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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宋风云之范仲淹(下):天地间真名士—万家忧乐在心头

 金色年华554 2019-06-15

上次我们讲述了范仲淹的坎坷求学经历与仕途上三贬三出的遭遇,苦难磨炼了范仲淹坚韧的意志。三起三落,每落一次,他的声望就高一次;每起一回,他的地位就上一个台阶,直至成为读书人的标杆,宰执天下。人杰总有振翅高飞之时,范仲淹也非池中之物,定有一展豪情,翱翔九霄之时,但只是需要一个平台。

徐世昌有一句名言:“凡建立功业,以立品德为始基。从来有学问而能担当大事业者,无不先从品行上立定脚跟。”范仲淹兼济天下,也注定了他不甘于沉沦的思想。于是,机会来了,他就一定不会轻易放过。

边城孤泪,威震西北

只不过这个机会不太寻常,也直接改变了范仲淹的命运。范仲淹开启了一段可能他自己都没有想到的戎马生涯。

1038年,李元昊建立的西夏崛起,时常侵略骚扰宋朝的西北边境。三川口大败后,宋仁宗派了夏竦为主帅,韩琦和范仲淹为副帅,共同组织对西北的防务。这一次的决定也是多少有些出乎意料,在满朝尸位素餐,奸邪当道的臣工中,居然还能想起那个远在天边的肯担当,敢作为的人。五十二岁的范仲淹抖擞精神,披挂上马率领大军出征前线。君王的嘱托让这个赤胆忠心的名士重燃心中的烈火,他仿佛回到了那个年少壮志的时代。

边关中,看着冷月孤城,看着枯灯营帐,看着思乡的将士,回想自己曲折的半生,挥毫而作,名篇诞生——《渔家傲》。

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

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他在边关体恤将士,赏罚分明,让长久未经整顿的宋军面目一新,培养了一支劲旅,在宋夏战争中屡建奇功。

后来,宋与西夏签订和约,边关危机大大减缓,宋仁宗就把范仲淹等人调回京师,拜为枢密使。又扩大言官编制,亲自任命下三、四名谏官——欧阳修、余靖、王素和蔡襄,号称“四谏”。自此,范仲淹一生的仕途高光时刻到来,距离他实现安民的理想也越来越近了。

庆历新政,功败垂成

之前讲到了四谏,四位谏官一开工就取得了收效。先是罢免了奸邪的夏竦,改任富弼为军政长官;而后将范仲淹的老冤家吕夷简驱逐朝中;最后驳斥了副相王举正,由范仲淹替代之。清除了朝堂的障碍之后,范仲淹也开始着手自己的大局。于是一场变革悄然开展着。

1043年秋,范仲淹,韩琦,富弼提出了新政纲领《答手诏条陈十事》,其中涉及减轻徭役,修整武备,裁汰官员,限制荫庇等多个方面,这就是著名的“庆历新政”。范仲淹整日为新政的事操劳,昼茶夜饮方流憩。因为要考核官员,范仲淹亲自一手执笔,一手看着官员的名簿。富弼长叹说:“你这一笔下去,恐怕要一家人痛哭了。”范仲淹头也不抬回答:“一家人哭,也总要比几个州郡的百姓伤心要好。”

新政开展了几个月,朝政焕然一新,从内政到外兵,都有了明显的起色。但改革势必会触动一些保守势力的利益,这些人多是旧贵族,根深蒂固,朝中势力范围广阔,而变革严重打击了他们的利益,阻力可想而知。

1044年,也就是庆历四年,台官突然宣布破获一起大案,矛头直指富弼以及范仲淹好友石介。而这次行动的主谋就是被免职的夏竦。自从被驱逐出权力中枢之后,这个奸险的小人一直潜伏着,找机会给范仲淹致命一击,出手果断狠辣,颇有夏竦的风格。宰相章得象和副相贾昌朝二人,一直附和范仲淹,但此时见情势不妙,便倒向了守旧势力一边,成为他们的鹰犬,在革新派受挫时落井下石,一举驱逐出京城。而一直支持范仲淹的仁宗皇帝也产生了动摇,态度也日益冷淡,直到彻底丧失了进取的决心,废除新政的一切措施,范仲淹和富弼也被贬黜离京,失去了军政大员之位。

庆历新政的失败,标志着范仲淹的最后一次努力付诸东流,他安民济世的理想也难再实现。

千古名篇,进退亦忧

范仲淹被贬的同一年(1044年),好友滕子京也受到了牵连,变为岳州刺史。滕子京在岳州没有辜负一身才能,政通人和,百废俱兴。又重新修缮了名楼岳阳楼,名楼修好了,总的有人纪念吧。于是滕子京想到了那位才华横溢的朋友,也就是此时为邓州刺史的范仲淹。

范仲淹此刻经历多年的宦海沉浮后已经有些疲倦了,回想这一路究竟值得吗。忽然收到了好友的求文书,便一扫阴霾,大笔一挥,留下了千古传颂的《岳阳楼记》。

...登斯楼也,则有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嗟夫!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噫!微斯人,吾谁与归?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此时的范仲淹,无论文采,精神都已经到达了一个化境,仿佛不再是人间之平凡可考量的了。

回顾半生,这一路走来,好像一直在“忧”,何时有过“乐”。

两岁孤贫,母亲改嫁,改姓为朱,幼年无乐;寒窗苦读,划粥断齑,冷水浇面,少年无乐;基层迁升,赤心为民,三进三出,青年无乐;军旅倥偬,苍颜白发,临危受命,中年无乐;新政失败,功亏一篑,抱负流失,老年无乐。可是即便这样一个一生难有快乐之人,却仍可以为天下忧,这何尝不是一种伟大呢?

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如果庙堂高处,再也见不到光风霁月的情怀与仁为己任的担当;江湖渺远,再也见不到个人热血的沸腾与精神的飞翔,扁平同质,了无生趣,很难想象会向那个方向发展。真正的名士,不需要他人认同,而是天地间的正气自然而成。

范仲淹后来又调任杭州,青州,于1052年病逝。一代时刻把家国天下置于自身之前的真名士闭上了双眼。宋仁宗听说后,悲痛万分,亲笔写“褒贤之碑”,谥号“文正”,追封“楚国公”。

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正是他一生的写照。而我们再读《岳阳楼记》,对于生前的种种挫折和仕途坎坷,范仲淹却一字未提,在敬佩文正公高山仰止的气节之余,也为最后一句所打动:微斯人,吾谁与归?

不知道你是不是这样的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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