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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记录 跨境破产中COMI认定的新加坡经验 ——Re: Zetta Jet Pte Ltd and others (Asia Aviation Holdings Pte Ltd, intervener) [2019] SGHC 53案述评* 作者 张玉海 上海师范大学法律系讲师 导语 历史上，中国与新加坡便具有密切的经贸往来，步入现代以来，中新间的经贸往来更是步入快车道。“据中国驻新加坡大使馆经商处提供的数据，2016年中国对新加坡非金融类直接投资为42.05亿美元，占中国对东盟投资流量的45.2％，占中国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总额的28.9％。”[1]投资，便会面临失败，因此对新加坡跨境破产法律制度与实践的关注，尤其是其对COMI的理解，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017年新加坡通过在《公司法》中增加附录的形式就跨境破产问题进行了立法，即《公司法》的“附录10”（Tenth Schedule，以下简称“新加坡示范法”）。在此之前，在Beluga Chartering GmbH (in liquidation) and others v Beluga Projects (Singapore) Pte Ltd (in liquidation) and another (deugro (Singapore) Pte Ltd, non-party) [2014] 2 SLR 815案中法院曾经就外国破产程序的承认进行过讨论，但未涉及COMI问题。新加坡法院在Re Opti- Medix Ltd (in liquidation) and another matter [2016] 4 SLR 312案中首次阐述了对COMI的理解——在普通法上应以“COMI测试”（COMI test）作为承认外国破产程序的基础。借鉴英国法经验，法院认为COMI应是大部分业务的发生地，即大多数交易的发生地、大部分资金的支付和支出地及大部分决策的发生地；并认为若无相反证据应以注册地（the registered office）作为COMI。在该案中，虽然债务人在英属维尔京群岛法（“BVI”）注册登记，但COMI被确定为其经营活动所在地的日本。此后，Re Gulf Pacific Shipping Ltd (in creditors' voluntary liquidation) and others [2016] SGHC 287案延续了上述观点。[2] 2017年的新加坡示范法并未对COMI进行明确定义，如在第2条界定的概念中，仅在f项中提及“外国主要程序是发生在债务人主要利益中心地所在国的破产程序”[3]；而第16条第3款则仅规定：若无相反证据，破产债务人的注册地推定为COMI，[4]同样未对COMI进行界定。 那么，2017年立法之后，在新加坡应如何界定COMI？前述案例，尤其是法院在Re Opti-Medix Ltd (in liquidation) and another matter [2016] 4 SLR 312案中的认知是否发生了变化不无疑问。作为新加坡立法后涉及COMI的第一案，Re: Zetta Jet Pte Ltd and others (Asia Aviation Holdings Pte Ltd, intervener) [2019] SGHC 53案让我们得以一窥新加坡法院的最新立场。该案由新加坡最高法院Aedit Abdullah J法官审理，于2019年3月4日审结。 案情简介 Zetta Jet Pte. Ltd.（以下简称“Zetta Jet Singapore”）是一家在新加坡注册成立的公司，并百分百持股Zetta Jet USA, Inc（以下称“Zetta Jet USA”）。Zetta Jet USA则是基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法成立的公司。Zetta Jet Singapore与Zetta Jet USA（以下合称“the Zetta Entities”）的主要业务是飞机租赁。Jonathan D. King（以下简称“King”或“管理人”）是the Zetta Entities在美国破产清算程序中的管理人。 按照BVI的法律，the Zetta Entities与另外16家实体共同组成了一个更大规模的企业集团。该企业集团将被称为“the Zetta Jet Group”。 本案中的第三人（intervener） Asia Aviation Holdings Pte Ltd（以下简称“AAH”或“第三人”）为Zetta Jet Singapore的股东，持股34%。Zetta Jet Singapore的股东还有Truly Great Global Limited（以下简称“TGGL”，持股30%），Stephen Matthew Walter（以下简称“Walter”，持股23%）以及James Noel Halstead Seagrim（以下简称“Seagrim”，持股13%）。上述股东受于2017年2月26生效的“股东协议”（以下简称“the SHA”）拘束。 2017年the Zetta Entities在加州中区洛杉矶分部（the Central District of California – Los Angeles Division.）破产法院申请了第11章破产重整。基于美国法，自动冻结开始生效并及于the Zetta Entities全部财产。此后，AAH与TGGL以启动第11章重整程序违反了the SHA为由向新加坡法院起诉了Zetta Jet Singapore、Walter以及Seagrim（即“Suit 864/2017”）。 2017年9月19日，AAH与TGGL取得一项禁令，禁止Zetta Jet Singapore、Walter以及Seagrim采取与在美国破产法院启动的重整程序有关的任何行动。（该禁令以下简称“the Singapore injunction”）2017年11月1日，TGGL选择放弃，退出Suit 864/2017诉讼程序，AAH成为Suit 864/2017的唯一原告。 尽管新加坡法院发布了禁令，美国的破产程序仍继续进行。2017年10月5日，King被指定为the Zetta Entities重整程序的管理人。后来，该重整程序转换为第7章的清算程序，King仍被指定为管理人。2017年12月11日，美国破产法院授权管理人在新加坡启动外国破产程序的承认程序。 管理人于2017年12月13日正式提交承认申请，即Re Zetta Jet Pte Ltd and others [2018] 4 SLR 801（以下简称“Zetta Jet (No 1)”）案，该案同样由Aedit Abdullah J法官审理，并于2018年1月24日审结。在该案中，Aedit Abdullah J法官认为，因新加坡法院业已发布了the Singapore injunction，为避免新加坡的司法管辖权遭受损害，仅应进行有限承认（limited recognition），以允许美国破产管理人申请撤销前述禁令或提起上诉。 2018年3月9日，Zetta Jet Singapore申请撤销the Singapore injunction。2018年7月12日，该禁令因各当事人之合意（consent）而被取消。[5]由此，原告（Zetta Jet Singapore，Zetta Jet USA与King）提起本申请，请求对美国破产程序予以全部承认，并寻求法院支持将Zetta Jet Singapore的COMI界定为美国，而第三人（Intervener）则坚持Zetta Jet Singapore的COMI为新加坡。 Aedit Abdullah J法官的裁判思路 涉及Zetta Entities的美国破产程序先为重整程序，后转为破产清算程序，这些程序毫无疑问属于新加坡示范法第2条h项[6]界定的外国程序。而关于公共政策例外问题，由于the Singapore injunction业已被撤销，故这一问题已得到解决。以下重点论述Zetta Jet Singapore的COMI认定。对此，Aedit Abdullah J法官主要探讨了以下三个层面的问题： 01 关于COMI的定义 Aedit Abdullah J法官首先对COMI这一概念应如何理解进行了讨论。在正式讨论前，Aedit Abdullah J法官注意到：新加坡示范法第16条第3款规定以债务人注册地作为推定的COMI，同时规定可基于相反证据（proof）推翻；但新加坡示范法第16条第3款使用的是 “proof”一词，而非像有的立法例那样使用“evidence”[7]。对此，Aedit Abdullah J法官认为这种用词上的差异并不应带来实质影响。 对于COMI，新加坡示范法未予以定义。对此，Aedit Abdullah J法官认为虽然存在立法背景的差异，但是其它法域的判例法及联合国贸易法委员会的示范法均具有借鉴意义。特别是考虑到新加坡示范法在序言部分强调跨境破产中应加强有关国家法院间的合作，[8]以提高效率；而新加坡示范法第8条则要求在理解示范法时应充分考虑新加坡示范法的国际渊源以及在适用中应注意促进一致性。[9]因此，新加坡法院应尽可能地与其它同样采用联合国贸易法委员会跨境破产示范法的国家的通常理解保持一致。 虽然在本案中Aedit Abdullah J法官未就COMI给出明确定义，但指出EU Convention on Insolvency Proceedings及UNCITRAL Model Law on Cross-Border Insolvency具有借鉴意义。对于后者，新加坡《公司法》Section 354B(2) 提及“1997年指南”[10]可以作为理解新加坡示范法的立法文件（relevant document）。“2013年指南”[11]虽然未在立法中被明确提及，但是无疑不应被忽略。不过，在“1997年指南”与“2013年指南”发生冲突时，应以“1997年指南”为准，若“1997年指南”未予规定，则应适用“2013年指南”。 02 关于确定COMI的时点 对于如何确定COMI的日期，外国破产程序启动之日，申请承认之日，抑或法院审理是否应给予承认之日？ Aedit Abdullah J法官首先梳理了常见的3种立法模式。在英国法院以外国破产程序开始日作为确定COMI的时点（实际上源于欧盟）。不过，这一要求并不适用于新加坡。而澳大利亚一般以法院作出承认外国破产程序之日作为确定COMI的日期。[12] 美国法则以提交申请承认外国破产程序之日作为确定COMI的日期。在这一问题上“1997年指南”保持了沉默， 而“2013年指南”则认为应以外国破产程序启动日作为确定COMI的时点。Aedit Abdullah J法官指出，示范法的态度当然应被尊重，但同时也应注意各国在进行国内法立法时进行的修改。具体到本案，Aedit Abdullah J法官认为，应取美国法立场，以提供更大的确定性，这也更符合商业现实和示范法的规定。Aedit Abdullah J法官进一步指出： 第一，新加坡示范法第2条虽未明确规定，但条文使用的是现在时，这似乎暗示应采用承认申请提出日。 第二，将COMI的确定日期推延至承认申请提起之日，可方便当事人通过合法措施进行COMI转移。这将有利于债务人选择更有利于其重整的司法管辖区，因此应予以支持。当然，此种COMI选择并非绝对自由，仍应受到必要限制，比如不得为逃避对雇员的责任而选择转移到一个原本毫不相干的司法辖区，也不得为逃避刑事责任而进行转移。 综上，Aedit Abdullah J法官认为：应以申请承认之日作为确定COMI的时点。而在确定COMI时，法院应聚焦于债务人主要商业决策的作出地，一般应以注册地为COMI，除非存在相反证据。不过，只能个案判断，难以制定一般规则。 03 关于确定COMI的方式 对于确定COMI需考量的具体要素，Aedit Abdullah J法官同样首先回顾了英国与欧盟、澳大利亚及美国的既有经验。至于新加坡，根据新加坡示范法确定债务人的COMI时，法院应首先推定债务人公司的注册地是其COMI。如果该公司的管理中心地或其他因素足以证明COMI已从登记地点移到其他地点，则这一假设将被推翻。至于确定COMI时应予考量的因素，一般而言应是第三人可客观确定的，即重点应在于债权人，特别是潜在债权人。这实际上遵从了英国、欧盟和澳大利亚的立场。此外，Aedit Abdullah J法官特别强调，在确定COMI时，债权人在决定是否向债务人授信时所考虑的因素同样应纳入考察视野。当然，债权人预期的确定性同样应予以必要关注。最后，Aedit Abdullah J法官指出，由于在确定COMI时更多的是考虑债权人一方利益，因此法院考察的重点应是事实而非（债务人的）法律结构。换言之，对于企业集团，在确定COMI时没必要严格坚守集团内各实体间的独立性。具体到本案，在确定COMI时需考虑的因素便不应仅仅局限于Zetta Jet Singapore本身，the Zetta Entities及Zetta Jet Group的相关活动同样应被纳入考察视野。 结合本案，Aedit Abdullah J法官指出需具体予以考量的因素有： ①管理中心地（the location from which control and direction was administered）； ②客户所在地（the location of clients）； ③债权人所在地（the location of creditors）； ④雇员所在地（the location of employees）； ⑤经营场所所在地（the location of operations） ⑥与第三人间的交易（dealings with third parties）；[13] ⑦得适用的法律（the governing law）。[14] 其中，对本案具有决定性作用的是第①③⑥项。Zetta Jet Singapore的管理中心地[15]与主要债权人均位于美国。因此Aedit Abdullah J法官认定本案的COMI为美国，并进一步指出， Zetta Jet Singapore的资产（即飞机）的位置具有偶然性，并不能代表COMI所在地。 本案启示 本案是新加坡2017年通过示范法后第一起涉及COMI的案件。虽然在案件论述过程中，Aedit Abdullah J法官曾对此前的Re Opti- Medix Ltd (in liquidation) and another matter [2016] 4 SLR 312明确表示认可，但对于两起案件间的具体关系并未进行明确分析。从结果上看，似可认为新加坡示范法在整体上延续了此前普通法的做法，而在未来好像也没必要再就二者进行明确区分。[16] 具体到本案，新加坡在处理跨境破产案件时体现出以下两点鲜明的特点： 其一，在处理跨境破产案件时，采取鲜明的国际合作取向。这既体现在新加坡示范法的文本中，也体现在其普通法的司法实践中。这固然与新加坡作为城市国家，内部市场狭小，在经济上定位于国际金融中心、航运中心，严重依赖国际市场有关。但这种取向，笔者认为仍值得我国今后进行跨境破产立法时进行参考。这也应是我国进一步对外开放，加强国际合作的应有之意。 其二，在确定COMI时，新加坡采取鲜明的亲债权人立场。Aedit Abdullah J法官明确指出确定COMI的要素应是债权人能够客观获知的要素。而在确定COMI的时点这一问题上，本案将COMI的确定日期推延至承认申请提起之日，其理由在于便利债务人选择更有利于其重整的司法管辖区。这一立场对于司法实务无疑具有重要意义。但问题是，如何精细控制COMI的“非法”转移及“更有利于重整成功”的证明标准等，在本案中Aedit Abdullah J法官并未进行详细论述，由此不得不让人产生这一良好愿景将被滥用的疑虑。与此相类似的是，本案在确定企业集团破产中的COMI时所采取的立场——没必要严格坚守集团内各实体间的独立性，[17]笔者对此同样持有一定疑虑。本案中，Aedit Abdullah J法官在给出上述立场后，并未进行详细论述，尤其是未对本案为何认为不应仅仅将视野局限于Zetta Jet Singapore本身，还应扩及the Zetta Entities与Zetta Jet Group进行详细阐释。毕竟公司法人的独立性与股东有限责任共同构成现代公司法的基石，只有在特定情况下才发生法人格否认的效果。加之如何对企业集团进行统一立法目前世界范围内尚缺乏成熟经验，而在我国公司法上企业集团一般不被认为是一独立法人。我国今后立法时，对于亲债权人立场似可予以借鉴，但对于后两点则应持慎重态度。不过，这种疑虑也可能来源于笔者视野的狭窄，有待于对新加坡相关法律制度作进一步考察。 注释： * 本文主要参考与本案相关的2份判决书：Re: Zetta Jet Pte Ltd and others (Asia Aviation Holdings Pte Ltd, intervener) [2019] SGHC 53；Re Zetta Jet Pte Ltd and others [2018] 4 SLR 801。特别感谢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何欢博士对判决书的分享。 [1] 来源：“商务历史网”，网址：http://history.mofcom.gov.cn/?bandr=xjpyzgdjmhz 最后访问日期2019年6月21日。 [2] Herman Jeremiah, Kia Jeng Koh: Coming to terms with COMI - Lessons from Re: Zetta Jet Pte Ltd and others (Asia Aviation Holdings Pte Ltd, intervener) [2019] SGHC 53, 来源：https://www./legalnews/coming-to-terms-with-comi-lessons-from-54083/ 最后访问日期2019年6月20日。 [3] “foreign main proceeding” means a foreign proceeding taking place in the State where the debtor has its centre of main interests [4] “In the absence of proof to the contrary, the debtor’s registered office is presumed to be the debtor’s centre of main interests” [5] 对此，Aedit Abdullah J法官持有异议。 [6] 即“‘foreign proceeding’ means a collective judicial or administrative proceeding in a foreign State, including an interim proceeding, under a law relating to insolvency or adjustment of debt in which proceeding the property and affairs of the debtor are subject to control or supervision by a foreign court, for the purpose of reorganisation or liquidation”。笔者注。 [7] 如《美国破产法》§ 1516(c)“In the absence of evidence to the contrary, the debtor’s registered office … is presumed to be the center [sic] of the debtor’s main interests”。 [8] “The purpose of this Law is to provide effective mechanisms for dealing with cases of cross-border insolvency so as to promote the objectives of —(a)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courts and other competent authorities of Singapore and foreign States involved in cases of cross-border insolvency；（b）……” [9]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is Law, regard is to be had to its international origin and to the need to promote uniformity in its application and the observance of good faith.”笔者注。 [10] 即《贸易法委员会跨境破产示范法 (1997)》。笔者注。 [11] 即《贸易法委员会跨境破产示范法与颁布及解释指南（2013）》。笔者注。 [12] 对此，Aedit Abdullah J法官认为具有诸多优点。 [13] 实指主要交易发生地。 [14] 此外，Aedit Abdullah J法官明确指出外国代表的行为与确定主要利益中心无关。 [15] Aedit Abdullah J法官认为对于管理中心（administration）所在地与经营中心（operations）所在地并不能进行严格区分。由此，新加坡的雇员在本案中扮演一中立角色。 [16] Herman Jeremiah, Kia Jeng Koh: Coming to terms with COMI - Lessons from Re: Zetta Jet Pte Ltd and others (Asia Aviation Holdings Pte Ltd, intervener) [2019] SGHC 53, 来源：https://www./legalnews/coming-to-terms-with-comi-lessons-from-54083/ 最后访问日期2019年6月20日。 [17] 见判决书第83段。 破记录 主 编 任一民 文字编辑 徐雅婷 美术编辑 吕 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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