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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前期，市场经济的大浪突然扑来，文学猝不及防，似乎一时间陷入了至暗低谷。据说很多出版社已撤销文学部门，编辑们纷纷跳槽谋生，如鸟兽散。更吓人的说法是，一些名头显赫的前辈大师，其新书征订的结果，常常也过不了两位数，逼得出版社只好退稿。 有一次，某作家应邀去大学讲文学，另一作家朋友，已改行当上广告商的，瞪大眼睛惊讶不已：他还去干那事？ 好像那年头讲文学就是堕落得不知死活不可药救。 海南的形势当然更为险峻。因为办大特区，因为底子薄却要在全国率先试水市场经济，很多文化部门一时不知所措，甚至丢盔弃甲面目全非。文人们都在“以副养文”，办餐馆、卖饮料、种瓜果、拉广告、炒钢材指标……我所在的作家协会，还接待过不少神秘客商，问我们要不要狗熊（可以取熊胆汁做药），要不要退役军舰（可以拆解船体卖废铁），可谓无奇不有。这时的海南出版社，断了“皇粮”，几乎一步到位裸身“下海”，实行了文化事业单位的全面企业化，不得不紧急动员，化整为零，各自为战，各显神通，无论强弱老少，都得自己去市场里找饭吃。以至一段时间内，挂着牌子的那个社本部唱“空城计”，员工们都不知去了哪里——这也难怪，海南就这么点人口，就这么小的市场，他们不撒开脚丫子跑全国，还等着饿死不成？ 一个腼腆的青年就是这时候找到我，自称是海南出版社编辑，叫洪声，想来约一本散文集。 我大感意外，好像一个文学的“地下工作者”突然现身，说出接头暗号，让我莫辨真假。 散文？还直指人心？还诗意和哲学？他们就不怕给自己埋雷，炸翻自己脆弱的收支平衡表？我说我不会玩通俗，所谓武侠、言情、比坏比烂的那一类。我还解释，我知道自己的市场很小，散文更不比小说，不比长篇小说，没多少油水。但对方笑了，说他们不在意经济风险，看中的恰恰是一种不附潮流的精神抗争。一杯茶喝下来，他谈到我的一些近作，还谈到张承志、何士光、史铁生、王蒙，谈到他对文学的诸多见解……这真是一些久违的话题。直到这时，我才发现来人不仅仅是一位书商，更是一只书虫子，时时在暗中窥探文化动向。就像我后来常与同事们说到的，这样的编辑把职业与志业分得很清楚，把谋生和谋道分得很清楚，有时只消一杯茶的功夫，只消几句评点，就会让很多作者高看一眼，暗记心头。相比之下，那些只擅长送礼、宴请、陪玩、吹吹拍拍的编辑，那些不分香臭、见名人就追和见热货就扑的人，却说不出任何一句有见解的话，即便有时也能大赚，但事后在行内被人们说起来，常常只有一笑之下的呵呵。 我的随笔集《海念》就是这样交给了海南出版社。据说该书还发行得不错，在境外获得译介的也多——这在红尘万丈铜臭熏天的当年，同样让人意外。 今天，海南乃至全国的市场经济，经过几十年发展，已渐趋健康和成熟，包括经济与文化的失衡状态也逐步得到修复。作为本土文化工程的重要支撑，海南出版社已爬沟过坎，苦尽甘来，根深叶茂，正面临新的发展机遇。我和我所在的团队，多年来一直在与海南出版社的合作中实现共同成长，包括支持本省一些青年作家、诗人出版新作，也包括一套尚未完成的大型地方历史文献丛书《琼崖文库》（估计将近百卷）——具体负责这一套丛书的是刘逸，一位忠厚和略显木讷的编辑，做事非常专业。每逢我回到海口，他也总是与我约一个地方，一杯茶喝下来，聊一聊选题、校勘、翻译、注释、纸张、版式、资料线索、译者或作者的挑选和比较……他每次带来的大挎包里，总是沉沉的满满的新书，散发出纸墨的清香，既有社里的各种新产品，也有他推荐的其他好书，总是逼得我满载而返，随后的几个月里，眼睛和脑子都不够用——也许，有这样的编辑不断从旁导读和催读，老家伙的智商退化大概可延缓不少，一个人想落后和自绝于时代也难呵。 不难看出，这也是一位读书人，爱书人，识书之人，身处江湖却冰心永在，总是惦记着文明的往日与明天。 我无意夸张自己与这些编辑的交情，也无意夸大这些合作事务的价值意义，甚至完全知道，我和朋友们还做得太少。海南出版社也还可以办得更好。我只是想说，天涯何处无芳草，人逢知己慰平生。一个人的一辈子，只要衣食无虑，可以没有豪宅，没有官阶，没去过南极和月球，没碰上这样或那样的美事，但一个人大概不可没有夜深人静时娓娓深谈的朋友，不可没有让人眼睛一亮和全身血热的话题——否则几十年匆匆忙忙下来，钱来钱去的，是否有点乏味？ 与这样的书友一起喝喝茶，海阔天空一番，乐莫大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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