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爷爷们那辈人，都是多子女，这是中国农村的传统，贪图多子多孙多福寿和人多力量大……这些或真或假的好处。爷爷们哥儿四个，他是老大，大号叫刘长生，活了七十四岁。 在我的印象里，爷爷似乎一直在行走，常常背着口袋匆匆来往于方圆几百里的地方。他曾说过，更年轻一点时，他是赶脚的，也叫做赶大车，相当于现在的物流司机，就是驾一辕马车天南海北地给人家送东西，粮油酱醋箱子柜子甚至大活人，跑了许多地方。后来，因为子女多，赶上不太平的年月，太爷爷带着一家老小从辽宁迁徙到偏远的内蒙北部安营扎寨，定了居。爷爷从一个四处游走的车夫变成了一个农民，带着自己的几个儿女开荒辟地，置办牛马，过起了半农半牧的生活。 上小学之前，我和弟弟都睡在爷爷家里。那时候村里远没有通电，连煤油灯都很少点。煤油是限量供应，每年固定的几个月，各家人到供销社去买一小桶，就是一家人一年的光亮。其余的大部分夜晚，都只是安静的黑暗。还好爷爷有一台很老很老的收音机，天一黑，牛羊一进圈，桌子碗筷收拾好，他就趴在扣箱上，把收音机调频按钮扭来扭去。收音机太老了，信号也差，每天电波丝丝拉拉的声音总要响很久，才能听到一个并不清晰的人声。调好频道，爷爷把我抱在扣箱盖上，让我和他一块听评书，接着用旧报纸卷一根老旱烟，点着了吞吞吐吐。我所能记得的，同爷爷一起在黑屋子里听了《童林传》《小五义》《五凤朝阳刀》之类的侠义小说，还有《包公案》《施公案》之类的公案小说。我虽听不大懂，但一样被那些故事吸引，现在想来，这那些声音却是对我人生钟情于幻想和虚构的第一次启蒙。在孩子的眼里，有的吃有的睡，无需劳作，整日于田野中混玩，完全不晓得家里的境遇，还能定时在黑暗里等候故事讲述，这童年也就很快乐。 后来，那台老旧的收音机彻底罢工，爷爷找人修，也不见好转，他便生气地狠狠敲它，有那么几次真的敲出了声音，但很快又断掉了，只剩下丝丝拉拉的噪音。爷爷叹了好多天气，也就放弃了。他应该也有一种寂寞，如果可以用这个词，可以想象他年轻时走南闯北、居无定所，见过许多世面，遇过许多人，如今被生活囚禁在山沟沟里，连外界唯一的声音也断掉了，他心底一定有很多不甘。 爷爷的生活压力很大，大儿子虽然早夭了，可父亲、三叔和四叔三个余下的儿子，总要结婚成家，大姑和小姑两个女儿，也总要出嫁，每一次都是不小的开销。内蒙北部贫瘠的几亩地，将将对付一家人的口粮，爷爷只能想别的法子赚钱。他和二爷爷俩人，常跑到蒙古人聚居区打工，但那时候处处穷困，也只赚到块八毛的零用。后来，爷爷和二爷爷两个，同村里另外几个年龄相当的人，到坝后去挖宝石。所谓的宝石，也并非何等宝贵的石头，他们只是把所有值点钱的石头都叫做宝石。爷爷走之前，会让家里人给他炒半口袋棒子面，灌一罐子咸菜，背在身上，拿着短小的搞头和铁锹一路步行而去。十天半个月之后，他们回来了，面容憔悴，身形消瘦，炒面和咸菜早就吃光光，面袋子里装着半袋子各种形状的石头。现在想起来，大概都是水晶一样的东西，但质地并不纯。爷爷从这一堆石头里捡来捡去，挑出一些，剩下的往地上一散：“你们拿去玩吧。”我和弟弟们就冲过去哄抢，拿着石头在石台上磨，希望能给自己磨一副宝石眼镜。爷爷去世后的许多年，我再回老家时问过二爷爷，当年他们是怎么挖宝石的。二爷爷笑着说：“别提了，别提了，遭老罪了。”二爷爷告诉我，他们先去踩点，也就是看山，观察山的走势和形状，找一个可能是宝石眼的地方开挖，为了省工，这个洞仅仅能容一个人，一挖几十米，不见宝石，只好另开一个洞再挖。很多次，他们都差点被塌方埋在那儿。 因为这些劳作，因为内心对家里贫穷境遇的着急，爷爷的身体越来越不好。最开始，是身上经常长火疖子，今天一个，明天一个。有一次，爷爷背部长了疖子，他没当回事，跑到南边的园子里去刨树疙瘩，伤口迸裂，感染了。疖子越长越大，严重到下不了炕，晚上睡觉也只能趴着。父亲他们两天一次跑到邻村去请焦大夫，焦大夫配了些草药熬了敷伤口，可仍不见好转。家里人说送去乡卫生院，爷爷一边吡牙咧嘴，一边不许：“一个火疖子，没多大事。”其实连幼小如我都知道，事情很大了。最后焦大夫见他执意不去卫生院，说我给你做手术。也没有麻药，爷爷咬着一条黑乎乎的手巾，焦大夫把感染的肉挖了去，血水浸湿了半床褥子。爷爷的身体竟然渐渐好了，只是背部留了个大大的疤。 突然有一天，爷爷醒来，半身不遂了，治疗了一段时间，有所缓解，但从此没离开拐杖，每天拖着一条腿在街上走。我们那时小，并不懂得一个人失去原有行走能力的痛苦和屈辱，竟然互相说爷爷拖着腿走路的身影像《天涯明月刀》里的瘸子傅红雪。这次病后，爷爷丧失了劳动的能力，头发花了，眼睛也不好，牙齿脱落，连脾气秉性变了。爷爷每天吃完饭无所事事，变得唠唠叨叨，看什么都似乎不顺眼，而且像个孩子一样爱耍脾气。 朱一龙版傅红雪 跳戏啦 当时我和弟弟两个人读书，父亲是个几乎没有收入的民办教师，全家都靠母亲一个人种的十几亩地和养的几十只羊支撑。有一年秋天，我从乡里的高中请假回家，向父母讨要资料费。父亲和母亲一起垛干草，爷爷拖着病腿进院子，喊父亲：“你给我到东边供销社买袋白糖去，我想吃糖呀。”父亲支吾着说：“你回吧，你看忙着呢。”爷爷不依不饶，又喊：“你给我到东边供销社买袋白糖去，我想吃糖呀。”一叉子草从高高的草垛上落下来，掉在母亲头上，她生了气，冲爷爷喊：“哪有钱给你买糖？孩子回来拿学费，学费还没借着呢。每天端屎端尿伺候你还不够，还要吃糖。”父亲听母亲吼爷爷，有些不高兴，也就吼母亲。我在园子的角落里看着听着这一切，心里泛着少年的酸楚，忽然明白了那些语重心长的唠叨：“家里供你读书不容易，你要争气。”我曾经赌气地觉得，凭什么我要为你们读书呢？大概就是在那一天，我明白了，最低的底线，我也必须为他们读书。儿孙们能过上不一样的日子，是他们生活里唯一可希望的事情，如炎炎烈日下的一片阴凉。这片阴凉，他们即使享用不到，可看着我一步一步往那儿走，心里也是美的。我没有等到父母去借钱，走了四十里山路回了学校，一路上我都希望爷爷吃到了他想吃的白糖。 爷爷去世的时候，我在高三，家里没通知我。我寒假回家，吃饭时发现只剩下父母弟弟和我，少了爷爷，才知道他已经去世了。那时，愚笨如我仍不明白失去亲人的实实在在的悲痛，只是心里有些堵，是说不上来的一种感觉。我仍不明白死对人而言意味着什么，只是感到他们仿佛去了一个很远的地方，不会再同我们一起吃饭睡觉，有点像去一个什么亲戚家里串一趟没有归期的门。他们把爷爷奶奶合了坟，我和弟弟骑着摩托车去给他们上坟，看到北面荒山坡下几个土包，心里突然感到一种笃定：这是爷爷和奶奶，这是太爷爷和太奶奶。这块满是石块和荒草的地方，竟如同是一个奇异的家园，我的逝去的祖先们，在这里生活着，等着一代代的子孙来团聚。 爷爷的去世，让我重新回想起奶奶的去世，那还是我读小学的时候，更早。有一天上学路上，我被一个骑自行车的村人拦住，说：“快回去吧，你奶奶要不行了，赶紧看一眼去。”我坐他的车回村，进了院子，被父亲拉着到屋里，奶奶头冲炕里躺着，盖着厚厚的辈子，她本来就极瘦的脸更瘦了，眼睛像两汪浑水。按着大人的指示，我握着奶奶的手，在她耳边说：“奶奶，奶奶，我来了，你看看我。”旁边的人们也在七嘴八舌地说，你不是念叨你大孙子么，你大孙子来了，快看两眼吧。从我一出生起，奶奶就用她的手臂抱着我，用她的肩膀背过我，她的手我拉过七八年，可似乎就在那一天我才清晰地感觉到这双干柴般的手，是奶奶的手。 我想起这个，不是要复述奶奶的去世，而是忽然想到在那段日子里从没有人注意过爷爷，也没有去关心他的感受。看着这个和他生活了一辈子的女人渐渐离去，爷爷究竟是种怎样的心情？他肯定会难过，但我和我的家人，都不记得他有过特别明显的表现，即便在这样的时候，他还是忍着心里的悲痛，当好自己的一家之长。如此一脉相承，爷爷去世的时候，父亲也一定在悲痛中重新明白了自己肩上的责任。这样的家族传承，没有任何仪式，却极为重要。 十几年过去，有关爷爷的许多记忆都变得模糊了，但他在风雪里把我们裹在羊皮袄里的温暖的身体，他在漆黑夜里带着我听评书的情形，他躺在火炕上给我讲的故事，却深埋在了我的骨子里。我考到北京的那一年，村里人见了都说：“你考上大学了，你们家祖坟冒青烟了。”我不知道地下的爷爷能否得到这个信息，我希望他得到，虽然他从来也没觉得考上大学有什么了不起。我很后悔，没有在他活着的时候好好了解一下他的内心，活着哪怕只是了解一下他前半生的生活。但我一直记着，有一天我会写一部书，故事的主角就是爷爷，他正年轻，赶着马车行驶在北方的某条路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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