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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中庸思想的发展 文 / 陈来 《中庸》这本书的最早记载见于西汉司马迁的《史记·孔子世家》，《孔子世家》主要是讲孔子生平及其弟子的主要活动，司马迁在这里明确说“子思作《中庸》”。子思就是孔子的孙子。因为司马迁是伟大的历史学家，《史记》是伟大的历史著作，所以具有很高的权威性。司马迁这个明确的记载和肯定，对《中庸》的著作者和著作的时代，作了明确指示。 司马迁之后，另一部伟大的历史学著作就是《汉书》。《汉书》比《史记》增多的一类记述就是《艺文志》，这是关于图书流传的著录。在《汉书·艺文志》里面记载“《中庸说》二篇”。对这个讲法，后世也有一些不同的分析。有些人认为我们今天看到的《中庸》，在当时应该是分成上下两篇。《汉书·艺文志》的作者，他看到的是有两篇的《中庸》，所以他就著录《中庸说》二篇。那么真正的文献，即我们现在看到的《中庸》文本，最早它是见于《礼记》。汉代的戴圣，他编的《礼记》，名叫《小戴礼记》，共四十九篇，其中第三十一篇就是《中庸》。这是《中庸》作为完整的文献文本，我们最早看到的就是在《礼记》中。 关于《中庸》的作者是子思，《孔丛子》也有记载。《孔丛子·居卫篇》里面就引了子思自己的话，他说他的祖先是孔子，“祖君屈于陈蔡作《春秋》，吾困于宋，可无作乎？”[1]孔子困于陈蔡作了《春秋》，我困于宋，也要作个东西出来，于是他就撰“《中庸》之书四十九篇”。另外，在《孔丛子》里面还记录了鲁穆公与子思的一个对话，鲁穆公问子思，说你的书里面记了很多夫子之言，就是孔夫子之言，有些人认为这其实是你自己的话，“或者以谓子之辞”。子思说，我记的那个吾祖之言，“或亲闻之者，有闻之于人者”[2]，有的是我亲耳听到的，有的是听别人转述的，但是总体来讲“不失其意”也，它的大意都保存下来了。以上记述表明，《中庸》的作者应该是子思。所以，从汉代以后，一直到唐代，历代都接受，都认为子思作《中庸》。  但是到了北宋，对这个问题有了不同的声音。北宋思想家、文学家欧阳修，他从内容开始提出对作者的怀疑，《中庸》到底是不是子思作的。他的理由是这样的：子思是圣人之后，他是孔夫子的孙子，“所传宜得其真”，他传下来的东西应该是真实的，“而其说有异乎圣人者，何也？”[3]可是他这个说法里面有的跟孔子不太一样，这是为什么呢？那么，在什么方面《中庸》里面讲的，跟孔子讲的不一样呢？他说，我们看《论语》，孔子是一个圣人，但是他是“学而后至，久而后成”，他是一个“学而知之”的圣人。 但是，子思在《中庸》里面讲“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道”，这意味着“自诚明，生而知之也；自明诚，学而知之也”[4]， 那就是在“学而知之”以外，还有“生而知之”这样的人。他说，孔子尚且是需要经过学习才达到圣人的，如果说还有“生而知之”者，不用学就能成为圣人的，那谁能当得起？那就没人当得起了。所以他认为这个讲法，是一个“无用之空言”，是一个空话，没有用。这种观点，在他看来是有点荒谬的，不像是孔子的话。既然不像是孔子的话，这个作品的作者应该就不是子思。所以，欧阳修对作者是不是子思提出了一些怀疑。宋代以后，就对《中庸》作者有了一些不同的议论，但总体来讲，应该说绝大多数的学者还是接受子思作《中庸》这个结论。 《中庸》的核心概念就是中庸。“中庸”这个词也可以分解为“中”和“庸”，在这个意义上，中庸的思想不是到子思才出现的。在某种意义上，“中”“庸”，特别是“中”“和”这些概念，在中国文化史上，传承有自，有很古老的历史。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来讲。 第一，《易》之中道。《易》就是《周易》。《周易》这本书里面，有几个概念是常用的，比如说“中行”，行就是行动的行、行为的行；像“中正”，“中道”，还有“得中”，这样的概念，在《周易》里面是常见的，其中都有“中”这个概念出现，这就表示在《周易》里面，“中”是很重要的概念。当然《周易》成书不是一时一地一下子形成的，经历一个过程。最早，有些卦爻辞可能在西周时代就已经出现了。因此，《周易》里面出现的这些与“中”有关的观点，代表了至少在西周到春秋时期，中国文化对“中”观念的重视、了解。《观》卦彖辞说“中正以观天下”，《豫》卦小象辞说“以中正也”，都强调中正。“中”这个概念应该说在早期，它主要的意义就是中正。《蛊》卦小象辞讲“得中道也”，提出了“中道”的概念。“中道”在当时来看，联系前面说的一些卦辞，其主要含义应该是中正之道。 那么与“中道”、“中正”的观念相连接，还出现一些类似的观念，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像“中行”。《夬》卦九五爻辞讲“中行，无咎”，如果你能够中行的话，就不会有什么灾祸。《泰》卦九二爻辞“得尚于中行”，小象辞说“以光大也”。所以这些在《周易》里面的内容中，我们看到对“中行”、“中正”、“中道”这些概念的重视。应该说在儒家五经里面，对“中”提倡最多的一部经典，就是《周易》。《同人》卦彖辞也讲“文明以健，中正而应”，等等，类似的表述在《周易》里还有很多。这是从先秦看《中庸》思想的根源，第一部书就是《周易》。那么《周易》里面关于中正之道、中道的思想，最有代表性。 第二，《书》之“执中”。《书》就是《尚书》，《尚书·大禹谟》讲“允执厥中”。“允执厥中”，后人就把它简化为“执中”。孟子说汤“执中”，“禹恶旨酒而好善言。汤执中，立贤无方。”（《孟子·离娄下》）就是说在大禹之后，汤也是讲“执中”的。《论语·尧曰篇》载：“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所以从尧、舜、禹到汤，很早就开始有这种“执中”的概念。什么是“执中”呢？这个“中”跟前面《周易》所讲的这种“中正”的观念，应该是接近的。但是在《尚书》里面讲的“中”，它更强调中正不偏。《尚书》特别强调“无偏无倚”的思想，不能偏左，也不能偏右，不能偏上，也不能偏下，《尚书·洪范》说“无偏无陂，遵王之义”“无偏无党，王道荡荡”。可见，《尚书》里面所讲的“执中”，虽然也包含了中正之道的意义，但是它更具体地表达了“无偏无倚”这样一种“中”的思想。  这种思想在《尚书》里面，也把它上升为一种德行，就是说“中”不仅是道，而且也是德。道是根本的原则，比如说中正之道，它是治国理政的根本原则。在古代的政治文化里面，它是一个基本价值。在最近几年看到的一些出土文献里面，在记载上古历史的时候，都很强调这个“中”，它发挥了价值作用。但是在《尚书》里面，如《酒诰》篇讲“作稽中德”。《周易》讲“中道”，《尚书》讲“中德”，那就是说“中”，它不仅仅是治理国家的一个根本原则，这个中正之道，它也是人之德，是从天子到庶人的一个基本的德行。在《尚书》里面，“中”字虽然没有《周易》里面出现那么多，但是从它出现的历史来看，它是从尧舜禹一直往下相传，天子都非常重视这个“中”的把握。“执中”的“执”应该是把握的意思，要掌握住这个中正之道，这个根本的原则。这是上古时代，特别在政治领域，对“中”概念的一种重视。 “执中”是从尧舜禹到汤，都已经非常重视的一个观念。这个“中”不可能跟后来的中庸的“中”没有关系。比如说“执中”，到了后来，大家更多地把它表达为“执两用中”，对这个思想作了发展。在《尚书》里面，虽然有了“不偏不倚”的思想，但是关于“执中”这个表达，还没有用“执两用中”。到了孔子这个时代，就开始出现“执两用中”的概念，“执其两端而用其中”[5]，不走极端。当然，这也可以说是不偏不倚。那么“执两用中”，当然就有“用中”的概念出现了。从后来的理解，“用中”就是中庸，中庸就是用中。因为庸就是用的意思。所以，中庸也就是用中。我们说从“执中”到“执两用中”，到“用中”，到“中庸”，它有一个发展的过程。 第三，孔子论“中”。《论语》里面，孔子明确把“中庸”作为重要的德行，他说“中庸之为德，其至矣乎”（《雍也第六》），至德是最根本、最重要的德行。这可以说是对《尚书》之“中德”作了明确的发展。《尧曰》篇记述了“允执其中”，这与《尚书》可以呼应。那么《尚书·大禹谟》，后人认为这一篇为古文《尚书》，有可疑之处，不是《尚书》的原本，可能是后人根据一些残留的片段，把它编成的。但是，《尧曰》篇的“允执其中”，与《大禹谟》的“允执厥中”不是巧合。应该说，《大禹谟》这一篇所组成的资料，它是《尚书》的原始资料的一部分，至少表达了跟《尚书》那个时代的同期思想。所以它能够跟《论语》有这个巧合。但是从孔子开始，我们看孔门论“中”，还有一个明确的发展，除了把中庸作为至德以外，他强调这个“中”的“无过不及”的一面，如孔子“执两用中”的思想。《论语》里，孔子还讲“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子路第十三》）。一个是进取，一个是有所不为，“不为”就有点不及，“进取”就有点过。孔子还说“师也过，商也不及”、“过犹不及”（《先进》第十一）。所以在《论语》里，孔子论“中”，不但继承了《周易》的“中行”的观念，而且把这个“中行”与“过犹不及”联系在一起。什么是中行？中行就是过犹不及，既不能过，也不能不及，这个就是中行。这也可以说发展了“不偏不倚”的思想。但是比较起来，我们说“不偏不倚”的这种思想，不如“过犹不及”在人生实践上我们体会得那么亲切。 在孔子的影响下，《礼记·中庸》之外，《丧服四制》里面说“丧之所以三年，贤者不得过，不肖者不得不及，此丧之中庸也”。这是讲丧礼的实践怎么掌握，有一个中庸。什么是中庸？指三年之期。超过了、变成四年不行，两年不及也不行。所以“贤者不得过，不肖者不得不及，此丧之中庸也”。这也是秉承了孔子的中庸思想，就是用“过犹不及”来显示“中庸”“中行”的独立不移、恰好的意义。从《尚书》的“执中”思想，到孔子论中庸的思想，从“执两用中”，到“丧之中庸”，我们看到，“中”不仅像《周易》和《尚书》里讲中正之道的意义，它开始发展出一个新意义，受到孔门的重视：就是它代表一个恰当合理的标准之度，它已经是对度的一个把握和呈现。它是在我们人的生活实践里边，最恰当、最合理的一个标准。这个实践，当然包括政治，也包括人生的其他方面。这表明了“中”和“中庸”的概念，到了孔门这个时代，已经明确成为一种实践的智慧，这是儒家的一种实践智慧。在《礼记·中庸》篇也讲“知者过之，愚者不及”的问题，也明确提出这个思想。 注释 [1]《孔丛子·居卫第七》，引自《百子全书》（一），长沙：岳麓书社，1993年版，第256页。 [2]《孔丛子·公仪第九》，引自《百子全书》（一），长沙：岳麓书社，1993年版，第257页。 [3]欧阳修《问进士策》（三），载张春林编《欧阳修全集》，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232页。 [4]同上。 [5]《中庸》：“子曰：‘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隠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 本文节选自作者2018年5月在山东孟子研究院所作讲座的记录稿《<中庸>的地位、影响与历史诠释》。原载自公众号：古典学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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