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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名周，是战国时期宋国蒙（今河南商丘东北）人。他一生穷困潦倒，只做过管理漆园的小吏，而且时间很短。庄子辞官后，就住在偏僻狭窄的陋巷，过着贫困的生活，看上去面黄肌瘦，显得非常疲惫。即使出门在外，也穿着带补丁的衣服，脚上的破烂鞋子还得绑上麻绳才能跟脚。为了维持生计，庄子钓过鱼，编过草鞋，有时甚至还要靠借米度日。 生活是这样艰难，日子是如此难熬，可是当权势和富贵一同逼人而来时，庄子却毫不迟疑地将其抛弃，因此便发生了本篇开头的那一幕场景。他这一出人意料之外的奇举，却又让人深思。他宁愿大半生长时间地忍受着饥寒交迫生活的煎熬，也绝不肯做官以获得锦衣玉食的物质生活，其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这有两大方面的原因。首先是源于庄子对于他身处之、目睹之、耳闻之的社会现实的彻底无望和极端憎恶。他不容辩驳地认定，当时的政治现实是“偷了点微不足道的小东西却被判成死罪，而把整个国家都盗窃过来据为己有，则不但成了作威作福的诸候，而且还俨然成了仁义的化身”（《肤筐》）。 在对现实的不满上，庄子与老子如出一辙；但在揭露现实的黑暗和在揭露中表现出的义愤上，庄子则远比老子更为大胆，更为激烈。老子依稀是一位饱经历史沧桑的老者，经历得太多，见怪不怪，虽有不满但点到为止；庄子却仿佛是一个热血青年，说到痛心处怒发冲冠，滔滔不绝。从情溢于辞这一点上看老、庄间的差异，也很像孔、孟之间的差异。 另一方面，据《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记载，庄子是“于书无所不读”的人。他学富五车，因此在精神生活上是一位十足的“富翁”。精神生活富足了，多少总会冲淡一些他衣食窘迫所带来的痛苦。同时，一个看重精神生活的人，也自然会看重自己的人格、尊严和自由，而一旦进入官场，这本为庄子所珍重的自由与人格便会销蚀得一干二净，荡然无存。 这样一来，庄子对政治黑暗的憎恶，使他不肯驻足官场，所以一生只当了不长时间的漆园吏；对精神生活的重视，使他不愿再涉足官场，所以辞官后从未再做官。由此，庄子便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一位具有创始意义的“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有气节的文人。他的物质生活形同“乞丐”，而他的精神生活却实为“富翁”，如此强烈的戏剧性对比，就这样十分引人注目地集中在了庄子的身上。 中国有句自我解嘲的俗语，叫“人穷志短”。这是丧失了生之尊严的人转而去蝇营狗苟的通词。庄子却与此截然相反，很有些“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的豪气。庄子去见魏王的时候，衣衫褴褛，但他并不在意，更不会惶恐。因为他认定自己的贫困绝非自己的无能，恰恰相反，而是统治者昏庸无能造成的，自己作为有志之士，“处昏上乱相之间”，是不可能不如此穷困的，自己的衣衫槛楼正明明白白地昭示着这个社会的黑暗和这个时代的不合理。艰难困苦，玉汝于成。 正是由于庄子的生活极其穷苦，社会地位低下，才使他比先秦其他诸子更能深入地了解、认识社会的诸种人，更深切地探究、品味人生的诸种苦难，于是他“叹苍生之业薄，伤道德之陵夷，乃慷慨发愤，爱著斯论”（成玄英《庄子序》），写出了被金圣叹呼之为“六大才子书”之一的《庄子》，从而将其满怀奇才尽情地挥洒在这部才子之作中。 他渴望自由，想落天外，笔底大鹏水击三千里，扶摇直上九万里，粲然为李白诗中的大鹏意象提供了原型；他呵孔骂君，旁若无人，一派恣意放谈的豪杰气概，俨然是魏晋名士风流的百世师、先行者；他机锋锐利、辩才无碍，时时显现出斗士的风采，诚然为魏晋玄谈的不桃之祖；他痛骂社会、痛哭人生，至情至性，成为后世文人所仰慕的庄狂屈猬的文化范本。 庄子快要死时，弟子们很想通过厚葬老师以示敬重。但庄子幽默地制止了他们，说：“我以天地作为棺梓，以日月为陪葬的双璧，星辰为陪葬的珠玑，以万物为殉物，我的葬品难道还不够齐备吗？还有比这更好的吗？”弟子们说：“我们怕乌鸦、老鹰来啄食你呀！”庄子说：“在地面上会被乌鸦、老鹰吃，埋在地下会给缕蚁吃，夺了那个的食物给这个吃，你们为什么这么偏心啊？”（《列御寇》） 这便是庄子在人生大限将临时的临终遗言，没有一星半点的痛苦忧伤，也没有捶胸顿足的哀号埋怨，更没有肝肠寸断式的对生之留恋和苦苦乞求，有的却是坦然面对死亡的达观和超越凡俗之上的安然平静，即使是面对死亡，他也没忘记自己的幽默和诙谐，嘴角上一丝嘲讽的微笑，意味深长。庄子就这样顺其自然地离开了苦难的人间世，就这样怀着彻底解脱的满足消融在大自然里。他留给这个世界一部已经说了千千万万、今后还有万万千千说下去的《庄子》。他的贫穷只在生前，他的富有永在身后。 参考资料 《庄子》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 《列御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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