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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诉人：释永汉 采访人：李岚 采访时间：2010年 嵩山少林寺第三十三代返俗武僧，今年已八十岁高龄的释永汉，从外表看，精神抖擞，红光满面，根本不像八旬老翁。在他经常练武的杨树林，只见他马步下蹲，双拳平伸，气沉丹田，蓦然身子扛向一棵大杨树，大杨树剧烈震荡，树叶簌簌飞落。而他却面不改色，气不长出，从容收势，谈笑自若。他思路清晰，娓娓道出了70年前做少林寺护院武僧时的酸甜苦辣…… 6岁被送入少林寺出家 我叫释永汉，家住登封市中岳办事处新店村，出生于1930年1月26日。兄妹六人，我排行老三。1936年夏秋，登封遭遇大旱，全县24万人有8万人缺粮。我家兄弟姐妹多，常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父母怕我饿死，决定将我送到少林寺，出家为僧。 记得那天很冷，穿着单衣的我冻得浑身打哆嗦。临出门时，母亲说是带我走亲戚，我信以为真，高高兴兴地就跟着他们来到了少林寺。到了寺门口，父亲独自进去说话，母亲带着我在门口等。约半个钟头，父亲出来，把我交给了一个老和尚，嘱咐我说，一定要好好跟师父学功夫，等学成后就来接我回家。随后，父母任凭我声嘶力竭地哭喊，头也不回地走了。后来我才知道，他们把我卖到寺院换了两斗玉米后，就举家到陕西逃荒要饭了。 入寺之后，师父给我取法名释永汉。一开始，我在玄天庙释行朝大师门下为徒。行朝大师脾气很坏，很少人能忍受他。他前后收了五名弟子，在我之前的四名弟子，因种种原因，先后被逐出师门。刚进庙的那段日子，行朝大师对我十分严厉，早上天不亮就叫我起来习武，稍有偷懒就要挨打。由于出身穷苦家庭，这些苦对我来讲根本不算什么，无论师父要求多苛刻，我都能忍受，就因为爸爸留下的那句话。 后来，师父见我练功刻苦，天资聪慧，有武术天赋，就对我格外用心，传授武功时，也毫无保留。渐渐地，他把我当成了自己的孩子，我成了他唯一留在身边的弟子。 跟随行朝大师学习4年后，他把我推荐给少林寺的生根大师当弟子，成为寺里的护院僧。跟生根大师学习一段时间，又被克诸大师收为关门弟子。当时少林寺共有和尚109人，护院僧21人。护院僧是武僧，那时候，不是所有出家到少林寺当和尚的都能成为武僧，一是要根据被拜师父的身份而定，二是还要根据是否有武功的潜能。对武僧的挑选非常严格，常常是百里挑一。一旦进入少林武僧之门，主要任务就是练功，其次才是诵经上殿。当时的护院僧有一半是登封本地人，一半是外地人。至今我还记得，当年和我一起做护院僧的同龄人，有长青、素来、行道、应方、应长等，长青和素来解放后参军入伍进了北京。时间已经过了60年，当年的护院僧如今都已经进入耄耋之年，不知健在有几人。 “提钟”和“枣月饼” 进入少林寺后，每天凌晨3点就要起床，跑步到少林寺后山，或者是到少林寺西面的甘露台集合。先上下跑9趟甘露台，然后才开始练功。 刚开始练习的是“提钟”，就是把一座重约100公斤的铁钟单手提起，直至胸部。先是提离地面，然后提过膝盖，最后提到胸部。经过一段时间的刻苦训练，我可以单手提钟50多次，臂力猛增，感觉拿什么重物都轻飘飘的。 日上三竿，武僧们才开始吃早饭。早饭一般是小米煮红薯，菜是腌萝卜丝。午饭是6个人围坐一张桌子，一盆盐水煮萝卜或者白菜叶就玉米面窝头。晚饭是糊涂面条，这种糊涂面条是玉米糊里下一点面条，不加任何调料，与现在饭店里做的糊涂面条完全不一样。每逢初一和十五，寺院内要改善一次伙食，那时候我们师兄弟们可以饱餐一顿豆腐炒粉条和揪面片。八月十五中秋节，寺院里还会蒸一次枣糕，用枣糕代替月饼。在当时，这种“枣月饼”对我们来讲，无异于山珍海味，夜里做梦梦见，都会馋得流口水。 我那个时候很贪玩，偶尔会趁师父不备，和几个同龄的护院僧偷偷出寺玩耍。 在我13岁那年的除夕晚上6点，僧人们早早上殿开始诵经。8点诵经结束后，大家就站在山顶上往山下看，听山下的鞭炮声。有的人因为想家，还偷偷躲在一边哭。我因为离家时间久，已经习惯了，一点也不伤心，只顾着看热闹。 大年初一，僧人们仍像往常一样早早起来习武，但时间很短就结束了。大家在寺里放鞭炮后，开始上殿诵经。诵到早上7点开饭时，一个个肚子咕咕叫，恨不得把一锅饺子都倒进肚子里。饺子馅是豆腐、粉条和萝卜，如果在现在，很多人根本看不上眼，但在那个时候，我们一年才能吃上这一次饺子，动作稍有迟疑，就会少吃几个。 早饭后，僧人们便开始“念供”。所谓“念供”，就是僧人们要到寺院殿内的每座神像前诵经，一直诵到中午。吃罢午饭，趁师父们休息，我们四个小武僧一起，悄悄溜出寺院，到山门对面的山上玩耍。一直玩到天黑，才想起回寺。这下可糟了，一到寺门，就被师父逮个正着。当时天很冷，他罚我们在外面练习武功，一直练到晚上10点，才让我们到一间空房里休息。 冬夜很冷，我们四个合盖一个薄被子，挤在地上的一张破草席上睡觉。半夜，大家都冻得睡不着，只好起来到藏经阁前跑步练功，哼哈声惊醒了师父。当师父出来后，我们以为又要挨罚，但他并没有责骂我们，还陪着我们一起练武，劝我们以后一定要遵守寺规。 我15岁那年，在贞绪大师的教导下，进入千佛殿开始练习扛桩，为学护身金箍罩打基础。练这种功首先要出“三层汗”，第一层叫“慌汗”，第二层叫“粘汗”，第三层叫“凉汗”。师父说，“慌汗”就是刚练功时出的汗，把这层练下去后，再出的第二层汗，叫“粘汗”。“粘汗”出透后，练功才渐入佳境。等第三层汗出来，才达到了练功的最高境界。这层汗叫“凉汗”，在身上似汗不是汗，似油不是油，使人感到全身的毛孔都张开了，可以自由呼吸似的。“凉汗”出尽，便可以收功休息。那时候其他和尚睡觉是大通铺，护院僧睡的床是“椿橙子”，比现在的长条板凳宽一半，约40厘米宽。睡觉不能翻身，冬天再冷，也不能盖厚被子。我们常常被冻醒后，起来练功取暖。那时候，武僧们练功的方法很原始，有时候需要冒生命危险，有的僧人因吃不了这种苦，中途“退”出护院僧，甘愿当个普通的和尚。由于当初父母送我入寺时曾说过，等我把武功练好了，就来接我回家，所以，无论再苦再累，我都会咬牙坚持。 寺院对护院僧的要求非常严格，譬如赶集，所有僧人外出赶集，一律穿长衫、戴礼帽，不能穿和尚服。这一规定是防止外界对出行和尚的干扰，避免个别和尚外出惹事祸及寺院。 和读书擦肩而过 我在玄天庙释行朝大师门下当徒弟的第二年，他就把我送到了山下的学堂里念书。由于年纪小，一开始我并不想上学，可师父看得很紧，每天早上练功结束后，匆匆吃罢早饭，师父就催我下山上学。 进入少林寺后，除了练武，我和那些小护院僧还要在寺里的学堂学习文化课，学习的主要内容有国语、常识、算术和历史四门。和我们一起读书的，还有寺院周围村庄的孩童们，当时一起上学的有33个孩子，其中寺里的小和尚和武僧15个，村里的小孩18个。由于都来自穷苦家庭，大家相处得很融洽，只是老师很严厉。 由于凌晨三点就起来练功，上午上课时，难免会因为乏困在课堂上打瞌睡。老师一旦发现，总是揪着耳朵把我拽起来，要么罚站，要么用戒尺打手心。打手心时，老师会逼着我把手掌伸开，然后拿着厚厚的戒尺，朝手心狠狠打上三板子，遇到他心情不好的时候，还会打五板子。打过之后，这只手往往肿得握不住笔，火辣辣地疼。体罚过后，老师要问今后怎么办，被罚学生必须回答下次一定改正，否则，老师会加重体罚。 12岁那年，师父让我到登封县城考初中。我背着行李刚要下山，突然发现不少人拖家带口地往山上跑，说是日本鬼子入侵登封了。我忙跟着师父师兄们上山躲避，学业也因此中断。 还俗到林场当厨师 1949年10月，全国解放后，根据政府规定，凡是解放前被卖到少林寺出家的和尚，一律还俗回家，我也在还俗之列。 告别少林寺，我改名毛永汉，在政府的安排下，到登封县国营林场上班。林场坐落在闻名的会善寺,会善寺是我国著名佛教圣地，我的工作就是为上山护林的几十个工人当厨师做饭。 人常说：练武之人，要拳不离手，一日练一日功，一日不练百日空。由于工作特殊，我必须早起晚睡，这就给练功创造了有利时机。工作之余，我就躲到密林中练功。时间长了，同事们才发现此事，几名年轻人还偷偷地拜我为师，要求学武术。后来，林场附近的村民也来学艺。到了1971年，一帮来登封下乡的知青，也成了我的“弟子”。 八十年代，随着《少林寺》电影的热映，少林武术热席卷了国内外。这期间，我经常参加国内比赛和表演，并多次获奖，成了登封有名的“十八拳师”。 如今，我虽然已经80岁，但常常出国交流中华武术。法国、希腊、捷克、斯洛伐克等国家，有不少人对少林武术很崇拜，为了传播少林武术，我不怕远途跋涉。每到一个国家，我都会把所学的武功，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他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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