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博物馆_青铜器

历史探奇 2019-0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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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铜器

青铜器是铜锡或铜锡铅合金制作的器物，起源于夏代或更早，盛行于商周，形制上有饮食器、酒器、水器、兵器、乐器、工具、货币、车马饰等，种类繁多，纹饰精美。它的出现曾经在生产力的发展上起过划时代的作用。一些器物在祭祀或宴飨中，被赋予特殊的意义，成为区别贵贱、体现礼制的东西。器物上的铭文，上与甲骨文相接，下启篆隶楷之先河，被称作“钟鼎文”或“金文”，其中不少既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又是优秀的书法作品。

山东博物馆收藏的青铜器，上起晚商，下迄汉代，多为建国以来山东各地所出，个别出自民国时期。涉及到的既有商代的方国大族，也有周代的邦国及汉代的诸侯王等，其国属亦不仅限于山东地区。这些地下出土的青铜器，是研究山东古国史的可靠资料，向来受到学术界的重视。也有少部分传世品，尽管出土地点不详，但其中商代晚期的射妇桑鑑和西周晚期的颂簋，铸工精美，流传有绪，文物价值自不待言。尤其是颂簋那152字的长篇铭文，曾收入郭沫若的《两周金文辞大系》，既有西周金文的经典之作，又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值得珍视。另如通高83厘米的作宝鼎，形制纹饰均属西周前期风格，体量之大，当属宗庙重器，亦为我馆的镇馆之宝。

亚醜钺

亚醜钺 商代，通长32.5、宽34.5厘米。1965年青州苏埠屯1号商墓出土。1号商墓于1965年，由山东博物馆王恩田等数位学者组成的考古队所发掘，是迄今为止除安阳殷墟以外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商代墓葬，意义非凡。亚丑钺出土于1号大墓的墓道内，与其同时出土的还有另外一件大钺，与亚丑钺形制基本相同，由于这两件钺从造型到体量都是难得一见的珍品，出土后不久，第二件即被调往北京，由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亚丑钺则留在了山东博物馆，成为山东博物馆的十大镇馆之宝之一。亚丑钺为方内，双穿，两肩有棱，器身透雕人面纹，人面五官微突出，双目圆睁，嘴角上扬，口中露出城墙垛口似的牙齿，极富威严。因其口部两侧对称地铭有“亚醜”二字，故得名“亚醜钺”。铸有“亚醜”铭文的青铜器很早就引起了人们的重视，北宋时期的金石著作就有著录，器形有鼎、尊、彝等。关于亚醜器的出土地点，曾经众说纷纭，亚醜钺的发现，使亚醜器的出土地点逐渐清晰，被基本确定在青州一带，是薄姑氏部族古老文明的珍贵遗留。亚丑钺经历了当年古老部族的辉煌，又经历风霜的洗礼、岁月的变迁和历史的沉淀，传承至今，是为青铜器中的瑰宝，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祖辛方鼎

举方鼎 商代，高23、腹纵15.6、横13.9、足高8.4厘米，山东长清小屯遗址出土。炊食器，共二件，形制相同，此为其中之一。器形为侈口方唇，立耳，束颈，器腹为长方形，微鼓，平底，下承四根粗壮的柱足，体态沉稳。方鼎四隅饰有扉棱，增加了整器的灵动之气，腹部饰兽面纹，以云雷纹为地，足饰阴线蝉纹，铸工精美。腹内壁铸有铭文“举祖辛禹”及徽号。“举”字铭文是由著名考古学家于省吾先生考证得出的，其形态像大人举子于床，是抚育幼子的意思。古代生子言“举”者，为收养之意，不举则是抛弃之意。商代金文之所以有此字，当是由于他们的祖先有过“举子”的故事，或者有“弃子复举”的故事，所以后世子孙才造出象征性的文字，以为族群的标志。现在学术界多认同于省吾先生的意见，将此字释读为“举”。带有“举”字铭文的青铜器家族非常庞大，其拥有者为举族，举族是商代晚期一支强大的宗族，在商王室中担任重要官职，受到商王重用，武丁时期，曾多次参与征伐西部边邑异族的战争。至西周时期，周王对商代遗民采取了分而治之的政策，举族及其支族逐渐融入到周人及其他族人之中，从此举族徽号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被淹没于历史的长河之中。举方鼎是举族的宝贵遗珍，历经千年，流传至今，其造型厚重典雅，纹饰美观庄重，铸工细致考究，铭文笔势雄健，是迄今为止山东境内发现的最为精美的商代晚期青铜鼎之一，为国家一级藏品。

颂簋

颂簋西周，高30.1厘米，口径24.2厘米，盛食器。制作于西周晚期，为周宣王时器。或因盗墓活动的猖獗，于清朝前期出土。清嘉庆十九年，清朝重臣刘墉的重孙刘喜海慧眼识宝，在北京的一家古董店里发现了颂簋，重金购买并带回山东老家收藏。之后颂簋又先后被收藏家李宗岱和山东黄县巨富丁树贞收藏。后来丁氏家道中落，在丁氏兄弟分家过程中颂簋的器盖和器身分离。20世纪40年代，器身为胶东古物管理委员会黄县文管分会收集，后转入山东博物馆。1959年，家住青岛的丁氏后人张秀琳女士将收藏的器盖捐献给山东博物馆，颂簋重归完整。使我们有幸在博物馆里一睹芳容。其造型秀美，隆盖、圆腹、圈足，双耳造型别具一格，状如一变形龙首口吐祥云，双耳下的垂珥与圈足下的三小足形状相若，相映成趣。纹饰以窃曲纹为主纹，搭配使用瓦纹和垂鳞纹，繁简呼应，疏密有致。铭文篆刻工整秀丽，典雅规范。其优雅的身姿，向我们展示了西周青铜铸造技术的高超，也向我们展示了她的拥有者—颂的不凡，颂是西周一位显赫的贵族，效命于周王室，颂簋上的铭文就记录了周天子对颂的册命过程：在西周的一个清晨，周王在康昭宫册命颂，令其掌管成周洛阳的仓库等职务，并赐给他黑色的礼服、赤色的蔽膝和马具等物品，以兹勉励。颂接受了册命，向周王进献瑾璋，以谢王恩。之后，铸造此簋，纪念此事并希望此份荣耀为后世子孙世代享用。除了颂簋，传世的颂器还有颂鼎、颂壶和颂盘。成组的颂器传承至今，难能可贵，颂簋更是以其庄重的造型、精良的铸工、瑰丽的纹饰、秀美的铭文，使其成为难得一见的青铜器珍品，具有极高的价值，为国家一级藏品。

铜方奁

铜方奁，周，高7.5、长12、宽7.5厘米。该器的特点在于其造型和用途。器身呈长方形，顶部有两扇可以对开的小盖，每盖一钮，分别为男、女裸体人，呈面对面跽坐状。器腹下部铸有六个人形器足，人形裸体，屈膝，双手在后背负器身。据器物档案记载，该方奁最初为清末民初莒县著名的文物鉴藏家庄恩泽收藏。庄恩泽，字湛岩，号厚甫，莒县大店镇人。宣统三年廷试留学生，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回国后终身从事教育事业。庄氏嗜古成癖，所得薪俸多用于购买文物，其收藏以青铜器、古泉、碑版为富，裸人铜方奁就是其中之一。1951年其夫人庄丁德萱和长子庄楚东将庄氏收藏捐献给山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1954年由该会拨交给山东博物馆。与裸人铜方奁形制相似的器物目前共发现三件，都出土于山东莒县。一件为山东博物馆收藏，一件为日本藤井有邻馆收藏，另一件曾发表于1948年《艺林月刊》第99期上，可惜现在已不知器在何处。关于裸人的含义，目前众说纷纭，有人认为“与人种起源的传说和祈求种族繁衍的思想有关”，“象征着子孙繁衍之意”。也有人认为应是“弄器”，以供王公贵族把玩观赏。也有人认为与当时的社祭活动有关，实际上是原始时代实行群婚的残余。此器造型奇特，寓意神秘，数量极少，为国家一级文物。

公子土折壶

公子土折壶 春秋，通梁高44、器高29.7、口径8.5、腹径19.6、足径10厘米，1963年临朐杨善公社出土，酒器。圆盖，口近直，长颈，圆腹，矮圈足，提梁穿过盖上的双环与颈部的双环相连，腹饰两道弦纹，腹部一侧有一环鼻。铭文位于颈部外侧，阴刻6行39字，重文2字，铭文的大意为，公孙灶立事岁之时，公子土折为女儿中姜作媵壶，祈求万寿无疆，并希望子孙后代永远宝用。其中的“公孙灶”为人名，生活于齐景公时期，于齐景公三年参与了倒戈庆氏的政变，庆氏失败后，公孙灶上台执政，当权六年后去世。“立事岁”是齐国常见的纪年格式，“公孙灶立事岁”一句表明了此器的制作时间是在公孙灶当权之时。铭文中“公子土折为其女中姜做媵器”表明了此器的作器者为公子土折，做此器是为了给女儿当陪嫁。该壶是齐国国内异姓贵族之间通婚的遗物，它的出土为齐国青铜器增加了一件标准器，也是研究齐国历史的重要资料，为国家一级文物。

瓠壶

瓠壶春秋，高31、口径8.8、足径9.6厘米，1963年莒县天井汪出土，酒器。斜颈，鼓腹，龙形鋬，矮圈足作索状。颈及上腹装饰繁缛的蟠虺纹，下腹饰垂鳞纹。壶的形制仿自自然界的植物瓜瓠，瓜瓠是葫芦的一种。《诗·七月》曰：“八月断壶。”毛传：“壶，瓠也。”古代壶与瓠相通，瓜瓠成熟，去其瓤，干固后，可作容器，现在这种容器，仍被世人使用，古人亦用此器，并按其形作成陶质、铜质的仿制品。瓠壶是青铜壶中一种，体形似瓜瓠而侧颈，盖有环链与器相连，腹部有提梁，据史书记载，瓠壶为“尚礼”之用，装的酒为“玄酒”。此瓠壶纹饰精美，铸工精良，装有龙形鋬，可见其功用非同一般，礼器性质明显。

铜酃

铜酃（ling） 春秋，通盖高53.4、口径25.1厘米，1925年沂水出土。侈口，束颈，广折肩，腹渐收为小平底。肩两侧有兽首衔环耳。兽首两眼浑圆突出，兽鼻上卷，双耳卷曲，兽首正中有独角，整体似龙形。盖呈覆碗形，盖顶有鸟形钮。器与盖通体饰瓦纹。据文献记载，沂水地区在春秋时期为莒国辖区，莒为东夷古国，有“尚鸟”的习俗。这件铜器，器盖就是以鸟为捉手。该鸟短尾，敛翅，挺颈而静卧，造型美观又有实用价值，为整个器物增添了几分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