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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 ：古蜀文字集中了古蜀文明所有的神奇。它的解读将对我们了解神秘的古蜀国文化起到决定性的作用，犹如天书般的古蜀文字也许是是开启一个神秘王朝的密码，向世人展开它的历史长卷。汉藏语系语言或其中的藏缅语族语言，最有可能用来解读古蜀文字。精深存闹市，博大在民间。因此，进一步全面收藏古蜀器物，整理这些器物上的图文，建立数据库，组织专家、学者予以系统的比对、归类，去伪存真，以澄清历史疑点、揭开历史谜团，尽可能完整地留住全民族的文化记忆，揭示中华文明的起源。 一 、中华五千年概念的由来 中华五千年这个概念，最早是意大利来华传教士卫匡国（Martin Martini，1614-1661）提出来的。他编撰的中华史从伏羲开始，将伏羲时代的起始年定为元前 2952年，这一看法基本为稍后耶稣会士撰写中国史采纳，从而奠定中华大约有5000年历史的框架。卫匡国对中西交流的主要贡献之一,就是在欧洲出版了《中国上古史》（Sinicae Historiae decas Prima）。 该书从盘古开天地写到西汉哀帝元寿二年（公元元年），共十卷。其中第一卷叙述中国远古的神话传说，历数伏羲、神农、黄帝、少昊、颛顼、喾、尧、舜8代帝王的历史。晚清著名学者梁启超说过：“俗史详记古帝王年代，大抵皆据宋邵雍之《皇极经世》，如云黄帝元年距今四千六百二十五年。”再据晋代皇甫谧的《帝王世纪》推算，尧以上共五帝，历时341年(其中黄帝100年，少吴金天氏84年，颛顼高阳氏78年，帝喾高辛氏70年，帝挚9年)，黄帝元年应为公元前2698年。这一说法后来被广泛接受。 1912年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时曾通电各省，“以黄帝纪元4609年为中华民国元年”。使用黄帝纪元事实上是对卫匡国“五千年”框架的一种认可，经学家刘师培曾于1903年在《黄帝纪元论》中提出这种纪年方法，后为同盟会认可。五千年的说法绝非一个简单的时间长度，而是蕴含特殊的种族历史的意味。西方传教士用西方历史做对比，有类似进化史观点作依据，所以他们写到五千年历史时，强调中华是一个古老的文明。晚清知识分子在西方民族主义的冲击之下，试图建构本国国族认同的文化符号，便从远古传说中选择了神话人物——黄帝，强调其为中国民族的“始祖”。 钱穆在《国史大纲》中写道：“中国为世界上历史最完备之国家……从黄帝传说以来约得四千六百余年。从古竹书纪年载夏以来，约得三千七百余年。……自周共和行政以下，明白有年可稽。自鲁隐公元年以下，明白有月可详。”这些对于黄帝和中国历史之间关系的论述，可以说是晚清民国知识分子观点的缩影。无论是传教士的“五千年”，还是晚清民国知识分子的“五千年”，都以上古神话传说为起始。作为近代民族认同的记忆，“炎黄子孙”的概念，也是在这时成为人们普遍接受的自我称谓，影响直到今天。 二，考古发掘短缺古蜀文字发现 几乎每一个中国人都知道悠悠华夏五千年的文明，但是，事实上，我们只有商周以后3500多年文明史的考古证明。依据西方现代考古学的观点，按照国际上的流行观点，文明判断标准有四：（一）已有系统文字；（二）已有青铜器（包括生产工具和武器）；（三）已有城市；（四）已有神庙（大型宗教性建筑物）。在世界四大古文明中，埃及居第一位（6000余年），次为巴比伦（5000余年），再次是印度（5000年），第四是中华文明是3500多年。国内外学术界很多人对中国是否拥有五千年文明史持怀疑的态度，部分国外学者甚至怀疑夏朝是否为真正存在过的王朝。面对这些诘难，考古界至今拿不出有力的证据。 1986年8月，四川广汉三星堆文物的发现，不仅为中国的古文明增添了色彩，而且将古蜀国的历史推前到五千年前。古蜀国拥有高大的城墙，密集的房屋建筑遗址，以及祭祀坑和其中出土的上千件文物。这些实物例证无可辩驳地说明了三星堆古国不仅存在，而且非常辉煌。 一个民族必备的文明要素，如城市，严明的等级差别等，三星堆都已具备。由此推测，古蜀先民完全具备了形成文字的条件。遗憾的是，从目前发掘的大量三星堆文物中，尚未发现有说服力的文字资料。三星堆出土过很多造型怪异的青铜面具，有关三星堆文明的来源便成了各方争论的焦点。有的认为是从欧洲来的，还有中东来的、印度来的等等，更有甚者，认为它是外星人创造的。通过三星堆考古人员的努力，最新发现的城墙和以前发现的连结起来，可以确定是一座古城。 而且是有早晚先后的好几座城，有两座平行的，还有大城套小城。证明三星堆古城不是孤立的。在城址外十多公里的地方，发现了大量同时期的遗址，找到了三星堆文明的最早来源，它在什邡市的桂圆桥，是距今5000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遗址。说明从新石器晚期一直到西周早期，将近2000年，三星堆一直都很繁荣。三星堆是中华大地上的人们创造的文明，与外来文明没有关系，更不是外星人所创造。三星堆遗址总面积25平方公里，目前才挖了不到1万平方米，不到万分之一。的确，考古发掘没有大量发现文字，文献典籍里找不到古蜀文字记载。专家们的考证似乎有些心有余而力不足，因为无法根据文明的最基本要素——文字来进行考察、论证古蜀文明的存在。 三、从汉晋迄近代，有无巴蜀文字的主张，皆无确切证据 《蜀王本纪》认为，古蜀人“不晓文字，未有礼乐”；《华阳国志》则说蜀人“多斑彩文章”。一些专家对古蜀文明起源的考察，发现在三星堆的青铜器和金杖上都刻有大量符号，这些符号到底是图案呢？还是文字？有专家认为三星堆的刻画符号基本上单个存在，不代表是语言。我们翻捡文献典籍里的中国历史，古蜀三星堆文明在黄河文化里找不到记载，即使神话和传说，也没留下蛛丝马迹。三星堆发掘，因为没有任何可以破译的符号和文字，陷入迷雾重重。中国失落了一段历史，甲骨文以前华夏先民的文明在哪里？很久了，我们已经认同“中华文明的发源地” 在中原。那里曾经金戈铁马，有大量青铜、甲骨文出现。但是，古蜀三星堆玉石、青铜、黄金载体，颠覆了这个认同，把古蜀国的历史文明摆在眼前。其规模独一无二，形制独一无二。那种辉煌中原不能比拟，那种厚重世界不能轻视！古蜀国的历史没有蜷缩在甲骨文里，没有出现在古籍的猜想中，没有躺在考古的探方里，她一直就生活在玉器、青铜、黄金为载体的文字海洋里。 古蜀，也被称为古蜀国或蜀国，字面意思是葵蚕国，是在四川盆地长期存在的古国，曾有多个朝代。不同时期发展出的文化包括宝墩文化、三星堆文化、金沙文化、十二桥文化，于公元前316年被秦国所灭。 我国文字发展，先象形，次会意，再谐声。“蜀”字的甲骨文，为“四”下加一弯勾。“四”像虫之巨目，像勾像儒虫之身。显然为象形字。所象形者酷似野蚕。野蚕头上有大眼，故其造字特突出其巨目。《说文》：“蜀，葵中蚕也。从虫。上‘目’象蜀头形，中象其身蜎蜎 。《诗》曰：“蜗蜎者蜀”。可见“蜀”本是野蚕象形字。后来在弯勾内又加虫为蜀者，是象形兼会意。再后来又对蜀字加虫字旁边成为“躅 ”字，用以泛指像蚕的树叶上之虫。《文选．蜀都赋》注云：“蜀王之先名蚕丛、柏灌、蒲泽、开明。是时，人萌（民）椎鬓、左言，不晓文字，未有礼乐。”因知“蜀”字造成，原不在蜀，而是中原人所造，时间约在黄帝之世。文献记载，野蚕，四川有桑柞等林之处皆有。“其蛾与蚕蛾无异，产卵于桑之枝干，不甚密集。春暖自孵出，就叶芽。恒自分散，鲜共叶者。蜕变四化而后成茧。体较家蚕短小，形质全同。散向桑下枯草、篱栅、墙垣间结茧。茧淡灰黄色，较家蚕茧小而坚硬，可煮抽丝。丝与家蚕丝无异”。西陵氏女子螺祖最先创造养蚕法，传其术于中原。因而后中原人称四川为蜀。古蜀国，作为我国上古时期西南腹地一个灿烂的古文明中心，曾经在农业、冶金、青铜器制造、城市、建筑、商业贸易等若干文化领域中，取得过重大的进步和辉煌的成就。然而，如此灿烂的古蜀文明，是否曾产生创造过它自己的古文字?如果有，它又具有什么样的特点?早在汉、晋历史文献中，对于古蜀是否有其文字，就已存在重大争论。西汉扬雄所著《蜀王本纪》首倡蜀无文字之说，其文云：“蜀王之先名蚕丛、柏濩、鱼凫、蒲泽、开明。是时人萌椎髻，左言，不晓文字，未有礼乐。” 东晋史家常璩则对此说提出质疑，所著《华阳国志·叙志》云：“而世俗间横有为蜀传者，……又言蜀椎髻左衽，未知书，文翁始知书学。……则彭祖本生蜀，为殷太史。夫人为国史，作为圣则，仙自上世，见称在昔。及周之末，服事于秦，首为郡县，虽滨戎夷，亦有冠冕。故《蜀纪》曰：‘大人之乡，方大之国’也。至于汉兴，反当荒服，而无书学乎?《汉书》曰：郡国之有文学，因文翁始。若然，翁以前齐、鲁当无文学哉?……惟智者辨其不然，幸也。”常璩之意，是蜀有文字。从汉、晋以迄于近代，对于古蜀文字的问题，不论学者主张其有，还是主张其无，皆拿不出确切有说服力的证据，以成其论。 四、二十世纪 20 年代发现“ 巴蜀图语 ” 从二十世纪 20 年代开始，主要在四川成都陆续出土的青铜器上，考古学家发现了一些神秘的图案。这些图案以及后来发现的青铜戈上的戈文、印章，被一些学者统称“ 巴蜀图语 ”。1941年，考古学家卫聚贤在成都古董摊上，陆续发现一些造型奇特的青铜兵器和罍、壶等器物，便在《说文月刊》上，分两期发表题为《巴蜀文化》一文，首次提出“巴蜀文化 ”的概念，第一次将“巴蜀图语”的实物正式发表。1954年以后，重庆、四川地区接连有方形和圆形印章出土，上面雕刻着文字一样的符号，它们似乎兼有巴蜀图语与巴蜀戈文的特征，考古界称之为“巴蜀印章”。 1979 年，学者童恩正在《古代的巴蜀》一书中指出：“巴蜀境内，有中原文字的流行，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与此同时，在春秋战国时代，本地还有另一种文字，这可能是巴蜀两族自己的创造。”二十世纪 80 年代中期，四川省博物院研究员李复华、王家佑，把这些青铜器上的符图命名为 “巴蜀图语 ”，指出这是“用图像表达语义 ”的语言。此语一出，获得共识，遂成定论。 1983 年，四川省博物馆刘瑛以《巴蜀铜器纹饰图案》和《巴蜀兵器及其纹饰符号》为题，发表在《文物资料丛刊》第 7 辑上，成为巴蜀史学者们引用最多的文献资料之一。近20 年来，四川学者冯广宏先后发表10 多篇论文，主要是运用汉字的古体结构来解析巴蜀图语。但是，仍有争议。 文明起源最根本的标志，是文字的出现。如果能够证实中华文明五千年的存在，中华文明的起源就提前到公元前2000多年前。五千年前的文字在哪里？考古发掘至今没有发现，这是一个缺失的关键环节。 五、民间收藏大量金、玉、有机物古蜀文字载体 在考古学取得重大进步的今天，这种争论应该结束了，因为考古发掘的、民间收藏的丰富的第一手资料，直接、间接地彻底否定了“古蜀无文字”、“古蜀无礼乐”之说。我们知道，人类创造的艺术形式中石刻雕塑最不易改变，保存得也最长久。它们替创作者表达思想，默默无语地或伫立或掩藏在某处，一旦被人们重新认识或偶然发现，就会释放出耀目之光。今天，我们在全世界随处可见到人类遗留下来的石刻雕塑，它用立体的艺术手段让历史真实再现，它们坚硬的材质可以在任何空间展现自身，教化人类。从古埃及金字塔前的狮身人面像，到古希腊神庙上的众神；从古蜀国玉石器造像，到汉代霍去病墓前的马踏匈奴；古人用雕塑记录下曾经的历史，对后人留下明确的交代。 值得重视的是，近30年来，古蜀文字载体不断出现。第一，广汉三星堆遗址出土的一些陶器上，发现有刻划符号。第二，广汉三星堆二号祭祀坑内出土的一块牙璋的射部和柄部，两面各阴刻两组图案，每一组包括五幅图案，其第二幅图案的“两山中间，刻有一个图形符号”。第三，成都十二桥商代木结构建筑遗址的第12层内，出土的一件陶纺轮，腰部刻有两字。这两个字与三星堆二号坑牙璋上文字一样，也是抽象化、线条化了的方块表意文字。这些符号、文字是不是语言中的词，需要深入研究。值得重视的是，这些符号、文字，在考古发掘遗址之外收集的三星堆金器、玉石器、青铜器上不断出现。 第四、据媒体报道，“民间收藏家手中的三星堆玉器上，已发现了五六千个不同时期、不同书体的文字。这是继甲骨文之后，非考古发现的最具规模的上古文字系统。不仅在玉书、玉册、玉契、玉章，而且在竹简、蚌壳、蛤壳、龟腹甲、牛胛骨、龟背甲，鳖壳、树皮、动物牙齿等载体之上，均发现大量古蜀文字。经过初步辨认，这些文字有的和殷墟甲骨文、西周甲骨文、金文相似，有的自成系统。这些文字现在还不能成篇通读。从文字镌刻技术上看，有的手法单纯原始，有的比较成熟。拥有的文字根词的基数远在殷墟甲骨之上。 可以说，从原始刻符、图画字到蝌蚪文、甲骨文、籀文，从单字六书到长篇碑铭，阴刻阳刻，左图右史，应有尽有。这些文字的刻画年代可能不是在一个时代完成的。它们经过了漫长的时空隧道之后，逐步演变成为单一的文字。最后，单一的文字演变成复合型文字。这一演变过程，至少需要 1000 年，甚至更长的时间。这些精美的文字，是古蜀国先民世世代代知识积累的结晶，是最具规模、最具序列、最成系统、最有研究价值的上古文字”。 这些镌刻古蜀文字的载体，大多数是盛放在一个个有盖的圆形容器中，因此保存较好，文字清晰可见。其中产自印度洋的双脊鳖壳、蛤壳的发现，说明古蜀先民与沿海有商业来往。目前已知有两种蛤类，即Postligata和Spisula，是海洋生物，而不是四川内陆的产物。更为奇特的是，一些鳖甲上不但有文字，而且有神秘的图形。这些图形有的是用 “ 圆圈 ”互相以线条连接起来。有的是用“ 菱形 ”互相以线条连接起来。有的是用 “ 圆圈 ”与 “ 菱形”组合，然后再用线条连接。在这些图形上，不仅有古蜀文字，而且有太阳、月亮、人像、器物等图案。 更不可思议的是，还有成册的玉石书，其中一册厚度达 20 多页。民间收藏的古蜀三星堆玉器中，有一幅长 4.2 米，高 70 厘米的玉版画，后面阴刻 240个古蜀文字。文字是与图案配合的，即一面是文字，一面是画卷。它们排列有序，结体严谨，刻划清晰有力。文字的空间分布疏密得当，字形笔画构成的总体水平上，达到直笔化和线条化，比直观的象形字前进了一大步。方块字的行款，为从上到下直行排列，与古汉语行款大体一致。 据初步统计，民间还收藏大量刻有古蜀文字的人物、动物，神怪、异物、挂佩、饰件、礼器、器皿。器形有片状、有圆雕。手法有抽象、有写实。刻画文字有细线阴刻，也有粗线阳刻。有单件器物，也有复合组件。这些文字不只是单个出现，更有大量的铭文成句成段、成篇成章。这些文字大多是方块字，是具有形、音、义的表形文字。它们既有单体字，又有合体字；字形相对固定，不是随意勾勒的字型，达到定型化水平。 古蜀文字是用刀刻在玉石及有机物载体上的。而刀有锐有钝，骨质有细有粗，有硬有软，所以刻出的笔画粗细不一，甚至有的纤细如发，笔画的连接处又有剥落，浑厚粗重。在铜片、金箔上的文字系錾刻。它们在结构上，长短大小均无一定，或是疏疏落落，参差错综；或是密密层层，十分严整庄重，故能显出古朴多姿的无限情趣。古蜀文字结体不一，错综变化，但是，已具有对称、稳定的格局，具备书法的用笔、结字、章法等主要构成因素。可以这样说，四五千年前，古蜀先民运用对称性原理、透视学原理、几何学原理，用自己的毕生精力去雕琢成留给后代的精美玉器及文字，留给后代一笔不朽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 六、探寻古蜀文明之谜已经起步 我们知道，一个民族的凝聚力在于有共同的记忆，这种记忆就是历史。认识历史，通常有两种解读方法，一是通过文献，一是通过物质遗存。过去，我们主要通过文献对历史进行解读。然而，文献是人写的，往往受制于个人的价值、喜好取向和时代的局限。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证明，文献中的历史，我们古老民族记忆中的许多历史是错误的。比如梁启超用文学化的语言形容“中华文明五千年”，但是，对陶寺文化的研究表明，可以追溯的文明距今不过4300年。什么是历史的真实？考古实物不会说假话。考古新资料的不断发现能不断纠正主观推理、臆测猜想等不准确的“人类记忆”。颠覆、否定一些人对于历史的曲解和误读，把真相告诉世人，科学地恢复我们民族的集体记忆。 史书上说：“周衰，先称王者蚕丛国破，子孙居姚、嶲等处。”意思是说蚕丛氏酋邦在战争中失败后，其中一部分逃到今天云南姚安和四川凉山州西昌市等地。2009年10月，由北京大学汉语语言学研究中心、西南民族大学文学院、凉山州民族研究所联合主办召开的“首届古彝文化与三星堆文化探源学术研讨会”在西昌召开。来自民间的古蜀文化玉器，巧夺天工的造型和工艺水平令来自海内外的专家们叹为观止。语言、文物、民俗、宗教艺术等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通过对这些古蜀文化玉器的观摩、鉴定和论证，一致认为，过去人们关注的是三星堆青铜器.但是，古蜀玉石器在研究古蜀文化，论证古蜀文明问题上更具优势，尤其出现在古蜀玉石器上的文字最为珍贵。 古文字和语言学专家们认为：古蜀文化玉器上，已发现了至少3种以上不同时期不同书体的文字。这是继甲骨文之后，考古发现的最具规模的上古文字系统。而这些文字的存在远远早于甲骨文。古蜀文化玉器上出现的文字，是中华5000年文明第一证物。认为古蜀文化玉器作为文字载体，应该占据阐释华夏文明的要津。 从古蜀文化玉器上的文字分析，古蜀文化相当独特，也相当成熟。古蜀国还有铸造铜器的遗迹，证明至少有一部分铜器是在本地产的。古蜀国出土器物中纵目、高鼻和大嘴的人物造型也相当独特。古蜀文化可能反映了一个不同于中原和西亚的文化中心的存在。 在所有的文化遗产中，文字文本最能够直接记录一个文化的来龙去脉及其细节。古蜀文化玉器图文和甲骨文以前其他时期的刻画符号不同，它具有明显的文字特点。从文化认识的角度看，这些古蜀文化玉器图文的价值可能远远高于玉器本身。有学者推测，作为很成熟的文字，甲骨文肯定有漫长的演变过程，甲骨文成熟之前应该有长期的发展过程。如果夏朝是商朝的前一个朝代，当时应该有前文字形态的图文，殷墟的甲骨文已经相当成熟，以殷墟为中心的中原地带已经有了很多出土地点，时间涵盖了夏商，为什么一直没有发现图画和文字并存的前文字状态，而古蜀文化玉器上却出现了图画文字并存的前文字状态？ 有学者对古蜀文化玉器文字进行分析：也许存在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性是，古蜀文化玉器文字是当地民族语言的原生记录形式，类似现在的彝族的彝文、纳西族的东巴文或哥巴文。另一种可能性是，古蜀玉石文字是甲骨文的早期形态，大禹到中原还带去了造字的方法，后来到殷商人的手中，这种方法更加成熟，出现了甲骨文。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巫达认为，三星堆文物里发现了大量有规则的、类似于文字的符号。这些符号目前被称为“巴蜀图语”，它们与中原的汉字体系不—样，目前汉学界还不能很好地解读这些符号。在逐渐否定了中原汉字体系与“巴蜀图语”之间的关系后，学者们将目光投向跟汉字体系不同的彝文，试图从彝文中探寻解开三星堆文化之谜的钥匙。 彝族学者阿余铁日提出，“三星堆遗址的‘巴蜀图语’是古彝文”的观点。甚至认为：“三星堆遗址就是古彝人祖灵的二次安葬之处，其出土的大量青铜器和玉像，即为古彝人的‘祖灵偶像’”。
四川省科协高级工程师钱玉趾认为，古彝族的势力曾发展到成都平原，并将古蜀族的一支融合其中。他选取属于古蜀族的三角形铭文戈、张家碾出土铭文戈，以及成都十二桥商代遗址出土的陶纺轮的铭文，与彝族文字加以对照，发现二者有惊人的相似性：都是音节文字；都是宾语在谓语之前，形容词、指示代词、数词作定语时，在中心词之后。由此，他认为古蜀族语言与彝族语言有亲缘关系。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石硕依据考古材料、文献记载及民族志材料，对古蜀文明与西南夷的关系进行系统地梳理后认为：其一，古蜀文明是以西南夷为其地域及人群基础而成长发展起来的一种文明，并代表了此文明的最高成就；其二，秦灭蜀以后，蜀人曾发生过较大规模的南迁，而其南迁方向和区域正是今天的彝族分布地区。所以，古蜀文明与彝文化中存在大量共性，正是二者有深厚历史渊源关系的有力证明。有专家认为，古蜀文字具有明显的文字特点，如果能够弄清楚三星堆玉器上的文字雕刻年代，会给解读三星堆的文化性质提供重要的材料。
目前，考古发掘没有没有大量出土古蜀文字，民间收藏的古蜀文字载体被一些人否定。其实，金器、玉器、有机物载体是否造假可以通过科学仪器鉴定，文字则可通过痕迹学原理进行识别。古蜀文化的时间跨度在距今4800至3200年，这一时间的上限，稍后于距今6000年左右的汉藏语系语言分化时间，而三星堆文化所处的区域又恰好位于今天的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分布的范围之内。 这一时空关系，为我们用什么语言去解读三星堆文字，锁定了大致的范围。也就是说，汉藏语系语言或其中的藏缅语族语言，最有可能用来解读古蜀文字。因此，进一步全面收藏古蜀器物，组织专家、学者整理这些器物上的图文，建立数据库，予以系统的比对、归类，去伪存真，弄清这些图文器物的时间层次，是当务之急。 结束语
一位学者说得好,古蜀文物饱含着各种文化信息和文化符号，古蜀文字是一个巨大的谜团。但是，这个谜团本身有可能是一个窗口，在中华民族史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每一个单薄的图符背后，都可能活跃着一群生动的面孔，可能掩藏着一段隐秘的历史。 古蜀文字集中了古蜀文明所有的神奇，它的解读将对我们了解神秘的古蜀王国文化起到决定性的作用，犹如天书般的古蜀文字也许是是开启一个神秘王朝的密码，向世人徐徐展开它的历史长卷，也将成为澄清历史疑点、揭开历史谜团的钥匙。自然世界无边的神奇、文化世界无穷的神秘、心灵世界无尽的神妙，正是古蜀文化最重要的特征。 虽然我们无法真走进古蜀先民的心灵，走进他们的生活，走进那个神秘的远古世界。但是，我们可以通过释读古蜀文字，去体味远古世界传递而出的历史文化韵味。精深存闹市，博大在民间。我们必须深怀敬畏之心、自豪之情、历史之责，守住历史传统的根脉，切实保护好祖先留给我们的珍贵财富，尽可能完整地留住全民族的文化记忆，让更多的民众在亲近文物中读懂历史，读懂属于我们自己的文化记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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