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定唐宋帝国生死的大运河

大运河动工开凿，至今已有2500多年历史，是世界建造时间最早，使用最久，空间跨度最大的人工运河，京杭运河只是人们最熟悉的那部分，其实，大运河还包括隋唐运河，浙东运河在内的4000公里广阔空间，在漫长的时光里，这条河流支撑生活，激发灵感，启迪心智并指引未来，古往今来，这部书写在大地上的史诗故事，已经被讲述了许多遍。此刻，当我们再次审视这条河流的时候发现，故事的迷人之处就在于，故事还在继续……

运河与城市

城市脐带，演绎兴衰传奇

大运河开通后，从隋唐的洛阳，到北宋的开封，南宋的杭州，再到元、明、清的北京，历经沧海桑田，王朝更替，古代封建王朝的都城再也没有离开过运河。

开凿修建

“羡江都自古神州，天上人间，楚尾吴头。十万家画栋朱帘，百数曲红桥绿沼，三千里锦缆龙舟。”宋代词人汤式一首《忆维扬》，以“天上人间”喻扬州，写意挥毫，描摹了当时扬州城和大运河的盛景与气派。

据《左传》记载：“鲁哀公九年，吴城邗，沟通江、淮。”时年为公元前486年，距今已有2500多年。与多数古城一样，吴王夫差筑邗城后，战火频繁，几度兴废，但同时开凿的一条沟通江淮的河道——邗沟，却成了我国最早的人工运河之一，作为中国大运河最早的组成部分，邗沟的开凿为后来南北贯通的大运河奠定了基础。

隋炀帝即位后，历时6年，开凿了一条贯通南北的大运河——隋唐大运河，全长2700公里，以洛阳为中心，沟通起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

据南宋《嘉泰会稽志》载，东晋时，会稽内史贺循利用山阴故水道，开辟了自浙江至舜江（即今曹娥江）西兴运河，并使之与上虞以东的运河和姚江、甬江相接，直达明州。至此，全长239公里的浙东运河，西起钱塘江古渡西兴镇，流经萧山、绍兴、上虞、余姚、宁波，在镇海招宝山注入东海全线贯通，成为浙东地区的水上大动脉，并与隋时贯通的京杭大运河相衔接。

元朝定都大都后，对南北大运河进行截弯取直，避开河南和安徽，取道山东，开凿济州河和会通河，使南北大运河缩短了近1000公里，这就是后来的京杭大运河。明清两朝基本依赖大运河进行漕运和其他物资的运输。

忽必烈的雄心壮志

1272年，元世祖忽必烈正式决定将运河最北端的城市北京定为都城。当时的北京还是经济并不发达之地，忽必烈定都北京的信心来自于那条正在筹划中的京杭大运河。20年后，京杭运河贯通，北京成了漕运新的目的地。

而千里之外，偏安江南的南宋王朝还在梦想着有朝一日重新把隋唐运河纳入自己的版图。他们以临安为都城，依托短短的江南运河和浙东运河，开创了一个经济极度繁荣的时代。

临安，就是今天的杭州。早在唐代，地处大运河南端的杭州就是一座著名的大城市，但它真正在中国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却是200多年后的南宋。1138年，南逃的北宋王室在运河南端的杭州安定了下来，把这里作为都城，建立了南宋。10万移民注入的活力，让这座南方古都迅速繁华了起来，杭州很快就有了天堂的美誉。在这之后的一个半世纪内，南宋王朝依托江南运河和浙东运河的便利交通，开启了一个辉煌的时代。

漕粮一路向北

山东临清原来只是鲁西平原一个小小的村庄，因为会通河的开通，这里成了重要的漕粮转运中心，与淮安、济宁、德州、天津并称为运河上著名的五大粮仓。

临清往北到天津是全长509公里的南运河，古城沧州正好位于南运河的中间。这座繁华的城市，在明朝初年的靖难之役中被毁。在这之后，南运河接通了沧州，成为城市新的萌生之地。因为地势平缓，南运河在沧州境内蜿蜒曲折地行走了253公里，沧州因此成了京杭运河流经里程最长的城市。

在今天的沧州地图上，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从青县开始，沧州、泊头、南皮、东光到吴桥，几乎每隔五六十公里就会出现一座城市，均匀地散布在运河两岸，形成了一条呈轴线分布的带状城市群，当年的运河码头在船舶停靠的岁月里演变成了一座座城市。对于很多人来说，运河不过是一条河流，而对于北方的这些运河城市却是一个时代。

扬州崛起

从北京往南流淌了1000多公里后，大运河在扬州汇入长江，扬州也就成了运河在江北的最后一站。

唐代的扬州是全国的漕运和盐运中心，也是国际交流的舞台，70多个国家的使节借道扬州沿运河北上长安、洛阳。那时的扬州城里长期居住着5000多名阿拉伯商人，经营着各种贸易，他们和波斯商人一起从遥远的国度带来了珠宝、香料、药材，又从扬州运回瓷器、铜镜。

美国学者爱德华·谢弗在《唐代的外来文明》写道：“8世纪时，扬州是中国的一颗明珠。扬州的富庶与壮美，首先要归功于它处于长江与大运河的接合部的优越地理位置。长江是中国中部众水所归的一条大江，而大运河则是将全世界的物产运往北方各大城市的一条运河。”

江南城镇涌现

沿运河一路南下，便来到了苏州。

700年前，马可·波罗来到苏州。他在那本著名的《马可·波罗游记》中这样写道：“苏州城方圆32公里……附近有16个富庶的大城市和城镇属于苏州管辖的范围，商业和手工艺十分繁荣兴盛。”

在江南，因为运河而繁荣起来的城市不只苏州。

因为京杭运河带来了一个更广阔的全国市场，产品可以行销到更远的地方，在长途贸易的刺激下，江南城镇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了出来。明清时期，苏州、松江、常州、杭州、嘉兴、湖州六府的城镇数量从宋代的71个，猛增到了479个，几乎遍地开花。当时全国最大的33个商业城市中，江南地区占了14个，超过1/3。仅苏州一府七县每年上缴国库的赋税就达到了全国的1/10。

如今站在21世纪的河岸上，重新审视这条流淌千年的人工河流，人们会发现，它的面貌每一年都在发生不可思议的巨大变化。一座又一座运河城市迅速实现了从沉寂到崛起、从闭塞到开放、从贫乏到繁荣的历史变革。

运河与国运

运河上的唐宋帝国隋唐大运河的缔造者隋炀帝杨广或许未曾料到，在大运河建成后的600多年间，这条大动脉的畅通与停滞，足以决定唐宋帝国的兴衰隆替。如今，唐宋帝国的辉煌早已渐行渐远，隋唐大运河的风采也不复往日。但无论这些运河故道是通畅、还是干涸，甚至深埋地下，它们都曾永久地改变了一个国家，深刻地影响了亿万人的生活，并最终嵌入我们波澜壮阔的历史册页中。

并非简单的运输通道

自隋唐运河修筑完成后，对于国家最重要战略物资——粮食的运输（即漕运）就放弃了艰辛辗转的陆上交通，开始通过大运河进行输送。

在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吴琦看来：“漕运是关系中国古代王朝兴衰的重要因素，漕运的本质在于把经济重心区域的物质财富输送到政治中心，因此漕运线是一条连接政治中心与经济重心区域的纽带，是王朝权力中心得以生存和运行的物质输送线和生命线。”

被誉为隋唐时期“天下第一仓”的洛阳含嘉仓里的谷子就是经过运河，最终汇集到这里。但是这些谷子究竟来自哪里？为什么要囤积在含嘉仓呢？

在洛阳博物馆，一块含嘉仓出土最为完整的铭砖上清晰记录了粮食的来源是苏州。除此之外，还有其他铭砖记录了粮食分别来自于邢州、德州、沧州等地。南北各地的粮食源源不断地运到洛阳，仅仅含嘉仓的一个窖中就有25万公斤谷子。

就在距离含嘉仓5公里的洛阳郊外，还有一处同时期的粮仓——回洛仓，它的大小、规模与含嘉仓非常接近。或许可以通过这个粮仓来领略一下当年含嘉仓的风采。整个回洛仓东西长1000米、南北宽355米，一共有700多座仓窖。这些规模惊人的古代粮仓，或许是隋唐大运河沿线最为珍贵的历史遗存。除此之外，仅在洛阳、商丘、西安一带，已经发现的古代粮仓还有七八处。这些规模宏大、形制整齐划一的粮仓告诉人们，大运河从诞生之日起，就不是一条简单的运输通道，而是加强南北交通，巩固国家统治的工具。

战略地位不容忽视

1000多年前，河北清河古贝州城曾是唐朝最重要的布匹仓库。满载着军用布匹的漕船正是从这里驶过，继续北上，为守卫边疆的将士准备越冬的寒衣。越来越多的布匹将取代粮食，成为运河上由南方运往北方的主要物资。

在唐朝不断开疆拓土的过程中，隋唐大运河无疑是最重要的补给线。而当国家动荡、政局不稳的时候，大运河立刻成为战争双方争夺的焦点。因为谁都明白，只要控制住运河，就控制住了命脉。

安史之乱后，各方势力对汴水的争夺，为人们生动呈现了运河战略地位的重要性。此时，河北地区已落入藩镇之手，不再向朝廷缴纳税赋，永济渠段的运河形同断流。朝廷的税收来源只剩下江南八道，连接江南与北方的汴水也就成为其命脉所在。然而，奉命把守运河沿线各重要关口的军事将领并不安分。拥兵自重的地方将领，常常摇身一变，又成为一股新的叛军势力。被扼住经济命脉的大唐帝国，正一步步走向它命运的终点。与此同时，运河上的汴州城越来越热闹。

▲2014年2月10日拍摄的运河杭州拱宸桥段。（图据《浙江人大》）

开封城的繁华

不朽名作《清明上河图》为人们留下了一个活色生香的北宋都城——开封。但是，北宋开封城的活力来自哪里呢？

仔细观察《清明上河图》，人们不难发现，汴河才是这幅画的主体。它是隋唐大运河的一部分，也是整个城市的生机和活力所在。作者张择端刻意安排的情节高潮，是画中的“虹桥抢险”，惊恐紧张的气氛，险象环生的场景，令人拍案叫绝。

正因为有了运河，来自中国各地的物产，才源源不断地汇集到开封城。这里店铺林立：商店、旅馆、酒楼、茶社，还有香药铺和绸缎店鳞次栉比。

北宋时期，政府积极鼓励商业贸易。开封城里，仅较大规模的店铺就有6400多家，另外还有小商小贩八九千人。在一贯重农轻商的中国古代，实属难得。这也让运河的效能发挥到极致。而到了夜晚，宋代开封城的街上华灯璀璨、人声喧哗。连宋徽宗本人也抵御不住这夜晚的诱惑，跑出宫来和李师师约会。大运河不仅成就了开封城的繁华，更提振了整个北宋的活力。

漂洋过海的中国瓷器

位于淮北濉溪县城西南约25公里处的柳孜镇，曾经是淮北平原上一个重要的物资集散地和战略要塞，1999年的一次考古挖掘，让这个小镇一跃成为中国关注的焦点。这次发掘出土了唐宋时期南、北方十几个窑口的大批瓷器，还发现唐代沉船8艘，出土3艘，清理出一座完整的宋代石构建筑。

这些唐代木船，在历经千年的叠压之后，浮出水面。专家推测，这可能就是当年隋唐大运河通济渠上漕运的主打船型。比沉船更令历史学家感兴趣的，是船上装载的货物，从柳孜出土的瓷器，几乎涵盖了唐宋时期的数十个窑口。既有精美绝伦的唐三彩、生趣盎然的摆件，也有造型、材质都很一般的酒馆定制的餐具。如此众多的瓷器为什么汇集到柳孜这样一个小镇？这些瓷器本来应该运往何处呢？

这些瓷器是随着运输的漕船出现在大运河上，然后，又随着漕船的撞毁而停留在运河底。其中，一些粗糙的瓷器，佐证了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那就是早在唐代，中国就开始出现大量的“外销瓷”。这些漂洋过海的中国瓷器，最初的航程，很多是从运河上开始的。来自遥远东方的瓷器，形成了很多国家对于中国的第一个印象。他们甚至开始用瓷器来给那个国度命名：China。

7世纪初，隋唐大运河贯通。8世纪中叶以后，中国瓷器开始大量向外输出。难道这仅仅是一个巧合吗？

秦汉时期，丝绸的国际贸易主要依赖陆上丝绸之路。但如果要依赖这条通道运输瓷器，是不可想象的。与丝绸相比，瓷器要沉得多。而且最致命的问题是，瓷器极易破碎，根本无法克服陆路运输的颠簸。显然，水路运输更适合瓷器。南北大运河的贯通，使得中国南北各地生产的瓷器都可以通过水路运送到宁波、泉州等港口城市出海。

在唐宋时期，这些瓷器的外销不仅仅为国家带来了庞大的经济效益，也让西方社会对于东方古国有了新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