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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镜钮 镜钮方面,除早期a型b型镜外,其余基本上为兽钮,包括龟钮、蟾蜍钮以及其他瑞兽钮,造型也有伏卧型与扭颈型。徐殿魁先生在《唐镜分期的考古学探讨》中对海兽葡萄镜镜钮用过“钮呈瑞兽状”、“‘钮呈伏卧怪兽状”、‘卧兽钮”、“伏兽钮”等词汇以进行bcde四型的描述,显得较为杂乱,难以分清,并且他认为卢氏墓出土镜的“扭颈兽钮”是“e型镜(徐殿魁先生所分的e型)的固定形型”,没有指出它只是作为一种活泼的形象岀现,容易给人造成“普通伏兽钮向扭颈兽钮演变”的错觉,而事实上所谓的扭颈兽钮只是众多兽钮中较为精致的一种,仅此而已。管维良在《中国铜镜史》中对海兽葡萄镜非圆钮的镜钮采用“伏螭钮”来表示。其实在非圆钮的海兽葡萄镜当中,各种兽钮并没有明显规律,龟钮、蟾蜍钮、瑞兽钮都是随意铸造的,以表示祥瑞之意;是伏是卧也没有道理可循,差别并不明显,甚至连个别Ad型镜也有圆钮存在。所谓各型各样的海兽荀萄镜兽钮只是大唐工匠们展示卓越技艺的载体和盛世精神的平台。故笔者在木文中将圆钮以外的镜钮统称为兽钮,将海兽葡萄镜镜钮只分为圆钮与兽钮两种。而史闫智夫妇合葬墓出土的金背禽兽葡萄八角菱花镜(e型镜)为双兽钮,则是一种特殊的兽钮形型。 二、镜缘花瓣 从c型开始,海兽葡萄镜的镜缘岀现一圈小花瓣,绝人多数为云头状,也有流云形状。但从小花数量上来讲,却无明显规律。李珣墓(718年)出土镜直径为99cm,镜缘有小花瓣33朵;郑州上街区唐墓出土镜属c型,38朵小花瓣;独孤思贞墓(698年)岀土的铜镜属d型,直径16.7cm,镜缘有53朵小花;穆悰墓(847年)岀土镜镜缘花瓣数量则为38多朵;而同样是d型镜的西北大学博物馆藏镜,直径14cm,·镜缘则有小花32朵;咸阳博物馆藏有一面海兽葡萄镜也属d型,直径224cm,镜缘饰62朵小花。e型里,偃师杏园卢氏墓(722年)出土的铜镜直径为10.1cm,据考古报告的描述,其镜缘有43朵小花瓣,(实际上只有42朵,拓片上为40朵);安菩墓(709年)出土铜镜直径11.45cm,镜缘小花43朵;故宫博物馆镜224-250,直径11.1cm,镜缘小花48朵。在海兽葡萄镜五型当中,只有cde三型的镜缘是装饰小花瓣的,而由以上三型的一些数据我们不难看出,海兽葡萄镜从c型发展到e型,其镜缘小花瓣数量不随铜镜尺寸增减,也与埋葬时间毫无关系,本身花瓣数量的数据也没有章法可循,因此基本可以断定花瓣是较为随意装饰的,显示了唐代工匠铸镜时随兴所至的大手笔,故不存在徐殿魁先生所提到的小花瓣数量随着海兽葡萄镜的型型发展而由密渐疏之理。而且,小花瓣数量应当与形状有关,大多数海兽葡萄镜的小花瓣为云头状,但也有其他形状,例如:李珣墓(718年)、穆悰墓(847年)西安西郊热电厂基建工地隋唐墓出土镜出土镜镜缘花瓣均为流云状,而鉴于流云纹的特殊形态,不可能出现太多的花瓣数量,故该镜镜缘花瓣看起来较为稀疏。另外,卢氏墓出土镜镜缘的小花瓣数量文字记载为43朵,照片为42朵,而其拓片上却只有40朵,或为疏忽所致,徐殿魁先生在文章中引用了此拓片,但未曾细数,只是按考古报告所述将花瓣数量写成43朵,再次出现失误 三、内区瑞兽 在内区瑞兽数量方面,许多专家也有自己不同的观点。孔祥星先生先生在《中国铜镜图典》中将海兽葡萄镜分有四瑞兽葡萄镜、五瑞兽葡萄镜、六瑞兽葡萄镜、八瑞兽葡萄镜等几型,显然是根据内区瑞兽数量而分的,这种分法被管维良先生在《中国铜镜史》中沿用。胜部明生在《海兽葡萄镜的研究》中也有定型型五兽形镜、定型型四兽形镜、定型型六兽形镜的说法,可见海兽葡萄镜内区瑞兽数量是个颇得关注的问题。如果抛开发展规律,单纯从内区瑞兽数量来分析,则可以一目了然地分出几种类型。要是从海兽葡萄镜演变轨迹来看,内区瑞兽数量则未必有规律可循。通常是镜体越大,瑞兽越多。如:四瑞兽型中,刘宝墓的a型镜直径为10.6cm,杨履庭墓的e型镜直径为10.7cm,河南孟县店上村唐墓出土镜直径为8.6c;五瑞兽型中,西北大学博物馆臧d型镜,直径14cm,河南淇县出土的海兽葡萄镜直径为12.5cm;六瑞兽型中,独孤思贞墓出土镜直径为16.85cm,汤阴出土镜47直径为14.7cm;八瑞兽型中,江西彭泽出上镜直径为23.6cm,上海博物馆镜23.9cm。 徐殿魁先生在《唐镜分期的考古学探讨中对海兽葡萄镜内区瑞兽数量只进行了个案的举例,并以此代替整个型别的内区瑞兽数量,没有考虑到一个型别的海兽葡萄镜可以有多种不同数量瑞兽存在的情况,如:他在描述“过梁”型镜之时,只提到“钮外瑞兽四只”,而“过梁”型镜内区瑞兽数量还有六只的情况,所以显然不恰当。 另外,从d型开始,镜背内区开始出现瑞兽与其他动物纹饰的组合,主要有孔雀、鸾鸟,孔祥星先生将这类镜称之为“瑞兽孔雀葡萄镜”与“瑞兽鸾鸟葡萄镜”,这是一种仅仅从镜背图案而得来的叫法。笔者认为,在类型学研究中,这些应当归为第二至第三期,不过这样的名称也是合乎情理的。 四、镜体大小 镜体大小演变似无明显规律(见表五)。刘宝墓的a型镜直径为10.6cm,西安东郊韩森寨418号唐墓出土镜直径为10.9cm;宫博物院b型镜JW118--3,直径为15.5cm,T5639镜直径13.7cm;江西彭泽出土镜属c型,直径为23.6cm,李守一墓出土镜直径为13.1cm;d型镜中,独孤思贞墓出土镜直径为16.85cm,西北大学博物馆藏d型镜,直径14cm;杨履庭墓的e型镜50,直径为10.7cm;西安市文物管理局文物研究中心海兽葡萄镜直径为17.3cm。各型镜均有大有小,不一而足。但从表二中可以看出,海兽葡萄镜的尺寸还是有规律可循的。第一期的a型镜平均直径为11.55cm,(b型平均直径为15.20cm,但已知的b型镜形型单一,数量太少,没有可参照性)同为二期的c型镜平均直径为14.92cm,d型为15.30cm,d型略大。而三期的e型镜则为13.42cm。很明显,海兽葡萄镜的尺寸在三期里大致经历了逐渐增大再变小的过程。厚度方面,a型平均厚度为0.80cm,b型无数据,c型0.91m,d型1.36cm,e型1.16cm,其厚度演变规律与尺寸规律不谋而合。即:自a型开始,逐渐加厚,到d型为顶峰,从e型开始变薄。镜体的尺寸与胎制厚薄是直接决定镜体的重量的因素,毋庸赘言。综上所述,在海兽葡萄镜的三期五型里,其镜体大小是有一个波状发展图的。即:自a型以来,镜体形状发生变化,镜径逐渐增大,镜体逐渐加厚,到二期的c型产生明显变化,到d型达到极盛,最终在e型开始变小,直至海兽葡萄镜消亡。 五、各型演变时间 从时间上看这些有纪年的海兽葡萄镜,似无明显规律。例如:刘宝墓(665年)的出土镜为a型;洛阳关林(图,3)(65年)、宋思贞墓(695年)、洛阳涧西4(697年)、安菩墓(709年)、杨履庭墓(711年、卢氏墓(722年)的出土镜为e型;偃师李守一墓(图二,1)(694年)、韦甫墓55(02年)出土镜为c型;姚无陂墓(697年)独孤思贞墓(图三,1)(698年)出土镜为d型。 在考古学中,有明确纪年的墓葬往往以下葬时间为纪年标准,而非死者亡故之年份。如:杨履庭墓(711年)指下葬年份为睿宗景云二年(711年),而死者亡故于武则天长寿元年(692年);安菩墓(709年)指下葬年份为中宗景龙三年(709年),而死者亡故于高宗麟德元年(664年);张思忠墓6(703年)指下葬年份为武则天长安三年(703年),而死者亡故于武则天长寿二年(69年)死者死亡时间与埋葬时间甚至可以有着几十年的间隔,而海兽葡萄镜在历史上只存在了短暂的100多年,在墓葬的随葬品中,各型各样的随葬器物不一定为下葬之年所造,有的是当时专为随葬所制,有的则是死者生前所拥有,至于具体何时拥有,拥有多长时间,大多数情况下是无从考证的。也就是说,一件随葬品究竟是何时被制作出来是不得而知的,它所能达到的断代作用是非常有限的,我们只能根据相关历史及考古资料尽可能的推测之例如杨履庭墓中的海兽葡萄镜,我们只能判定它出现的时间不晚于公元711年,至于具体是什么时候无法定论。这样一来,该铜镜的“历史身份就会变得疑团重重,而海兽葡萄镜在历史上又仅仅出现过100多年,对其分期分类型会有相当难度,这势必会很大程度上影响后人为其分期分类型的准确性。因此,完全有这样的可能,偃师杏园穆悰墓(847年)出土镜(d型)与甘肃刘自政墓(851年)出土镜(c型)型是前期的沿用,而非9世纪中叶才被制作出来。
海兽葡萄镜与同时期的瑞兽镜似有一定影响关系,并共同发展。在已发现的有明确纪年墓葬的瑞兽镜中,最早的是高宗咸亨三年672年)的牛弘满墓出土镜,最晚的是懿宗咸通十年(869年)的偃师李梲墓出土镜而最早与最晚的海兽葡萄镜则分别是高宗麟德元年(664年)的郑仁泰墓出土镜与宣宗大中五年(851年)的刘自政墓出土镜°。从出土镜时间上看,海兽葡萄镜与唐代瑞兽镜的起点与终点大致相当,均为高宗时期到9世纪后半段。 第四节 海兽葡萄镜的铸造特点 隋唐时期的铜镜铸制技术在六朝镜的基础上有明显的技术创新。随着时代艺术发展的需求,隋代铜镜淘汰了东汉至六朝镜三角形的外缘;为了达到缩、补平衡,同时又为了体现新时代艺术特色,隋镜背纹开始分出了内区与外区,又在内外区之间增加了一圈剖面为高起、呈三角形的凸棱,这圈凸棱的位置较之东汉、三国、六朝的三角形镜缘更加接近镜钮。隋镜中凸棱的出现与当时的艺术需求有关,随着西方文化在我国的不断渗透,中原对西方的交往日趋频繁。西方艺术与东方文化在潜移默化中融合,汉代镜背中的鬼神形象在隋镜中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活泼轻快的狻猊、花鸟、以及佛教崇尚的宝相花等。浮雕并不太高,但镜钮却并没有减小,镜面尺寸却普遍大于汉镜,在镜钮与镜缘之间增加一圈高出镜背许多的凸棱,着实给镜体的铸造解决了缩、补问题。这圈凸棱弥补了镜背铜液收缩、凝固时的不足,使趋于平缓的隋镜得到了缩补平衡。隋镜这种将六朝镜的三角形外缘设置在离镜钮更近的地方,而外缘的缩、补需求直接从冒口得到的方法,从铸造角度来看,较之前朝镜的工艺更趋合理,也为后来的唐镜埋下了伏笔。
唐代是中国历史上的鼎盛时期,文化空前发达,唐朝与世界各地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的交流远胜于前朝;各国派往唐朝的使节络绎不绝,都城长安的街市上到处可见到成群的外国商贾;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唐代的铸镜师们创造出像海兽葡萄镜这样的高浮雕镜种是历史的必然。它的内外区浮雕都高出隋镜许多,致使唐代的铸镜师们除需要继续保持隋镜内外区之间的凸棱外,还必须增加镜缘的厚度与高度才能保证唐镜浇注后收缩、补缩、凝固时的缩、补平衡。而那些菱花镜、葵花镜等镜背浮雕少,没有高厚外缘,设置凸棱又影响艺术效果的镜种,就只有用加厚镜面的办法来维持镜钮的缩、补平衡了。所以,唐代的万字镜、盘龙镜、宝相花镜、以及螺钿镜、金银平脱镜等镜种都没有高厚的外缘,而这些镜种的厚度都能达到隋镜和汉镜的五倍之多。江西彭泽出土的海兽葡萄镜为圆形62,其直径为23.6cm,重2800g,厚度为1.7cm。河南伊川出土的中的菱花形海善葡萄镜,其直径达26cm,重达7900g,厚度未知。但与彭泽镜相比,伊川镜直径略大,而重量则是彭泽镜的近3倍,由此可得,伊川镜厚度应该在3cm以上。高凸棱、高镜缘、高浮雕的海兽葡萄镜,是唐代艺术家与铸镜师的杰作。从铸造角度来看,海兽葡萄镜布满镜背的高浮雕、凸棱以及高镜缘的设置,非常有利于浇注后镜面的补缩,但每处高浮雕的剖面中心部位在凝固过程中,必然要产生缩松,如果镜体薄,缩松部位就离镜面近,铸后刮削加工时,缩松部位就容易被磨出镜面来,而成为废品;如果镜体厚,缩松部位就离镜面远,铸后刮磨镜面时就可避免缩松暴露出来。
从唐代的铜镜实物可以看到,唐镜的镜体厚度一般都大于前朝任何一个历史时期,特别是那些葵花形、菱花形镜如真子飞霜镜、瑞兽鸾鸟镜等,其镜心最薄处一般都在4cm~6cm之间,而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镜体厚度尺寸,是经过了刮磨加工,将一层毛坯层磨掉了以后的功成尺寸,并非铸态毛坯。通常来说,古代铜镜镜面的加工量至少要有2mm的厚度,才能够保证铸后刮磨镜面时,不用再考虑氧化物与缩松及其他的问题。因此,唐代的铸镜师克服了前朝凸面镜照人易产生严重变形的缺陷,而将镜体普遍加厚故而,唐镜绝大部分为平面镜或者为中间平、周围稍低的铜镜,厚度也普遍大于汉镜厚度五倍左右。海兽葡萄镜在工艺方面,绝大多数采用通常的铸造方法,而1974年出土于凤翔县境内的一面鎏金海兽葡萄镜(凤总0113),该镜花纹采用了鎏金工艺处理，虽埋藏于地下千余年，至今仍光灿夺目，不愧为唐镜中的珍品。这为研究海兽葡萄镜的制法以及整个唐代铜镜的工艺都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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