在一起就会导致这种专杀军事领袖的功能型暴君出现，当这种混世魔王的出现时往往意味着改朝换代的时间也离的不远了。 那是不是说南朝的成年君主就是爱和和平的守护者了呢，显然不是，对于军事领袖们那是照杀不误。创造了元嘉之治的刘义隆当初是被刘裕时期的名将檀道济，幕府重臣傅亮、谢晦、徐羡之四人选做皇帝的，按说这些人有拥立之功，还有名臣名将的身份，富贵已经有保证了，但是在整个南朝历史上都算得上名君的刘义隆还是在大权稳定后变着法子处死了这四人。而在陈朝的陈霸先死后，因为陈霸先唯一的儿子滞留北周，众将拥立他的侄子陈蒨，那作为老母亲章皇后肯定想立陈家的亲生骨血，自然不同意，占着玉玺就是不给。关键时刻，大将侯安都强行抢走了玉玺，并将陈蒨推到陈霸先灵位前，宣告其合法继承人的身份，但是这并没有为其在陈蒨坐稳御座之后保住一条性命。  所以南朝君主对军事领袖的打压是一直存在的，只不过少主无差别平推，成年君主则是抓关键进行点杀。 当然仅仅如此成年君主的位子也不容易做的安稳，除了杀戮造成的威慑，架构上的控制也是必须的。还是前文说的刘义隆，在创造了元嘉之治的繁荣同时也留下了元嘉草草的唏嘘。辛弃疾笔下的典故说的就是刘义隆多次北伐徒劳无功，不仅耗费大量钱粮，还被北魏反推，细究里面的原因，有一点不容忽视，《宋书》中有过一段评价：“才谢光武，而遥制兵略，至于攻日战时，莫不仰听成旨。”说刘义隆才能不及刘秀，却还要学刘秀一般主导军事策略，前面打仗的人做不了决定，还得等皇帝的旨意，这种严重制约前线将领主观能动性的策略导致北伐军缺乏主动作战的能力，一事无成也就是必然了。但是不怕人丑，就怕人丑还不自知，政治素养不错的刘义隆在军事上完全没有自觉，元嘉二十九年，他人生中最后一次北伐失败后，恨恨的说：“早知诸将辈如此，恨不能以白刃驱之，今者悔何所及！”而其实这种状况正是自己对将领高度节制的后果。  如果说刘义隆的节制还是战时的制约，那么萧衍则将他落到了制度之中，为了避免武人擅权，他用了一个字“调”，边镇的将领纷纷调任京城担任高官，比如萧衍的左膀右臂王茂在边区当了五六年老大后，一纸调令进了京城做了尚书右仆射。但是边区宿将进京，也得有人来接班。萧衍想来想求，还是亲戚最放心，这埋下了两大祸根，其一军区大将不知军，外不能对抗北朝侵略，内不能平定侯景之乱。其二这些割据的诸侯不仅有兵还有宗室血脉，这也为侯景之乱后萧梁宗室抢占地盘争夺皇位的情况提供了基本条件。 不过奇怪的是虽然南朝的皇帝畏惧军权做大，但是南朝的帝王尤其是后期陈朝对于降将的态度却异常宽容，578年陈将吴明彻北伐北周被俘，并接受了北周公爵、大将军的爵位封赏，他的旧主虽然在当时撤销了他的南平公爵位，但还是在5年后他病逝时专门发诏书赞扬了吴明彻的功绩：“虽志在屈伸（假投降换机会），而奄中霜露（病逝），埋恨绝域，甚可嗟伤。”除了追封邵陵县侯，让其子袭爵外还送了1000户作为食邑。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其实是因为从宋到陈，随着国界从黄河退到长江，受到的外敌压力也越来越大，外敌威胁已经超过皇权和军权的博弈成为南朝最大课题，团结军事领袖，打造大国家军区就是延长国家的生命的必然选择。  而同时虽然南朝的君主和手下将领在不断的博弈中，看似武将的社会地位较高，但其实不然，武家之后大多厌恶身上的军人DNA，整个南朝历史中也少有世代名将的案例。比如刘宋名将沈庆之的儿子沈文季就特别忌讳自己的武人出身，在太子的宴会上，褚渊说：“沈文季当今将略，足以委边事。”结果沈文季就勃然大怒，当场和褚渊起了争执。 而武将张兴世之子张欣泰也为了摆脱武人身份，拼命展示自己的文学素养换取了调任文职的机会。萧道成手下的开国名将张敬儿更是为了向士族靠拢，躲进了密室开小灶学习作揖和对答礼仪。 南朝的君主因为得不到的绝对的军事控制一直蠢蠢欲动，撩拨着手下那波将领，等武力屠戮过，精神控制过后，权力得到了，也就骚不动了，因为一个满目苍凉的朝堂也就只是等着下一波人来收割了。  而南朝的将领们也因为得不到的地位而内心骚动，无论是暴力路线的行废立之事，还是怀柔路线的装名流风度，虽然一时得到了社会地位，但是功高震主的命不会久，学多了文人风度也会丢了武家本性，无论是哪个选项都会让南朝没有家族传承特点的军人系统奔溃，这就是所谓的得到了的永远骚不动。 出现这种博弈的特点其实是魏晋以来中原陆沉后，汉文化的传承伴随着衣冠南渡一起向南迁移，魏晋以来形成的士族政治也在南方延续，强大，可以说重文轻武一直是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南方政权的特点。而随着北方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区域统一时期，北方的汉化也有了行政上的保障，北方愈强，南方愈弱，南朝在军事上面临的压力也越来越大，宋齐梁陈开国君主都是弓马娴熟的武人也正是南方士族的一种为求自保的妥协，南朝后期君主对于军事领袖又拉又打的态度也是这种内有集权需要，外有强敌压迫的国内外政治军事环境下不得不做的平衡博弈。  更多内容请点击关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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