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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儿 陆游
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
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宋宁宗嘉定三年（1210）春，八十五岁的诗人已快要走完他坎坷多艰的人生旅程。就在这弥留之际，诗人写下这首著名的《示儿》诗，表现了这位“一身报国有万死” 的诗人念念不忘中原，念念不忘恢复，至死不渝的爱国主义情怀。
自古以来，一些英雄志士虽然都能坦然面对死神，但各有各的方式：“死去何足道，托体同山阿”，这是陶渊明式的放达；“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这是孟子式的倔强；“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是文天祥式的忠贞。陆游这首《示儿》则在忠贞之外，又加上他特有的旷达和浪漫。其表达方式是先发感慨：“死去元知万事空”。人一逝去，万事成空，个人的理想抱负当然付之东流， 家庭儿女之事自然也抛舍一边。这句话貌似颓唐、消沉，实际上是故意宕开一笔，然后在“但”字上做文章。诗人在死神面前并未万念俱灰，仍有悬念牵挂之事，这就是“但悲不见九州同”。这一句，把诗人念念不忘中原，时刻悬于心间的爱国热情，深沉地表现了出来。诗人一生坎坷多艰：“儿时万死避胡兵”，少年时代就饱尝了战乱流离之苦；进入仕途后又因主张抗战屡屡受到主和派的排挤和打击，长期闲居，壮志难酬；特别是晚年，诗人贫病交加，“匡扶三日病在床”，“食不足以活妻子，化不足以行乡邻。忍饥读书忽白首，行歌拾穗将终身”（《寒夜歌》）。但这一切都不是诗人临终时感伤的原因，诗人的“悲”中已完全排除了个人的遭遇和恩怨，甚至亲人生活的安危也不在其中，诗人“但悲”的是祖国尚未统一，中原尚未收复。这种为国忘身的至诚，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按照写诗的一般思路，下面就应该顺着“但悲”这个脉络去写自己对仍沦陷的中原的思念。但如这样写下去，诗就显得平直，情调也过于暗淡了。它既不符合诗人的主观愿望，也不符合以浪漫主义为基本特征，人称为“小李白”的陆游诗歌风格。于是诗的三、四两句来了个大幅度的时空跳跃，由生前跳跃到死后，由悲愤转化为告慰：“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这两句遗嘱的前提是中原一定会收复，胡人一定会被击溃。这是诗人的希望所在，也是诗人的信念所存。要知道，诗人一生由于力主抗战而屡遭打击，他只好把现实生活中实现不了的愿望用梦幻、想象的方式表现出来。据统计，陆游集中关于记梦的诗有九十多首，而且多是战胜了胡兵，收复的失地，如“三更抚枕忽大叫，梦中夺取松亭关”；“三军甲马不知数，但见银山动地来”；“ 凉州女儿满高楼，梳头已学京都样”（《五月十一日夜且半梦从大驾亲征尽复汉唐故地》）等。但当诗人写这首《示儿》，生命之火已成余烬，再也不可能用双手来实现自己的梦想，因此只好把希望寄托于未来，寄托于儿孙。所以，这句“家祭无忘告乃翁”与第二句“但悲不见九州同” 在内容和情感上相呼应，再次强烈地表现出诗人的爱国热忱。
这首《示儿》诗立意新颖，不落俗套，它一反绝笔诗那种凄惨感伤或故作放达的方式，写得沉雄悲壮，又充满希望。因此，每到民族危亡关头，它就能产生一种别的诗作无法代替的号召力量，激发出一种无法比拟的爱国热情。所以晚清诗人梁启超在《读陆放翁集》一诗中感慨地说：“诗界千年靡靡风, 兵魂销尽国魂空。 诗中什九从军乐, 亘古男儿一放翁”。
遗憾的是，在诗人之后，国家倒是统一了，但统一的是元世祖忽必烈，而不是诗人期待的南宋。宋恭帝德佑二年（1276）年正月，元丞相伯颜率大军进逼南宋都城临安，南宋太后率幼帝和百官投降，南宋灭亡。作为不愿屈节仕元的南宋遗民林景熙，在国破家亡之际重读这首《示儿》，真是感慨万分，写下这首同样著名的《书陆放翁诗卷后》：“青山一发雨蒙蒙，干戈天南地复东。儿孙已见九州同，家祭如何告乃翁”。从这首感慨万千的诗中，我们同样可以看出陆游这首诗作的巨大影响。
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暮热游荷池上 杨万里
细草摇头忽报侬，披襟拦得一西风。
荷花入暮犹愁热，低面深藏碧伞中。
杨万里（1127年—1206年），字廷秀、号诚斋。江西吉州南溪（今江西省吉水县黄桥镇湴塘村）人绍兴二十四年（1154年）进士。历任国子博士、太常博士，太常丞兼吏部右侍郎，提举广东常平茶盐公事，广东提点刑狱，吏部员外郎等。
杨万里为人忠贞爱国，立朝刚正不阿。
高宗绍兴二十四年（1154）春，杨万里进士及第。二十六年（公元1156年），授赣州司户参军。二十九年（公元1159也年）十月，调任永州零陵县丞。时主战派领袖张浚谪居永州，闭门谢客。杨万里三次前往拜渴而不得见，后以书信力请，并通过其子张拭介绍，才得接见。张浚勉之以“正心诚意”之学。杨万里服膺其教终身，于是名其读书之室曰“诚斋”。因上书要斩秦桧之头以谢天下的胡铨当时谪居衡州，杨万里又请他为此写了《诚斋记》。并自称“一日而并得二师”（《跋张魏公答忠简胡公书十二纸》），张浚、胡铨两位爱国名臣成方杨万里终生效法的榜样。
孝宗乾道六年十月，因右相虞允文推荐，杨万里除国子博士，杨万里开始作京官。次年，张栻由于反对侯幸近习执掌要职得罪虞允文而被挤出知袁州，杨万里抗章力争张拭不当去位，又致书虞允文，以正理相规劝，公而忘私，深为世人称道。孝宗淳熙十四年（1187）十月，任秘书少监。十五年三月，孝宗昕纳翰林学士洪迈之议，以吕颐浩等人配飨高宗庙祀。杨万里力争主战名将张浚当配飨，指斥洪迈不俟集议、专辄独断，无异“指鹿为马”，惹恼孝宗：“万里以朕为何主？”，削去直秘阁，出知筠州（今江西高安）。
淳熙十六年二月，光宗受禅。杨万里复直秘阁。入京后连上三札，要求光宗爱护人才，防止奸佞做到“一日勤，二日俭，三日断，四日亲君子，五曰奖直言”（《第三札子》）。十二月，除秘书监，充任接伴金国贺正旦使入金，沿途写下《初入淮河四绝句》等著名诗章。
绍熙二年（1192），朝廷下令于江南诸郡行使铁钱，杨万里上书谏阻，不奉诏，得罪宰臣，因而改知赣州。未赴，八月谢病自免，回归吉水故乡。
杨万里为人又清正廉洁：作京宫时，就预先准备好了由杭州回家盘缠，锁置箱中，藏在卧室。又戒家人不许置物，以免离职回乡行李累赘，就这样“日日若促装”待发者。江东转运副使任满时，将余钱万缗全弃之于官库，一文不取而归。退休南溪之上，自家老屋一区，仅避风雨。当时诗人徐矶（公元1162-1214年}称赞他“清得门如水，贫惟带有金”（《投杨诚斋》）。
杨万里晚年誓不出仕，据传是由于不满权臣韩侂胄当国。韩筑南园，要请他作记，他坚决拒绝：“官可弃，记不可作也！”。后因韩专权日甚，遂忧愤成疾。家人知他忧国心重，凡一切时政消息皆不敢告知。开禧二年（1206）五月七日闻韩侂胄轻开边衅北伐，愤然叹呼：“奸臣妄作，一至于此”！他料定韩侂胄意存侥幸，轻举妄动，必然失败，贻害国家。当晚彻夜不能成眠。第二日早晨，他又不肯进食，兀坐书斋中，呼纸手书云：“韩侂胄奸臣专权误主，动兵残民，谋危社稷。吾头颅如许，报国无路，惟有孤愤！”又别书十四言告别妻儿，笔落而逝。享年80岁。谥“文节”，追赠光禄大夫。
在中国文学史上，杨万里与陆游、范成大、尤袤并称“南宋四家”、“中兴四大诗人”。他的诗歌有4200余首。其中有些诗作反映农家生活，表达了他对民生的关心及对劳苦者的同情。如《悯农》、《观稼》、《农家叹》、《秋雨叹》、《悯旱》、《竹枝歌》、《插秧歌》等，但数量并不多大部分是吟咏江风山月的写景抒情之作和应酬之作。其中有不少抒情写景的小诗，由于观察细致深入，描写生动逼真，感情真挚浓厚，因而意趣盎然，颇能动人。如“梅子留酸软齿牙，芭蕉分绿与窗纱。日长睡起无情思，闲看儿童捉柳花”（《闲居初夏午睡起》）；“雾外江山看不真，只凭鸡犬认前村。渡船满板霜如雪，印我青鞋第一痕”（《庚子正月五日晓过大臬渡》）；“春回雨点溪声里，人醉梅花竹影中”（《除夕》）等，均写得圆转自然，清新活泼，极有思致，而且有题外之旨：“谁言咽月餐云客，中有忧时致主心”（《题刘高士看云图》），和那些专门描摹风云月露的诗人走的是不同的道路。
杨万里广泛地向前辈学习，但又绝不为前辈所囿，而是立志要超出前辈：“传宗传派我替羞，作家各自一风流，黄（庭坚）陈（师道）篱下休安脚，陶渊明，谢（灵运）行前更出头。”（《跋徐恭仲省干近诗》）他正是以这种不肯傍人篱下、随人脚跟的开拓创新精神，终于“落尽皮毛，自出机抒”（吕留良、吴之振、吴自牧《宋诗钞诚斋诗钞》），别转一路,自成一家。他创造了的“诚斋体”，在诗歌史上独树一帜。所谓“诚斋体”就是讲究“活法”，具有“新、奇、活、快、风趣、幽默”等特点，“流转圆美” “(刘克庄《江西诗派小序·总序》），“活泼刺地””(刘祁《归潜志》卷8）如上面说到的《闲居初夏午睡起写得情致深婉，人称“胸襟透脱”（《鹤林玉露》甲偏卷4）。又如《戏笔》、《擞风伯》、《下横山滩头望金华山》、《夏夜玩月》等，也都写得机智活脱，极有思致，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注意吸取民间营养，可能是“诚斋体”的主要源头之一。杨万里十分注意学习民歌的优点，大量汲取生动清新的口语人诗，往往“假辞谚语，冲口而来”（蒋鸿翔《寒塘诗话》），因而形成通俗浅近、自然活泼的语言特色。杨万里的诗，在当时就有很大的影响：“今日诗坛谁是主，诚斋诗律正施行。”（姜特立《谢杨诚斋惠长句》）“四海诚斋独霸诗。”（项安世《又用韵酬潘杨二首》）诚斋体。
杨万里除诗作外，另有诗论《诚斋诗话》，赋作《浯溪赋》、《海赋》，词作15首，风格清新，富于情趣，颇类其诗。又精于《易》学，存有《诚斋易传》所著《诚斋集》133卷（包括10种诗集及各体文章），有《四部丛刊》本；《杨文节公诗集》42卷，有乾隆间刻本；《诚斋易传》20卷，有曝书亭影宋本；《诚斋诗话》1卷，有《历代诗话续编》本。
这首《暮热游荷池上》就是“诚斋体”的代表作之一，体现了其“新、奇、活、快、风趣、幽默”诗风。其好友张镃称赞杨万里的诗“诗中有口”，可以横说竖说，皆如人意。
此诗写于宋孝宗淳熙五年（1178）诗人在常州太守任上。写的是在夏季荷花池旁纳凉的感受。暑天纳凉，这是夏天常有之景，也是人们常有之事，这是这种人们司空见惯的常有之景、常有之事，杨万里则用他的“诚斋体”表现得一场活络，异常出于意表，异常富有情趣。
一般说来，表现暑热基本上有两种办法：一是夸张，夸张酷热的程度和人们的感受；另一种是想象，想象酷热的肆虐和种种可以逃避的办法。这两种办法前人都已用过，而且用得很成功，如北宋诗人王令的《暑旱苦热》：
清风无力屠得热，落日着翅飞上山。
人固已惧江海竭，天岂不惜河汉干？
昆仑之高有积雪，蓬莱之远常遗寒。
不能手提天下往，何忍身去游其间？
诗人用夸张、想象的手法写出暑热干旱造成的后果，以及诗人以天下为己任的宽广胸怀。如果杨万里再沿此手法写下去，就不可能显得新鲜活脱。于是他变了一个手法——不再用夸张、想象的手法直接写暑热，而是改用拟人，用小草告诉诗人得风的消息，写人们急于纳凉的心理，以此反衬暑热的不可忍耐。其中一个“忽”字，既写出夏日凉风的急促、短暂，同时也写出细草好像也与人的情感息息相通：一旦风来了，就急忙来告诉人们。这种拟人的手法比平板的叙述自然显得活脱。第二句“披襟拦得一西风”则是正面描叙诗人暑热中寻求清凉的急切。“披襟”，是诗人乘凉之态；“拦得”是诗人得凉时的心理感受。夏季常刮南风，南风主火，吹到身上也不会觉得清凉。现在是“西风”，这是秋冬常有之风，秋冬会觉得寒冷，暑热天则会觉得清凉熨帖。所以诗人特别加以强调。但从上句我们得知，这是“细草”的感受，因此必须“披襟”才能“拦得”，才能感受得到。所以“诚斋体”不仅“新鲜、活脱、风趣、幽默”，而且在遣词用字上也是极其准确、极有分寸的。
如果说前两句是用拟人的方法烘托酷热的话，后两句则转入正面，方法仍旧是拟人：诗人不说自己畏热，而说池内的荷花也为暮热所苦，深藏在荷叶下面，不敢露面。荷花为荷叶所遮，这是荷塘中常见的现象。朱自清的《荷塘月色》：“曲曲折折的荷塘上面，弥望的是田田的叶子。叶子出水很高，像亭亭的舞女的裙。层层的叶子中间，零星地点缀着些白花，有袅娜地开着的，有羞涩地打着朵儿的”。荷花在月色下也是如此。但诗人却有意把它说成是畏热躲在荷叶下面。这样，荷花不仅有了人的心理，还有了人的动作。这样就把盛夏水边纳凉这个寻常的题材处理的新鲜别致。
这首绝句或者说“诚斋体”之所以能如此尖新奇巧，这与诗人善于观察、善于联想有极大关系。杨万里有个很大的本领就是能从寻常中发现不寻常，并在此基础上加以联想，然后从一个别人没有想到的角度把它表现出来。诗中“细草”摇头，荷花“深藏”，这是诗人细心观察的结果；而“细草”报信、荷花愁热，这就是诗人独有的想象了。况且，诗人又能顺此联想下去，产生一系列的情态和动作，把这个寻常的题材表现得如此不寻常。在《诚斋集》中这样的例子很多，如《戏笔》：“野菊荒苔各铸钱，金黄铜绿两争妍。天公支予穷诗客，只买清愁不买田”。 荒野中的野菊和青苔，在他的眼中可以变作铜钱，这本身就是在细致的观察基础上出奇的想象，诗人又能顺此联想下去，把这些钱想象成是老天爷送给贫穷的诗人的。这些野菊和青苔铸成的铜钱加上自身的和诗人的各自特征：“只买清愁不买田”。所以，清代“宋诗派”代表诗人陈衍说：“宋人工七绝又能创新意者，以陆游和杨万里为最”（《石遗室诗话》）。
 
杨万里故居黄桥镇湴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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