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理书橱，发现几张粮票，不由触景生情，感慨起来。中国的粮票是时代的产物，从诞生至退出前后约40年，现在只作为收藏品，尚被一些人关注。新中国成立初期，连年战乱造成生产力低下，物资匮乏，各种生活必需品都求大于供，尤其是粮食。 五十年代初，中央政府就决定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并酝酿粮食的计划供应，以解决全国人民的温饱。粮票就是那个特定经济时期为了国计民生由政府发放的一种购粮凭证。 据记载，我国最早的粮票是1951年皖南行署粮食局发的，叫“大米票”。 1955 年，国务院颁布《市镇粮食定量供应凭证印制暂行办法》，很快，各种购粮票证便进入了千家万户，并有了统一的名称：粮票。我1981年退伍回来到金华卫校工作，开始是管理户籍，因为户口是和粮食关系捆在一起的，一千多人的粮票也归我管，粮票的相关知识自然多了解了一些，只是年代久远，许多记不清了。粮票是针对有城镇户口的人发放的，目的是保证＂一人一份口粮＂。小孩出生就有，分成几个年龄段递增，记得3周岁前是每月6斤左右，3~6周岁就有10余斤，过了10周岁基本就有20斤了，已接近成人的定量，成人的定量为每月24.5斤。上面说的是一般居民的定量，小孩上中学就另有补贴，由学校发放。有工作的则依据 “干什么工种吃什么定量” 政策，原则是体力消耗大的定量就高些。体力劳动的特点是以肌肉和骨骼的活动为主，分为一般体力劳动、重体力劳动和特殊重体力劳动，相应粮食标准也不相同。国家定有严谨的计算方法，根据每个工作日平均耗能值为多少焦耳/人，还有劳动时间率达到多少，即8小时内的净劳动时间 。 那时，车间里的机床工，建筑工地上泥瓦工，码头上的装卸工…… 尽管都是工人，但粮食定量是不同的。我们在学校，教职员基本属于脑力劳动，每月定量为27.5市斤，后勤职工算一般体力劳动，比教师略多几斤，最高的是烧锅炉的。粮票作为一种管理手段，不是中国人发明的。 苏联在十月革命后，新生的苏维埃政府就采取粮食、燃料等商品的有计划分配，以渡难关。电影《列宁在1918》有几个桥段就反映了当时粮食极度短缺状况的严峻： 华西里来到列宁办公室，饿得低血糖休克。 那位画 “天上飞着青蛙” 的小女孩告诉列宁 “妈妈饿死了” ，列宁怒不可遏，抓起电话下令，把那些囤积粮食的贩子统统枪毙 。 最为经典的是，有个富农是列宁保姆的同乡，见到列宁 ，指责城里的工人去乡下枪他们的粮食，还威胁要开战。列宁说：只要你们存在一天，苏维埃就要向你们要粮食。你们不给，我们就抢。你们要抵抗，就消灭你们！相当的酣畅淋漓。 苏联的国情比较特殊，农村基本都是富农，不像中国有那么多的贫下中农。毋庸置疑，粮票具有计划经济的属性。二战时期，美国也曾由政府发放过粮食票证，说明计划经济不是社会主义才有的。发放粮票是物资极度匮乏，粮食无法做到敞开供应时期保证社会稳定的方式，应该看做是政府负责任的作为。改革开放初期，有人纠结姓资姓社，老人家说，经济形式不能和社会制度划等号的，市场经济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社会主义也可以有，打消了一些人的顾忌。上世纪50年代后期，由于自然灾害等原因，国家进入了节粮度荒时期，城市居民的粮食定量进行压缩，副食品供应严重不足。甚至凭票的商品，也常常无货供应。据有关资料，到60年代市场凭票供应的商品，最多时达到了156 种。 从我记事起，就知道家里有个抽屉专放各种票证的。除了粮票、食油票、布票、煤球票、豆制品票这些最重要的外，还曾有过煤油票、肥皂票、棉花票、食盐票、肉票、黄酒票、火柴票，香烟票，糖票…… 票证品种虽然很多，但是仍然不能涵盖所有商品 。 因此，在票证之外，还有各种购货本，记得买柴，就是拿着一个小本子让记帐的。另外还会按户或按人头发些“备用劵”，几号劵可买什么东西数量是多少，届时相关的商店门口会贴出“安民告示”。如：“2号备用劵购带鱼半斤”、“ 3号备用劵购葵花籽1斤”之类。这必须要十分留意，因为迟了容易没货，就算货物充足，时间也不会拖长，逾期不候的，此劵也就作废了，那会令人肠子悔青的。好在那时人们都很热心，有消息就奔走相告，口口相传。除了日常生活必需的商品需要票证，一些工业制品也是限制购买的，大到木头橱柜、桌椅、马桶，小到脸盆、水瓶、灯泡。记得有一年，说凭购物本能买一件小家具，我家就买了一尊碗橱。挂在墙上，上面是有纱门的小橱，放剩菜用，下面一格是木条子，可斜着插碗 。 以前剩菜之类都摊在桌上的罩子里，家里只有这么一张方桌，上面悬着唯一的电灯，做作业缩手缩脚，很不方便。 自从有了碗橱，晚饭后我们兄妹终于可以放开手脚做作业了，从此学习成绩突飞猛进。当年，脚踏车，洋车（缝纫机）和手表被称作“三大件”，是家境殷实的标志。这些高档用品不仅价格昂贵，而且凭票供应。这类票不像粮票人人都有，我有听说，但从没见过。尽管各类商品供应有严格的计划管理，但政府有些方面也比较人性化。比如：生了肝炎，凭医生证明可以在副食品店买到白糖；凭结婚证可以买糖果香烟（好像还可买到木料打家具）…… 我父亲因为患糖尿病，需要植物脂肪蛋白，所以每年都可平价买回几十斤花生，放学回家剥花生也是我童年的记忆。 花生仁晒干装入坛子里储存，父亲用个茶缸，每天一小把加半缸子水再撒几粒盐，拿食堂蒸笼蒸熟吃，汤也喝完。不留神又说开去了，再回到粮票上来。中国的粮票种类之多，不可枚举，收藏品市场就有专门经营粮票的铺面，品种五花八门，令人眼花缭乱。就印制而言，有木刻版、玻璃版、胶版等；粮票纸的质地，有再生纸、印刷纸、胶版纸到类似人民币的水印纸，生动展示了我国造纸和印刷技术发展史。粮票上的文字，有繁体字、简化字、大写字、小写字，阿拉伯数字、罗马数字…… 甚至还有错别字，这是收藏者的最爱 。我还看到过一张面额为“壹钱”的粮票，是南京市粮食局发行的。1钱是5克，记得当年老师解释克的感念，说过1克约为20粒大米。不明白买何种食品要如此精准，会是鸟粮吗？ 全国2000多个市县，都有自己的定额粮票，仅限本地使用，并有时间限制，过期作废。 我们金华居民的定额粮票分三种面额，10斤、5斤和1斤。1斤的也叫“熟食票”，可买糕点和各类小吃，倍受亲睐。10斤5斤的只能用来粮店买米或食堂买饭票 。 初中时，我们学生定量是28斤，因为粮户关系是在家里的，只有居民标准24.5斤。不足部分由学校统一补发。每个季度补10.5斤/人。由于缺少半斤票面的，就通常两人发21斤，自己去瓜分。我的同桌是原行署专员的儿子，虽然衣服上缝着很夸张的补丁，看着像班里最穷的孩子，但我们知道他是个小富翁，因为他口袋里常有零花钱。发粮票时，他先一把抢过那张1斤的，说那20斤给你。我也不愿意，觉得10斤面额的是大人们用的，在我们手里就是废纸。但每次都拗不过他，只好认倒霉，无奈地把“废纸”拿回家“交公”。的确，年纪小不懂事，不当家不知柴米之不易。那时，凡与粮食有关的食品都要粮票，金华酥饼和油条都是半两粮票，烧饼面粉用的较多，要一两粮票。在街上吃早点，通常的标配是：1碗咸豆浆、1根油条、1块烧饼，计9分钱一两半粮票 。 白天在外面吃饭，通常是煮一碗面，要二两半粮票 。钱是按质论价：最便宜的是被金华人称“光面”的阳春面每碗9分，放几片菜叶子的叫“菜面”收1角，最贵的是“榨菜肉丝面”要2角。 去副食店买糕点都要粮票，如桃酥、饼干等。买粉丝也收粮票，因为粉丝的原料或番薯或豆类，属于粮食的范畴。记得买1斤绿豆粉丝（现在的龙口粉丝就是绿豆做的）所需的粮票还不止1斤，很多人想吃不舍得，不光为钱，更多的是心疼粮票。跟定额粮票对应的是流通粮票，分全国流通和全省流通两种。面额大到5斤，小至半两，不会过期 。流通粮票通常不是按人头发的，而是根据需要兑换的，如出差之类 。定额粮票通常是不重复流通的，粮店收进去就糊在纸，盖上作废章上缴。故而纸质薄，面幅小，只有小手指宽窄。相比，流通粮票就显大气讲究多了，尤其全国流通粮票 。本来粮票自身是没有价值的，但凭粮票可买到国家的平价粮食，没粮票的只能去自由市场买高价粮（俗称黑市）。这样，粮票事实上成了一种有价证券，粮票的价值等于国家牌价粮与黑市粮之价差 。于是，粮票成了“中国第一票证” ，“人民币第二”。由于国家牌价的粮食并非全国统一价格的，我们金华标准米是0.137元/斤、糙米每斤0.134元，贵的是粳米（应该属于晚稻），记得1角4分5 ，“1分钱1分货”，粳米煮的饭口感好，非常软糯，不用菜都能吃两碗。 金华的粮价在全国应该算是最低的了，而且买米一般不需要搭配杂粮。不少地方定额粮票的使用都有一定比例的粗细搭配，通常是搭薯类。.有了地域的差价，也造成流通粮票和定额粮票的差价。有差价，自然会有人发现其中的赚钱机会，于是就有了一种新的职业——买卖粮票。这些人通常活动于农贸市场周边，在人群中走来走去，目不斜视，像是自言自语：“粮票，粮票” ， 有这种需要的人自然心有灵犀，找个僻静之处或买或卖完成交易。这在当时是属非法的，政府是要打击的，数量大的还可能入刑，罪名叫“投机倒把”。 最常遇见收购粮票的，是那些挎着篮子卖鸡蛋的女人，小时候我们宿舍院里隔三差五就会进来 。本来农民进城卖点自产的农副产品就是允许的，但鸡是农户家庭自养的，数量受限，多了会当“尾巴”被割掉的，一家十天半月也凑不齐半篮子鸡蛋 。于是就有了职业卖蛋女，她们先是在乡下挨家挨户收蛋，然后到城里挨家挨户卖蛋，赚点差价。不知何时开始，她们兼起了收购粮票的副业。鸡蛋是不论斤的，只是说1元钱多少个，按大小而定，没什么“笨鸡蛋”或“聪明鸡蛋”区分。院子里的婆婆奶奶们都很仔细，警惕地分析鸡蛋是否新鲜。那女人就会扯着脖子嚷道：放心好啦！ 很新鲜的，这些蛋都是我自己生的！ 接着不顾旁人哄笑，她马上压低嗓子问：“粮票有吗？10斤换xx个，全国粮票再加5个。“ 渐渐地，人们对粮票换鸡蛋就习以为常了。后来煤票、油票等票证都可以换蛋，反倒用钱不卖了。 这时，收购票证是她们的主业，推销鸡蛋倒成了副业。上海是卖蛋女最多的地方， 80年代初，报纸上看到文章，说上海拎着篮子走街串巷的卖蛋女有十多万之众，她们大都来自安徽农村，鸡蛋的集散地是十六浦码头，每天数以百吨的鸡蛋从这里流向千家万户。不过，这些蛋一般不是卖，而是“换”。上海是我国特大城市，社会保障体系相对健全，各种票证繁多，自然就拓展了卖蛋女的业务范围，不过粮票始终是她们的主营业务。1976年初我去上海，在风景点留影，摄影师听我是讲普通话的“乡下人”，就非常地热情，又是帮我仔细地理衣服，又不厌其烦地选角度，弄得我很不好意思。拍完我刚想道谢，他满脸菊花地问：侬有全国粮票伐，阿拉调换一下好弗啦？ 结果我口袋里唯一的1枚5斤全国粮票就被换走了。 五十年代开始，国家就有严格的户籍管理及城乡二元分割的制度，“吃商品粮的” 是一种身份象征。 农村人不能像今天一样自由进城打工，没有粮票等票证，在城里无法生存。农民进城想吃点饭或买些糕点，就用大米替代粮票，当时饮食店和副食品店都收米的，住院的农村病人买饭票也是用米。钱一般按最低价的糙米价抵。我曾几次看到农民和营业员吵架，农民说自己的米正宗属于标准米，为什么按糙米价收。营业员则说，收来的米都混一起的，只能按最低价，否则要贴钱的。其实两种米价每斤只差了3厘 。中国近代历史，吃饭问题始终是国计民生头等之大事，老百姓对粮食是渴望的，敬畏的 。 记得小时候，每次吃饭前，不管饭够不够，母亲都会先盛出一小碗饭放边上，待下顿烧饭再拌到米里，说饭会变多的，她把这叫做 “饭娘”。开始我也相信，后来上了高中，学了 “物质不灭” 原理，解释给母亲听，没用，我娘依旧相信 “饭娘”，说这是祖辈留下的方法 。 就这样，我吃着剩饭长大了。中学毕业进厂做学徒，第一年工资14元/月，不过有粮价补贴，虽然只是2元5角，但能把我的收入提高一大截。 这是那个特殊年代的福利，1980年后参加工作的就无此待遇 。车间是三班倒， 我甚至愿意上夜班，虽辛苦，但有补贴。夜班补贴是2两半粮票、2角钱。一周一结算，可一次性拿到1斤半粮票和1块2角钱。当然夜宵还是要吃的，但能省则省，一般只吃两只馒头。一周夜班余下的钱和粮票，基本够买1斤动物饼干，可以滋润几天了。改革开放后，经济形势有了转机 。1980年，国家的粮油统购统销政策有了松动，允许议购议销作为补充，于是出现了一个时尚的新名词：“议价粮”。所谓议价粮，就是在粮食定量平价销售之外，容许不用粮票高于平价购买粮食，是“一粮两价”。1985 年，国家取消了农产品统购派购制度，极大激发了农民生产积极性，农副产品供应丰富起来。城市居民的饮食结构发生了变化：副食增多，主食减少。油水多了，饭量小了。这时，家家户户粮票基本都有所盈余，粮票，已不那么金贵啦。1992年底，浙江正式取消粮票，继广东后为全国第二 。有钱莫忘无钱难，饱时要记饿时饥。 现在条件好了，没人再为填饱肚子犯愁，但还是不能浪费粮食。小时候，饭桌上掉了几粒米饭，都会捡起来吃下去。金华人都知道，糟蹋粮食，“天雷会拷倒来格”！ 颜世亮2019年7月23日於杭州桥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