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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的大一统王朝有很多，但最受推崇的莫过于唐朝。大唐以开放包容的姿态，成为了当时世界上的“超级大国”，首都长安也成为了世界的中心。至今华人在海外的聚居地，也被称为“唐人街”，这是大唐留给我们的遗产。说到唐朝，众多的历史爱好者无法避开那个让大唐由盛转衰的话题——“安史之乱”。天宝十四年（755年），深受玄宗信任的安禄山起兵反叛，历时历时7年又2个月的“安史之乱”正式开始。 “安史之乱”作为一场争夺统治权的内战，使得唐朝人口大量丧失、国力锐减，是唐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但人口是可以通过休养生息恢复的，国力也同样可以随着人口的恢复而上升。比起这两个看得见的影响，“安史之乱”给唐王朝带来的还有另外两个“看不见”的影响：宦官掌兵和藩镇割据。这两个潜在的影响，就像人体的癌细胞。看不见、摸不着，可一旦发作，便要取人性命。 一、宦官掌兵的起源于发展在了解唐朝宦官掌握兵权之前，先要介绍一支部队——神策军。大家知道，在唐朝时的青藏高原，存在一个强大的吐蕃政权。吐蕃与唐朝时而和平，时而战乱。玄宗朝名将哥舒翰击败吐蕃后，唐朝在洮州设立一边防部队，号曰“神策军”。此时的“神策军”并非部队名号，而是一个地名。“安史之乱”爆发后，神策军千余人受命回援朝廷。 随着精锐的抽调，神策军驻地被吐蕃占领，此军遂为陕州节度使郭英乂所得。神策军驻地沦陷后，“神策军”便从地名变成了这支部队的名号。郭英乂入朝后，神策军被划给了宦官鱼朝恩。为了扩充实力，鱼朝恩反过来把原属郭英乂的陕州军并入神策军，神策军因此扩张到了一万多人。神策军成为天子禁军还要从广德元年(763年)说起，这一年吐蕃打到了长安，禁军兵败如山倒。 代宗皇帝不得已逃往陕州，神策军统帅鱼朝恩护卫皇帝周全并收复长安。立下了大功的神策军取代了所剩无几的禁军，驻扎在禁中待命。永泰元年（765年），吐蕃再攻关中，为了保卫天子，神策军正式分为左、右厢驻扎在宫苑之中，真正成为了大唐天子的禁军。本就是宦官的鱼朝恩，仗着自己手握神策禁军，便开始专权。如果宰相处理政务不跟他商量的话，他就会恶狠狠地说道：“天下之事，岂不由我乎？” 天下之事，只在君王，或在宰辅，岂会在宦官之手？鱼朝恩的行为终于让皇帝动了杀心，大历五年(770年)鱼朝恩被杀。此后，神策军各部都以本部将领分统。直到建中四年(783)“泾卒之变”爆发，出逃的德宗皇帝认为满朝文武皆不可信。与宦官朝夕相处的德宗，便再次以宦官统领神策军，“潘多拉魔盒”被正式打开。此后，神策军又在此基础上有一些变动和调整，但都没有改变被宦官节制的状态。 历代宦官乱政，以唐朝为最。唐朝宦官不仅左右朝政，甚至决定着皇帝的废立与生死。有兴趣了解汉、唐、明三代宦官乱政的详细对比，可以查看我在6月13日发表的青云获奖文章《皇权的阴影：汉唐明三代宦官乱政的异同点》。太监在外统兵的威胁并不大，但“安史之乱”的爆发，让太监能够掌控禁军、掌握皇帝的性命。 二、节度使的设置与藩镇割据随着太宗和高宗的开疆拓土，唐朝成为了一个幅员辽阔、民族众多的大帝国。为了巩固边防、管理少数民族，开元十年（723年）时，玄宗在边陲之上设立了9个缘边节度使和1个经略使。节度使和历代的军事长官不同，他们除了管理军事，还掌握着当地的行政、财政、民政、土地等众多大权，完全就是一方诸侯。故《新唐书·兵志》曰：“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赋”。 与东周时的各诸侯国相比，节度使除了没有爵位和一些名号之外，在实际统治权上，他们比诸侯国的国君更具实力。至天宝年间，唐王朝的兵力部署为：中央军8万、藩镇地方军合计50万。其中身兼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的安禄山，一个人就拥兵20万！兵力是朝廷直属兵力的两倍不止。在整个“安史之乱”中，朝廷前期有兵15万时，叛军有28万；后期朝廷有兵20万时，叛军兵力则达到了30万！ 可以看出，在玄宗在位时，朝廷已经不在具备对藩镇的绝对控制，藩镇割据的实力已经初步具备。但唐朝的幅员辽阔，决定了唐政府很难改变设立藩镇的局面。《新唐书·兵志》载：“秦汉以来，唐马最盛，天子又锐志武事，遂弱西北蕃。”但随着帝王的更替，唐朝空前辽阔的疆域，也面临着众多的威胁。早年实行的征兵制无法满足边境需求，轮番驻军的应急能力，也比不上长期定点驻扎的军队。 自高宗、武后以来，均田制渐趋破坏，至玄宗朝已经成了不可逆的社会问题。随着流民、逃户的产生，唐政府也拿不出有效的解决手段。大多数情况下兵员不足的节度使们，便自行招募流民当兵。因为他们无依无靠，所以对自己看得到的最高统帅节度使，具有极强的依赖性。节度使手握他们的生杀予夺之权，使得士兵“唯知其将之恩威，而不知有天子。”只忠于节度使、不顾朝廷的亲兵部队，就此出现。 但节度使的大批量增加，还是在“安史之乱”以后。出于分化藩镇实力、强大中央等多方面的因素考虑，节度使的数量在动乱结束后几乎成倍速增加。这些藩镇虽然在表面上服从中央，但他们更加渴望脱离中央。藩镇的大量存在，为日后唐朝的衰落和动乱都埋下了伏笔。 三、总结分析许多人认为，“安史之乱”的爆发，有着很深的民族矛盾。因为安史二人都是胡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种论断其实有待商榷，至少不完全正确。安禄山和史思明起兵，凭借的不是两个人的力量，而是手底下几十万人的共同力量。倘若这些人都是胡人也就罢了，但史料证明，二人手下的众多高级将领与核心人物，都是汉人。再加上唐朝开放的民族政策，所以民族矛盾并不是叛乱产生的最主要因素。 自西汉宣帝将南匈奴内迁“保塞内附”开始，东汉和曹魏，都曾将少数民族内迁以为己用。具体细节可以查看我在6月11日发表的青云获奖文章《五胡内迁：汉魏给西晋留下的“定时炸弹”最终爆炸》。隋文帝重新统一全国后，北方大地的胡人并没有全部消失。他们和汉人长时间的杂居，实现了民族的大融合。隋唐两代的杨、李皇室，带着鲜卑人的血统，就是最有力的证明。
隋唐时期，河北等北方地区，除了汉人外也有契丹人、奚人、突厥人等少数民族。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陈寅恪先生称这种现象为“河北胡化”。叛军集团中最重要的将领有11人，分别是：高邈、何千年、许叔冀、吉温、张万顷、孙孝哲、曹将军、徐归道、独孤问俗、张休、张通晤等。其中，除了孙孝哲是契丹人、曹将军是胡人（具体民族已不可考），其他的9位将领均为汉人。
除此之外，安禄山建立大燕政权后，在他的高级官员里，除了担任左相的达奚珣是鲜卑人之外，他的右相张通儒、中书侍郎高尚、御史大夫严庄统统是汉人。汉人成为安史叛军和伪政府的支柱，说明了什么？唐朝存在着其他的矛盾，比民族矛盾更加的激烈。比如经济上的，以及阶级上的。唐朝封建经济繁荣的背后，是高速的土地兼并，农民失去了土地变成流民。盛世的出现，也让皇室生活糜烂，宫中专为杨贵妃织锦刺绣的工匠就多达700人！
玄宗皇帝李隆基本人，的确有不俗的能力。单论个人能力，他能在唐朝所有帝王中至少排到前五。但他所任用的宰相却不是什么好人，奸相李林甫和杨国忠前后把持朝政长达23年。他们把控着官职任人唯亲，使得有才之士升迁无望。安禄山和史思明正是把握住了汉人内部的经济矛盾和阶级矛盾，才敢于和盛世时期的唐政府对抗。“安史之乱”对经济的冲击只是暂时性的，给唐王朝留下的两个毒瘤才是未来致命的存在。
如果把唐王朝比作一个人的身体，“安史之乱”给他带来的，除了遍体鳞伤和切肤之痛，还有两个癌细胞群：宦官掌兵和藩镇割据。对一个人来说，即便是遍体鳞伤，修养一段时间后，很容易就能痊愈。但是身体内部的癌细胞，虽然看不见、摸不着，可它们一旦扩散，这个人的生命极有可能就走到了尽头。对唐王朝来说，“安史之乱”造成的人口锐减和经济倒退，都是看到的切肤之痛。 最后要了唐王朝性命的，是无法挽回的藩镇割据。要了8位大唐天子性命的，则是手握禁军的宦官。 参考资料： 《新唐书·兵志》 《资治通鉴》 《安禄山事迹》 《旧唐书·安禄山传》 《易中天中华史·第16卷：安史之乱》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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