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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教育与中国高等教育的未来 张岂之、赵万峰 [作者简介]张岂之，195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同年考入清华大学哲学系读研究生；1952年在西北大学从事教学工作，1980年晋升为教授，1984年经国务院学位办公室批准为博士生导师；曾任西北大学历史系主任（1978—1984）、副校长（1983—1985年5月）、校长（1985—1991）；现任西北大学名誉校长、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教授，清华大学教授，兼任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副主任、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长期从事中国思想史、大学素质教育研究，代表性著作有《大学的人文教育》《儒学·理学·实学·新学》《中华人文精神》，主编有《中国思想史》《中国历史大辞典·思想史卷》《中国近代史学学术史》《中国历史》（六卷本）《中国思想学说史》（六卷本）《中国传统文化》《中国思想文化史》等。 赵万峰，2001年、2005年在西北大学分别获得文学硕士和历史学博士学位，2013年从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出站，现为西北大学历史学院副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近代思想及高等教育思想研究，代表性著作有《20世纪初（1898—1937）文化守成主义的教育思想及实践》等。 摘 要 在一百多年的现代转化过程中，中国高等教育虽然经历了许多坎坷，但最初的设计者还是较好地处理了中西高等教育传承与学习借鉴的关系，形成了比较完善的现代体系。当前的中国高等教育之所以遇到了“重科学轻人文，重技术轻素质，重数量轻质量”等问题，既与社会高速发展带来的一些因素有关，也与教育体系内部缺乏应对这些问题的文化自觉有关，还与人文精神教育在传播普及层面尚待完善、把人文精神教育片面地理解为只是文科教育有关，而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人文精神教育的缺失。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在全国教育系统推行的素质教育工程，目的就是想解决这些问题。其中，在大学素质教育过程中，还应当注意加强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的教育，如人文化成、刚柔相济、究天人之际、厚德载物、和而不同、经世致用、生生不息等。这需要通过分步骤去实现：首先，努力践行“文化育人”“文以化人”的理念，具体要处理好科学与人文教育的关系，处理好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会通，加强感情教育（美育）等方面的工作；其次，通过加强中外文化交流会通的方式来促进。在这个过程中，一定要很好地理解人文精神教育的真正含义，从各个方面落实和加强真正意义上的人文精神教育。通过这些措施，中国高等教育可以解决现在遇到的许多问题，也可以迎来美好的未来。 关键词 中国高等教育 发展历程 问题与原因 人文精神教育 一 赵万峰：张先生，您多年来一直关注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尤其是关注高等学校的素质教育问题，所以我今天想就有关问题向您请教。在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发展至今的一百多年里，高等教育体系直接受到了西方的影响。例如，学制、分科、教学方法等等，明显是学习和模仿了西方现代大学的规制。另外，相比于中国传统教育，西方现代高等教育的特点是科学教育发达。因此，在不少教育管理者的头脑中形成了一种固定观念，认为中国现代高等教育体系构建起来的标志就是学科分类清晰，以及教学过程中对自然科学内容的倚重。 张岂之：我对这种观念是有不同看法的。中国是一个有着数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古代的教育就很发达。孔子（前551—前479）为后学删定“六经”，教给学生以“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为主的知识与技艺；孟子（前372—前289）认为通过教育可以让每个人都能认识到自己本来就具有的“良知”。孔孟的教育思想奠定了中国传统教育的基础，也为以后“官学”与“私学”教育的发展划定了方向与路径。唐末五代以后，书院作为一种新的教育组织形式出现，它致力于淡化、消除孔孟式儒家教育中积久难除的功利性与家族性，以“天理人欲”“义理之辨”“治心修身”等理学精神的追求为目的，具有了现代教育追求真理的因素。孔孟道德品质教育与书院理学研讨教育相互补充，相互促进，构成了完整的传统教育体系。客观地说，中国的传统教育，尤其是高等级教育（相当于现代的大学教育），主要内容是人文教育，也包含一定内容的社会教育，比较欠缺自然科学的内容。这是中国传统教育的特点。 近代以来，中国高等教育百余年的发展历程确实经历了许多波折。随着国门的被迫打开，西方思潮纷至沓来，西方高等教育的一些思路也随之传入，科学尤其是自然科学的内容成为中国高等教育新的构成内容，但最初的中国现代教育体系设计者还是很好地关照了中国人文传统与西方科学教育之间的平衡问题。20世纪初，教育先驱者在介绍西方科学、设计中国科学教育时并无偏见。在他们看来，“科学”范畴中既有自然科学，也有人文社会科学。严复（1854—1921）在翻译外文著作之后把“科学”解读为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蔡元培（1868—1940）于1916年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后，从文科开始整顿北大，主张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并重，并且十分重视艺术教育。历史地看，蔡元培的大学教育理念奠定了北京大学百年来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领先地位。 1929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公布《大学组织法》《大学规程》及《专科学校组织法》《专科学校规程》，规定大学着重科学理论，而专科学校则专注应用学科教育。1930年，国民政府行政院令教育部执行国民会议通过的《确立教育设施趋向案》，规定“大学教育以注重自然科学及实用科学为原则”，对文、法学科的发展加以限制，将节余经费用于理、工、医、农学科。此后，人文教育逐渐淡化，工科技术教育被提到重要地位。尽管如此，中国许多教育家如1931年开始任清华大学校长的梅贻琦（1889—1962）、1936年开始任浙江大学校长的竺可桢（1890—1974）等仍然坚持大学应将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加以结合，作为文化核心的人文学科在大学应占有重要位置。 因此，近代以来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是一个比较理性的发展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现代教育体系的构建者们很好地处理了“继承”与“发展”的关系，一方面继承中国传统教育中重视人文教育的特点，另一方面也将西方教育中的科学教育内容引入其中，做到了人文与科学教育并重。中国现代高等教育构建了一个道德修养与技术教育并行的现代大学教育模式，为以后现代高等教育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赵万峰：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的现代高等教育体系中既有中国传统教育的因素，也有西方现代高等教育的内容，而影响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西方高等教育模式是日本及欧美如英、美、德、法等国的高等教育体系。所以，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就面临着两个选择，是继续发展完善已经接受的西方教育模式，还是向苏联的高等教育模式靠拢。结果是选择了后者，并且对高等教育的发展方向、办学模式等进行了大的调整。现在看来，这些调整是有利有弊的。 张岂之：是的。新中国建立以后，受历史的、国际环境的影响，在教育模式上学习了苏联的高等教育体制，将主要精力用于建设单科性大学，专业较窄，分科较细，学生的知识结构比较单一。大学的建制也因为学习苏联的大学模式，进行了较大的调整。这次调整贯穿了20世纪50年代，以1952年的院系调整与1958年左右的“三线建设”时高校力量的西进等为主要代表，科学教育取得了快速发展和很大成就，一些著名大学奠定了高新科技的基础，为国力的增强做出了巨大贡献，如“两弹一星”等。 赵万峰：到了20世纪90年代，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向普及教育思维转变，出现了全国高校的扩招潮流。在第一轮扩招改革完成之后的2002年左右，中国的高等教育已经步入大众化教育的行列。这种思维的转变，既顺应了现实的需求，符合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对高层次专业人员需求不断增大的趋势，也可以使青年从业后备人员接受高层次教育。对此，您怎么看？ 张岂之：在20世纪90年代，为了适应社会经济改革发展对于高素质、高层次、高技术人才的大量需求，中国高等教育出现了跨度非常大的扩大招生改革，用了短短十五年左右的时间，完成了西方国家几百年才完成的任务，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发展变化。但也因为发展太快，带来了一些问题。由于没有做好扩大招生的前期准备工作，表现在校园建设中的“高、大、上”追求，教育思想上的产业化思维，原有优质教育资源不断被透支、稀释等等，这些都为高等教育的健康发展埋下了隐患。 赵万峰：中国高等院校发展至今已经有两千五百多所。由于队伍庞大，问题不少。有学者将这些问题归纳为“三化”，即 “学科同质化，办学市场化，管理行政化”。在您看来，中国高等教育目前存在的最主要问题是什么？ 张岂之：目前中国高等教育从教育思想方面看，存在的最主要问题可能是“三重三轻”——“重科学轻人文，重技术轻素质，重数量轻质量”。 所谓“重科学轻人文”，是说现今大学里存在着重视自然科学学科发展，轻视人文学科建设的现象。“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同等重要”的观念，并不牢固。 所谓“重技术轻素质”，是指近年来大学教育出现了明显的重视学生现实技术性教育而放松学生思想修养、质量磨砺、道德情操养成教育的现象。最典型的就是，明确分出了所谓“长线专业”与“短线专业”。由于受到“唯技术论”者的影响，大学教师成为“工人”，大学生成为“产品”，大学这个“工厂”追求的是物质与金钱的效益，以产出多少能够被社会认可的“合格产品”作为评价其存在价值的标准。这就在社会引领责任上出现了偏差。用教育的行话来说，大学最重要的理念——“素质教育”落实不够。 所谓“重数量轻质量”，是指由于快速发展、扩大招生、偏重理工科思维等原因，或多或少形成了重视数量忽视质量、只见数字不问内涵的状况。当然，提高教育质量问题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世界大学生数量每十年翻一番；到2010年时，已达到1.6亿。由于数量剧增，优质教育资源稀释，导致质量下降；因此，保障高等教育质量是中国与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挑战。 二 赵万峰：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关世界高等教育情况的报告《世界高等教育发展与趋势》所言，中国在2003年时的高等教育规模已经位居世界第一；而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数据显示，2014年，中国在校大学生人数达到2468万人。数量如此之大，而质量教育跟不上，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您把它归纳为“三重三轻”，言简意赅。这似乎与这些年来的社会大背景有直接关系。 张岂之：社会大背景是造成中国高等教育出现问题的宏观因素，如果具体地说，原因有四方面： 其一，随着社会的飞速发展，一方面，“市场经济”观念深入人心，技术教育的实用性日益受到重视。市场经济可以激励大学生竞争进取，提高他们学习的积极性，“想多学一些实用知识”便成为多数大学生的追求。由于技术教育有“立竿见影”的成效，因而它极易离开文化自觉的轨道，远离人文学科 (或人文精神)的浸润而傲视其他，使得重技术轻素质的现象成为必然、合理的结果。另一方面，一些新生事物的不断涌现，也在改变一些传统观念。譬如网络，它使全球文化在同一个网络圈中并存竞争。但网络在使各种文化交流融合、共生共荣的同时，也加大了文化殖民问题的危险——由于信息技术发展的不平衡性，也由于经济实力、语言文字等原因，某些民族文化会处于劣势。文化生态的多元规律如何把握？用什么伦理原则来维持多元文化共同进步？这都需要深入研究。 其二，教育体系内部缺乏应对这些问题的文化自觉。市场经济是一把双刃剑，如果只看到它遵循价值规律、等价交换原则，而忽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忽视学生的文化素质，那将会产生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等一系列后果。即使在人文学科内部，对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关系的认识也不是没有问题的。一些人认为，对人的精神塑造主要靠社会科学而非人文学科。实际上，这两者对人的精神世界都有重大意义，而后者可以说是前者的基础。记得科学家钱学森（1911—2009）说过：“小时候，我父亲就是这样对我进行教育和培养的，他让我学理科，同时又送我去学绘画和音乐，就是把科学和文化艺术结合起来。我觉得艺术上的修养对我后来的科学工作很重要，它开拓科学创新思维。”钱学森强调文化艺术是科学创新思维启动剂的话，很值得深思。 其三，把人文精神教育等同于文科教育。文化素质教育关系到人的综合素质的提高，人文精神教育直接服务于培养全面发展的人。两者用词不同，但实质却是相同的。文化素质教育的核心就是人文教育，需立足于知识传授和形象感染，着重于人文知识与人文精神教育。当教师在介绍文、史、哲和艺术方面的优秀成果时，总是要结合社会实际和学生的思想来加以阐释，这就不可避免地会有政治的价值取向，文化完全离开社会政治的价值尺度是不可能的。同时，人文精神教育是长期的终身教育，不能只限于中学阶段，大学及大学毕业后人文精神教育也应得到加强。 其四，人文精神教育在传播普及层面尚待进一步加以完善。虽然中华传统文化研究已经取得很多成果，但文化研究的成果如何才能普及开来、成为社会的精神营养？现在看来，只靠学术杂志和学术专著的传播有着很大的局限性。在高等学校工作的中国文化研究者可以将研究成果转化为课堂教学，使学生受到应有的教益；在研究机构专门从事研究工作的学者也应争取机会到高等学校去作讲演，在教学相长过程中既使学生受益，也有助于提高自己的研究水平。 赵万峰：说到大学教育内部对于科学与人文之间关系问题的理解，不少人对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 Smith,1723—1790)《国富论》一书中关于经济问题的三个观点表示认同：第一，人是自私的，人的第一目标是追求财富增加；第二，自私利己也成为个人从事经济活动的动力；第三，不必担心没有底线利己结果的出现，市场上价格这只“看不见的手”会把个人利己的行为引导向有利于整个社会发展的方向。一些学者由此主张，交由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调节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之间的关系。 张岂之：人们的高质量生活不能只靠科学技术，因为人还有另一个重要的方面，那就是精神追求和人生信念，这不能没有人文，不能没有艺术。事实证明，只靠自由经济这只“看不见的手”来调节，或者只靠科技推进经济，都难以全部达到预期目的。后来，哲学家、社会学家、思想家们又一次发现了“人”、发现了人的行为规范即道德的价值。中国现在倡导“诚信”的经济原则，将“人”作为经济活动的中心。“以人为本”的原则正是人文与科技结合的具体表现。科技与人文并重，才能导致社会向健康、公平、公正、文明的方向发展。 作为大学，要在促进社会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发挥重要作用，自身就要实现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融合，用这方面的成果去为社会服务。大学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交融应体现在大学的各个方面，但主要体现在大学文化学术建设的层面上。作为大学文化，既要有精深的自然科学和技术文化，还要有人文文化。它们之间不是分离孤立的，应融合为一个整体，从而促进新兴学科、交叉学科、边缘学科的创造性发展。大学只有具备了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交融这个基础，才能够提高自身的文化品位，成为优秀文化的研究者、传播者和建设者。 三 赵万峰：加强人文精神教育是解决目前中国高校人文教育不足问题的最有效措施，这个答案没有问题。但问题是，怎样加强人文精神教育？用什么内容、靠什么措施来加强人文精神教育？我注意到，对于第一个问题，您在一些文章和著作中都做过回答，那就是通过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方式来加强人文精神教育。其实，这里面也包含着另一个问题：中国传统文化涉及的内容非常广泛，不仅是您，还有许多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专家，在解读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涵时都有着不同的认识；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精神“言人人殊”该怎么去处理？ 张岂之：“人文”一词是三千年前中华祖先创造的一个词，与当时另一个词“文明”具有大体相同的含义——“文明以止，人文也”，指人们与“粗野”相对的优秀品质；它还指一种好的社会制度。按照古人的理解，人文精神就是文明精神。人们今天解释人文精神，指的是人实现自身价值的精神，一种高尚的精神境界。当然，培养这样的精神与气质需要多方面努力，其中中国传统文化的弘扬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至于说中国传统文化涉及面非常广泛，到底什么才算得上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精神？在我看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精神只在少数方面是“言人人殊”，在多数方面还是有共识的。这些共识可以用十二句话来凝练:一是“天人和谐”；二是“道法自然”；三是“居安思危”(忧患意识)；四是“自强不息”；五是“厚德载物”；六是“诚实守信”；七是“以民为本”；八是“仁者爱人”；九是“尊师重道”；十是“和而不同”；十一是“日新月异”；十二是“天下大同”。另外，我最近还在清华大学做过一场题为“传统文化独特的自我创新之路”的演讲。我采用了“自我创新”这个主题，通过不同学派的“相反而相成”、中国思想文化是与时俱进的思想学说、“经世致用”的丰富内涵等线索，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进行了普及介绍。 赵万峰：您报告的内容我读到了，因此有了第二个问题：所有的中华传统文化精神都可以作为大学进行人文精神教育的材料吗？因为，毕竟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其中总得有个取舍吧。如果是这样，那么，取舍的标准是什么？ 张岂之：“人文精神”的含义是人实现自身价值的精神，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理想，把对人的尊重提到一个新的高度。中国提倡的人文精神，是在此基础上的既具有中国历史文化特点又是现实所需要的人文精神，也就是具有中华民族思维特色的人文精神。它可以说是一种道德的人文精神，一种美感的人文精神，一种日新的人文精神，一种与自然相协调的人文精神。这是大学人文精神教育的根本目标。 中国大学里的人文精神教育，应当重视文化的民族特征。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其优秀的部分贯穿着本民族特有的人文精神。中华人文精神可以具体归纳为：“人文化成”——文明之初的创造精神；“刚柔相济”——穷本探原的辩证精神；“究天人之际”——天人关系的艰苦探索精神；“厚德载物”——人格养成的道德人文精神；“和而不同”——博采众家之长的文化会通精神；“经世致用”——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精神；“生生不息”——中华民族的人文精神在当代的丰富与发展。这些精神还可以再归纳为道德的人文精神、人与自然和谐的人文精神等，它们均可以作为大学人文精神教育的主要内容。 赵万峰：要从浩如烟海的中华传统文化宝库中提炼出适合于高等学校素质教育的具体内容，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我觉得，您的直接、简洁的概括非常实用。但是，真正将您总结出的中华人文精神落实到高校素质教育实践之中，也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它需要循序渐进，一步步地实施。 张岂之：首先，应当努力践行“文化育人”“文以化人”的理念。一个社会是否健康发展，关键在于人的素质、民族的整体素质。大学培养高素质人才，必须要有“文化育人”理念的真正落实。这里说的“文化”，不仅有中华优秀文化、全人类优秀文化，而且包含在大学进行专业教育中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丰富文化资源与成果；这种“文化”与人的德、智、体、美的全面发展是联系在一起的。大学文化素质教育是“文化育人”、“文以化人”的基础。大学需要继续开展文化素质教育，并且不断加以提升，使之渗透到大学的整体素质教育中去。大学文化中各个部分的会通融合也是不可缺少的。它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会通。二是实现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的结合。三是加强大学生的感情教育（美育）。中国古代传统教育理论重视情感教育，认为教育包含“知”（知识与认识能力）、“情”（情感、审美能力）、“意”（意志、志向、理想）三个层面；而如何对待情感世界，则因人而异——“圣人调情”（圣人能合理地调整自己的感情）、“君子制情”（君子善于克制自己的不健康情感）、“小人纵情”（小人放纵自己的感情，忘乎所以，流于庸俗）。这些论断，今天看来，仍然发人深省。人的情感有社会性，也有个性。对青年来说，他们有充沛的感情，但由于知识和阅历不多，难免会有不成熟的、矛盾的方面。因而，对大学生进行文化素质教育，在情感教育的内容上应培养他们健康充沛的感情，提高他们的情感调节能力和审美能力。 其次，大学应促进中外文化交流与会通，这有助于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在经济全球化和互联网时代，文化的多元并存和交流发展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热潮。现在中国在许多国家开办了孔子学院，与全世界很多国家签订了政府间文化合作协议和文化交流执行计划，先后与法国、意大利、俄罗斯、西班牙、韩国等举办文化交流年活动，还投入大量资金支持中华经典及优秀学术著作的对外翻译与推广，这些都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部署。中国的大学，作为文化传承的重要场所，不仅要宣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还要善于吸收优秀的人类文化，在深入交流的基础上为中华文化的创新发展做出贡献。 赵万峰：在中国的绝大多数大学，教育有着文科与理科之分，两者有着不同的学科体系要求与主干课程设计。不仅在大学外部，就是在大学内部，有不少人认为：如果在理科学生群中提倡人文精神教育是可以接受的，但对文科学生而言，倡导人文精神教育略显多余。因此，要不要对文科学生进行专门的人文精神教育还是有分歧的。 张岂之：“文科”是对人文社会科学学科专业的一个总称，具有较高的概括性，其内部的具体学科却是千差万别的。尽管“文科”这个说法不规范，但却一直在使用，主要是指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专业课程内容，以知识与技能传授为主，有一定的人文精神教育内容。但是，由于它缺乏专门的成体系的人文精神教育内容，在人文精神教育方面并不专业，因此，要让文科学生也成为自觉的人文精神的拥有者，也需要对他们进行专门的人文精神教育。 对于人文学科的本科生和研究生来说，阅读并深入研究一些中华文化经典是十分必要的。这些文化经典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精华的结晶，是经过长期历史检验的文化珍品。例如，《论语》《道德经》（《老子》）《孟子》《庄子》《荀子》《周易》“三《礼》”《史记》《淮南子》《坛经》等等。 赵万峰：据说您曾经给国家教育主管部门提过一个建议，建议各个高校在研究生教育阶段，不要向人文学科的研究生提出硬性的论文公开发表指标，更不要将论文发表的数量、层次要求与能否顺利毕业挂钩。不知这个建议与您一贯提倡的加强人文精神教育有没有关系？ 张岂之：我多次提出过这样的建议，是从真正意义上加强学生人文精神培养角度来考虑的。因为，各学科间存在着许多差异，理、工、医、农与社会科学以及人文学科有差异，不可同日而语。在人文学科研究生培养上，中国已经有了规范的培养程序和成体系的内容，像学位论文的选题、开题报告、提交论文提纲、撰写初稿、修改、定稿、同行专家评议、论文答辩、再修改等环节。所以，我不赞成人文学科的研究生在读期间必须在所谓“核心期刊”上发表几篇论文的硬性规定。这不符合人文学科人才成长必须有足够积累的要求，不符合中国人文教育传统，也浪费时间，反而容易把研究生的注意力吸引到非学术性的活动上去，并增加研究生的负担，使他们不能专心撰写学位论文。在人文学科领域，研究生只要能打好学术基础和写出高水平的学位论文，并且自觉恪守学术道德，没有必要要求他们在读研究生阶段公开发表论文。 我的这些观点并不是说要降低对人文学科研究生教育的要求与标准，相反，我认为应该提高对研究生培养的要求与标准，只不过它不是量化的标准与要求，而是真正人文精神意义上的标准与要求。具体地说，人文学科研究生的培养最好能抓住三个环节，即“兼和”“守正”“日新”。“兼和”是对研究生的基本要求，主要表现在硕士研究生阶段要打好专业基础，拓宽专业视野，为进一步获取博士学位创造条件。逻辑思维的训练也非常重要，治学、育人要与历史结合、与现实结合；结合得好不好，关键在于逻辑思维。21世纪的人文学者还要有世界眼光，研究世界学术，在世界人文学科领域要有中国的声音，中国学术要向世界领先地位迈进。“守正”是对研究生道德修养方面的要求。在教学中突出学术道德教育这个核心，使“做人”与“为学”统一起来。所谓“正”，首先是个人要正直，有正义感，有道德操守；其次是要求研究生关注社会现实，服务现实，发扬学术经世致用的功能，做有良知的人文学者。“日新”是与研究生学术创新紧密结合的。创新是学术的生命，而健全的学术规范、良好的学风则是学术创新的保证。要提高研究生的创新能力，学术规范教育、学风教育必不可少。 赵万峰：深化高等教育改革，发展高等职业教育，促进高等教育公平发展，改进高等教育科学研究评价，已经成为当前中国高等教育领域的主要工作，教育界内外对此议论颇多。您既是一位资深的人文学者，又在教育管理和教学岗位上实践多年，对于中国高等教育改革，您也一定有着自己的想法。 张岂之：我完全同意你说的中国应继续深化高等教育改革，发展高等职业教育，促进高等教育公平发展，改进高等教育科学研究评价，而人文教育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这些改革层面的推动力。教育是百年大计，是关于人内心、智慧的塑造和提高，与具体建设工程不同。一幢大楼、一座大桥，可望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完成，而且是有具体形象可见的。但是，人的智慧开发却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具有自身的许多特点，需要教育工作者付出很大精力。学校与市场、交通运输也不是一回事，应当宁静和谐，一切有序，使师生们有比较充裕的时间在教与学上取得良好的成绩。但现在的问题恰恰是，有时人们习惯用有形的东西来代替教育的内在特质，在有些方面使教师们不能沉下心来做教书育人的细致工作，干扰较多。而提高教育质量，学校领导要有时间深入教育实践，教师要有时间深入教学、科研实践，如果没有充分时间用在“正业”上，那么，教育质量的提高是会受到影响的。 中国高等教育需要借鉴国际上高等教育的经验，但中国有自己的国情，有自己的文化传统，不能照抄照搬。与世界上一流大学相比，中国高等教育在“严格要求”这四个字上是有差距的。有严格要求，才会有进步发展；不解决“严格”问题，其他都不好谈。 总之，我对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充满了信心和希望。在21世纪中叶，中国高等教育将在改革中再上层楼，中国式的大学文化素质教育也将开花结果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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