棺内棺外的随葬——海宁小兜里良渚文化大墓的发掘

RK588 2019-0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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棺内棺外的随葬

——海宁小兜里良渚文化大墓的发掘

文/方向明

本文原载于【海宁文博】

总第七十一期（2018年12月编）

「海宁市博物馆建馆60周年专栏」

小兜里遗址位于海宁市海昌街道火炬社区，原属双山乡。小兜里，因村周三面环水称兜，且与港东大兜里相对，故名。小兜里遗址位于小兜里自然村的北面，遗址西半部分为高出周边水田约2米的高土墩，遗址东半部分被上世纪九十年代砖瓦厂取土后改为旱地。遗址东侧为高差达3米的低洼田，南面为鱼塘，西、北面为小河浜。小兜里遗址上世纪五十年代由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发现，并收录在1960年3月编印的《浙江省文物保护单位目录》。1973年文物调查时确定遗址年代为新石器时代至春秋战国。1994年遗址南面开挖鱼塘两个，在鱼塘的北岸发现较多的新石器时代陶片。2003年浙江省第三次文物普查，海宁博物馆再次确认遗址面积约5000平方米。小兜里遗址北约600米为吴徐遗址，东北约1000米为南许家门遗址和老坟头遗址。在轰轰烈烈的新农村建设中，这些遗址现在都被夷为平地了。

2009年，海宁市经济开发区建设文苑路北延工程。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海宁市博物馆共同组队，自2009年4月开始对小兜里遗址进行四期的抢救性考古发掘，前三期发掘均在遗址西部，第一期发掘后不久，才得知原来文苑路北延工程涉及的遗址区域并不是简单的北延工程，而是要建设新挖的东西向河港的小兜里桥，如此第二~三期、以及2010年12月至2011年5月的遗址东部的第四期发掘，就没有那样顺利了。由于建设方开发区和水利局的互相推诿，给考古发掘带来了极大的干扰，严重影响了遗址发掘的完整性，好在最后在各方协调下，总算勉强顺利完成。2012年9月~2013年7月，我们在海宁博物馆进行了全面整理，配合海宁博物馆临展的空隙，还举办了“五千年前的硖石人——2009~2011年小兜里的考古”特别展。2015年，经过我们的努力，《小兜里》大型考古报告由文物出版社出版。

虽然小兜里遗址东部区域被取土破坏，遗址周边因为基本建设的限制无法进一步工作，西部区域的发掘由于建设方推诿使得连贯的地层遭受破坏。但是，遗址西部基本保持完整，更庆幸的是盗掘分子没有破坏到文化层。小兜里遗址发掘获取了一批崧泽文化晚期至良渚文化早中期这一阶段区域聚落考古的重要材料，揭示了自崧泽文化晚期开始营建、使用的不同等级的土台，至于良渚文化早中期土台拓展的变迁过程。在墓葬清理上，虽然已经在良渚文化大墓中清理出位于棺外椁内的陶器随葬情况，但是在棺盖上置放还是第一次，对于今后野外作业提供极好的参考。同类或不同类随葬品在不同空间的置放反映了不同的目的，对于深入讨论这一时期的葬仪提供了新材料。小兜里M6、M2、M5三座良渚文化大墓，尤其是M5随葬品的棺内棺外放置是本次发掘的重要收获之一。

▲照片1 海宁小兜里三座良渚文化大墓，自右向左M6、M2、M5

M5墓口南北长3.30、东西宽约1.45米，自凹弧的墓底至墓口1.10米。墓穴东南角被一置放大口缸的0.6×0.65米小坑打破。

发掘至深0.6米处时，红陶罐首先出露，此时平面也发现整体呈长方形的框形葬具痕迹，框形痕迹为棕褐色黏性土，宽8~10厘米，框形葬具南北长2.6、东西宽1.05~1.15米不等（图1）。

▲图1

M5横剖面可以分为八层（图2），葬具朽烂后的凹弧棺底板残存厚约4厘米，由呈海绵状的棕褐色淤泥组成，是木质纤维朽烂后还未受到过多的外力挤压，逐渐淤积而成，有别于因为空间的存在而形成的灰白色层状淤泥，这是小兜里良渚文化墓葬中木质葬具朽烂后“板灰”的基本特征。（照片2）

▲图2

▲照片2 M5剖面细部

通过对于M5葬具“板灰”性状的读识，结合随葬品的出土状况，可以基本判定随葬品于棺内、棺外，或者位于棺椁之间的位置。

位于棺椁之间的有10件（组）陶器，分别为位于墓室东侧的M5:4甗（含器盖）、M5:7豆、M5:5鼎、M5:6豆、M5:28双鼻壶和M5:29盆；位于墓室西侧的M5:10宽把杯（含器盖）、M5:1红陶罐、M5:15宽把杯（含器盖）和M5:12鼎（含器盖）。判断理由如下：

M5:4甗（含器盖），甗体正置，紧贴框形葬具的内壁，口沿局部碎裂下落。盖位于甗的一侧，内面朝上，要有一定的空间才会有如此的下落状态。

M5:6和M5:7豆均为M5:5鼎所压，前者向东倾倒，在横剖面上都很难解释它原来位于的层次，推测棺椁之间纵向的狭长空间内，底部可能另有木头叠垫。

M5:7豆的倾倒和碎片散落情况也值得一提，豆圈足由东向西倾倒，豆盘碎片却跌落在墓穴的中部，豆盘碎片外壁朝上，与豆圈足拼接处高差逾10厘米，豆盘碎片还另为M5:15宽把杯所压，又说明在葬具倒塌时这一部位的空间非常宽裕。

M5:10宽把杯如同M5:6豆，均向框形内壁倾倒，或许可以说明棺椁之间由于凸弧形棺盖的弧度致使部分随葬陶器倾倒，并随着葬具的倒塌呈现不同的方向倾侧。

M5:15宽把杯除了上文提到的盖体下落、碎片叠压M5:7豆盘片外，杯体本身也四分五裂，如果说原先是呈正置状态位于棺椁之间的话，那么葬具倒塌之后，似乎整体向墓穴中部翻了个跟头而碎裂，圈足底部朝上且分离、盖体移位且内面朝上，碎片之间的高差最大达13厘米（图3-1、图3-2）。

▲图3-1

M5:28双鼻壶位于M5：29盆内，M5:29盆正置，紧贴框形葬具内壁，盆底与确认的棺底有近20厘米的高差。另外，位于墓主右肩部位的双鼻壶盖很有可能与M5:8壶体配伍，如是，那么两者之间的高差达30厘米。

▲图3-2

M5葬具倒塌和随葬品的挤压唯一，复原如图4。

▲图4

M5编号器物58件（组），除去位于棺外的10件（组）陶器，位于棺内的有陶器22件（组）、石器10件、玉器15件（组）、牙器1组。M5的随葬品有三个空间放置：

1、墓坑外。大口缸内有一玉管：大口缸（49）、玉管（50）（图5）；

▲图5

2、棺外，均陶器：红陶罐（1）、甗（4）、鼎（5、12）、豆（6、7）、翘流盉（10、15）、盆（29）、双鼻壶（28）（图6）；

▲图6

3、棺内，有陶、玉、石、牙器四类：甗（8）、簋（9）、双鼻壶盖（11、43）、罐（13、39）、盆（14、36）、双鼻壶（24、34、35）、翘流盉（25）、杯（26、27、46~48）；玉冠状梳背（44）、玉隧孔珠（31、41）、玉锥形器（2、3、30、38）、长玉管（37）、玉珠（42）、玉管珠串（45）、玉钺（23）；石钺（16、22、40）、双孔石刀（17~21）；成组猪獠牙（33）（图7）。

▲图7

根据出土状况，M5墓主仰身直肢，头置放在簋（36）中，佩戴成组猪獠牙头饰，并镶插玉冠状器梳背的骨牙质梳，头部一侧还有2件双鼻壶，头顶部位另有V形石刀。5件梯形石刀和石钺等均置放在身体的右侧。胸部部分置放了成组饮食器，计有盛放的椭圆形豆盘、戴簋各一（盖还甚不合体）、双鼻壶和翘流盉一、5件形态各有不同的杯。脚端部位为甗、簋、罐、盆的组合，没有鼎。

棺外陶器中有甗1、鼎2、翘流盉2、豆2、双鼻壶1、簋1，以及特别的红陶罐1件。

小兜里M6、M2、M5是一组由西向东依次埋设的大墓。M6也存在着随葬品棺内棺外随葬的情况，但是种类完全不同：M6棺外随葬的除了棺外侧石钺（10）外，有8件（组）陶器置放在棺盖上：红陶盆（25）、红陶罐（26）、盘（2）、翘流盉3（1、11、31）、双鼻壶3（3、9、13）。棺内随葬陶器，计有鼎和甗各2（27~30）、豆2（41、45）、带盖盘（46、47）、双鼻壶2（42、43）、带盖杯1（44）、带盖罐1（32），以及盆和簋各1（12、14）等。显然，相对于M5，作为饮器主体的3件翘流盉都被置放在棺盖上，而两套鼎、甗在随葬在墓主人的脚端部位（图8）。

▲图8

位于M6和M5之间的M2，是三座大墓中最先发掘的，判断棺外置放的陶器主要根据高程等出土状况，仅是推测8件陶器可能原先置放在棺盖上：翘流盉（1）、红陶罐（18）、红陶盆（21）、鼎和甗各2（19、20、28、24）、豆2（22、23）。

小兜里M6、M2、M5三座良渚文化大墓随葬陶器的组合基本一致，尤其是两套鼎、甗，以及一墓多件翘流盉甚有特点，但是三座墓把这些陶器分别置放在不同的空间，尤其是两套鼎、甗的置放空间各有不同，应该有一定的含义。

小兜里遗址东北约6.4公里是海盐龙潭港遗址，龙潭港M9也是一座规模接近小兜里M6、M2、M5的大墓，墓坑长3.35、宽1.75米，随葬品54件（组），墓坑东南角也置放陶缸，棺材内陶器头端有双鼻壶、盆、杯等，脚端部位也有两套鼎和甗，另加罐形鼎1，还有双鼻壶、豆、翘流盉等，只是野外没有说明是否存在棺内棺外的置放可能。

随葬品的种类和组合、品质和数量反映了墓主人的身份、等级和地位，随葬品放置在墓内的不同空间，是葬仪研究的重要内容，值得今后在野外多留意多观察。

小兜里遗址第一~三期考古发掘先后参加的有方向明（领队）、周建初、盛文嘉、郭宗录、杨卫、梁丽君、徐凤芹、蔡述亮等，第二期发掘由仲召兵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