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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地方各级衙署属官与幕僚 地方各级公署除了长官之外，还有属官或幕僚，如诸路转运司有管勾文字、勾当公事、管勾帐司等，宣抚司、制置司有承受文字、参议官、总领钱粮、节制军马、准备差遣，各州有判官、推官、录事、司理、司户、司法参军等，各县有主簿、县尉等。大量的史料中记载了从北宋至南宋，各级衙司属官与幕僚阅读邸报的行为。 范仲淹于至道二年(1033年)四月被召赴阙，接受谏职。欧阳修在写给他的信中称“前月中得进奏吏报，云自陈州召至阙拜司谏”。[27]据欧阳修年谱，欧阳修于天圣八年(1030年)进士及第，五月被任命为西京留守推官，景祐元年(1034年)始任满。因此，此书当作于欧阳修西京留守推官任内。 宝元元年(1038年)，石介任嘉州军事判官，阅读邸报获知张叔文由御史台主簿改著作佐郎。[28] 嘉祐三年(1058年)，韩琦被委任为集贤相。明州观察推官陈舜俞在《上韩相书》中称他是“一日获邸吏之报”才知道“天子命阁下为丞相”。[29] 判官、推官的职事为佐理长官处理州务，掌管受发符移，分案治事。 元丰八年(1085年)六月，明道先生程颢病逝。他的弟子徐州司法参军杨时在所作的《哀明道先生》中称自己通过发送到徐州的邸报获知这一噩耗。[30]司法参军，掌管一州检定法律。 绍熙三年(1192年)，孙应时应四川安抚制置使丘崈之邀入其制幕，期间寄信给他的老师陆九渊，中有“本欲少定专状，而邸报黄荆门已授节计”之语。[31] 开禧二年(1206年)，南宋出兵北伐。岳珂任镇江府监仓，参与了粮草后勤供应工作。他从前线回来后，“得邸状”，获悉李汝翼、郭倬两将官谪湘、湖。[32] 因此，身在官衙工作的幕职官、诸曹官也有机会阅读邸报。但是，只是“顺便而已”，依据他们的级别和工作性质不会有专门的邸报赠予。 3.特殊官员 (1)祠禄官。祠禄官制度滥觞于唐代，为北宋真宗所承继，经后代帝王不断发展和完善，终于形成一套颇具时代特色的官制。祠禄官有两个系统，即在京宫观的内祠差遣和在地方州府宫观岳庙的外祠差遣，包括宫观使、判官、都监、提举、提点、主管、庙监等，其数量在北宋末开始膨胀，徽宗时期激增，南宋前期至冗滥。[33]孝宗朝，堂除加上部阙祠禄官员额竟达有一千八百之巨。[34]祠禄官的设置原因是多方面的，有优待老臣、安置政见分歧者、奖励有功之人、罢黜违法违规者(下文犯官就不再特殊提及)。该官职的特点虽无具体职事，但不算致仕，可享有俸禄等在职官员的待遇。获赠、观阅邸报是在职官员应享有的权利之一，那么祠禄官是否被排除在外？ 熙宁九年(1076年)，王安石罢相出判江宁府，不久即自请六月罢判江宁府为集禧观使。元丰元年(1078年)至于元丰八年(1085年)初为会灵观使。 元丰六年(1083年)，鲁国大长公主亡故，七月乙卯，朝廷袝孝惠、孝章、淑德、章怀皇后于庙，十一月二日，朝廷上仁宗徽号为体天法道极功全德神文圣武睿哲明孝皇帝，又上英宗徽号为体乾膺历隆功盛德宪文肃武睿神宣孝皇帝。王安石都是从进奏院报状(邸报)中获知上述消息的。[35] 王安石两度拜相，即便罢相之后仍然深得神宗皇帝尊敬，他的经历是否殊礼恩遇，不能视为一般现象？ 如下表所示，奉祠官员多能读到邸报。其中，陆九渊在奉祠前只担任过宁府崇安县主簿、国子监正、编修敕令所删定官等官职，刘克庄首次奉祠以前，只担任过建阳县知县、潮州通判等官职。可见，并非之前曾任高官的奉祠官员才有阅读邸报之权。
祠官无须到固定的官司任职，通常是选择回归故里或寓居他乡。因此，他们无法享受定期、无偿接收邸报的服务。文中所举例子中的人物，大概仰仗自己的地位(某些祠官资深位显，将来极有可能重新获得朝廷重用，对于地方官来说令其生活满意，对自己未来的仕途也许有帮助)或依靠与在职官员的私人关系，才得到当地政府免费提供邸报的照顾。 (2)暂离衙署的官员。官员不能寸步不离始终守在官署，也有因公而暂离办公地点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也有机会阅读邸报。 宣和元年(1119年)六月，起居郎李纲被谪监南剑州沙县税务。宣和二年(1120年)十月，李纲复本等差遣北归。宣和三年(1121年)正月，北归途中的李纲见邸报。[36] 绍兴十一年(1141年)，礼部侍郎郑刚中被任命为川陕宣谕使，出使川陕地区，“至江鄂间”“见邸报”。[37] 嘉定七年(1214年)三月，朝廷任命四川制置大使安丙为同知枢密院事。六月癸丑，安丙自四川广安出发往临安赴任。八月癸丑，安丙“行至广德军，得邸报”，获知朝廷又改任他为观文殿学士、知潭州。[38] 除了因公外出，因私事外出的官员之于邸报阅读也如因公外出的官员一样。 王安石《读镇南邸报癸未四月作》：“赐诏宽言路，登贤壮陛廉。相期正在治，素定不烦占。众喜夔龙盛，予虞绛灌憸。太平讵可致，天意慎猜嫌。”[39] 庆历三年(1043年)，仁宗欲更易祖宗陈法、树立新政，三月罢免老迈多病的宰相吕夷简，任命王素、欧阳修、余靖、蔡襄为谏官，四月以杜衍为枢密使，召韩琦、范仲淹赴京任副使，此举令沉寂许久的政坛刮起维新的清风。诗中表现的内容就是王安石通过邸报获知这一消息后内心的感受。 庆历二年(1042年)，王安石至扬州任签书淮南判官，第二年三月，离开扬州赴临川省亲，五月抵乡。镇南就是唐代镇南军，治所在洪州，辖境范围大约在今江西省。因此，王安石是在途中阅读邸报的。 考虑到递送邸报人员无法确定外出官员的行踪，自然不会追踪发送。因此，外出官员只是借助自己的身份，在驻足处借阅官报。 二、扩散型读者 邸报传达的基本读者是官僚群体，但是除了边境等特殊地区之外，邸报却不等于保密文件，是可以向官僚以外的群体传阅或由官员将其中的信息对外传播。 (一)致仕官员 古人讲求名正言顺，既然官员已经致仕身退，把政事归还给皇帝，也就不适合继续享受在职期间的权利，其中无偿接收邸报似乎也在其中。大量史料也证明此种推论。 刘宰，绍熙元年(1190年)进士及第后，历任江宁尉、真州法曹、泰兴令、浙东仓司干官、监南岳庙等职。嘉定元年(1208年)，刘宰拒绝出仕，隐退乡间。某日，刘宰“过里中一士夫家，见旧邸报一沓，借归读之”。[40]根据刘宰不因邸报“旧”而弃之，反倒通过借的形式得到，证明致仕官员无权享受免费邸报。 诗人刘克庄于景定五年(1264年)致仕还乡。咸淳三年(1267年)，故相赵葵逝世，朝廷赠其谥号忠靖。刘克庄慨叹“田舍无邸报”，致使他无法弄清朝廷何故赠其这一谥号。[41] 但是，也有个别例子“不支持”以上的推论。 庆元四年(1198年)，杨万里致仕，于吉水县家中闲居，但他仍能不时读到邸报。嘉泰元年(1201年)，俞澂赴召的消息，杨万里就是通过邸报获得。[42]由于对专权的韩侂胄的施政举措不满，杨万里忧愤成疾。家人怕加重他的忧国之思，“凡邸吏之报时政者皆不以告。”[43]由此观之，似乎杨万里之于邸报，并非罕窥，而是能经常接触。 与前面的例子相对照，杨万里的情况可能是一种特例。第一，杨万里与不在其位就不谋其政的休致官员不同，而是身虽退心却系于朝，他最终也是因忧国而死。邸报是专门传播国家政治新闻的媒介，万里始终对其保持阅读的欲望是可想而知的。第二，杨万里致仕后，朝廷对其恩遇不断，庆元六年(1200年)，晋爵吉水县伯，嘉泰三年(1203年)进宝谟阁直学士，嘉泰四年(1204年)晋爵庐陵郡开国侯，开禧二年(1206年)召赴行在所，升宝谟阁学士。特别是开禧元年(1205年)，皇帝特降诏，命万里赴行在所。朝廷的礼遇有加，使本地州县长官固然不敢对其小觑。综合以上两点，杨万里乞骸骨后，似乎有向地方长官乞求邸报的可能，而州县长官也完全有可能答应他的要求。当然，这只是个学术推测。 总之，大部分致仕人员是无权免费获赠邸报的，少数人极有可能是通过人际关系等非官方渠道，得到阅读邸报的机会。 (二)吏人 仁宗庆历八年(1048年)正月十二日，秘阁校书、知相州杨孜上言，邸报经常刊载“灾异之事”，“奸人赃吏、游手凶徒喜有所闻，转相扇惑”。[44] 说明奸人赃吏、游手凶徒、国内“逆党”、敌国细作都可以成为邸报信息的接受者或传播者。 此处应特别注意“吏”。古人话语中时常“官”“吏”并举或连用，实则“官”“吏”的身份差别甚大。宋代官员是专指那些经过朝廷任命，有一定的品级和俸禄等政府工作人员，而公吏则没有品级、职务，通常也没有俸禄的官府办事人员。两宋统治者都尊官而抑吏，在官场中公吏也遭到官员的鄙视，但这不等于吏人在政坛上的作用就很小。真实的情况是官员在实际主事的过程中非常倚重吏胥。首先凭借官员自己的力量确实不足以处理大量公事。其次，多数官员在步入仕途以前，往往醉心于读书考取功名，缺少处理实际事务的历练，即便日后增长了阅历，他们也片刻不能离开公吏。宋代统治者通过缩短任期、频繁调动的方式来防止官员长期在一地一职任期久了滋生出腐败等问题。加之宋代政策、法律变动频繁，这样就造成官员没有充分的时间了解所负责领域的实际情况和法规准则。与之相反，吏人多来自民间，较早接触社会，便于熟悉本部门的官场交际关系、本地的民情乡俗，而且吏人任期不受限制，更有甚者还可以父子相继，从而给予他们充分了解部门办事流程、规章制度的可能性。故而，官僚集团把公文收发、文书抄写、处理案件、催缴赋税、追凶捕盗、运送官物、造册记账等任务交给吏胥集团来处理。吏胥为保障本职工作顺利进行、为长官出谋划策等需要，必须时刻注意阅读邸报中的政治新闻。因此，虽然公吏无权阅读邸报，但事实上他们借公务之便也好，得到官员默许也罢，阅读邸报并传播其中的信息，也是司空见惯的，并非属于部分“赃吏”的特有行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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