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知远著 ，《青年变革者梁启超1873-1898》，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5月。
六岁，梁启超正式上学。祖父在附近一间小屋开设了“怡堂书室”，梁启超与家族里年龄相仿的学童是第一批学生，表伯父张乙星充当第一任老师。按当地风俗，入学这一天，梁启超要穿上新衣，母亲则把一棵青葱卷上红纸，以示孩子越来越聪明。厅堂前有一个小天井，孔子像挂在堂上，新学生们给孔子牌位叩头，给老师行跪拜礼，正式进入一个礼仪化的世界。
这也是人生的一个关键时刻，他们从此拥有了摆脱乡村生活、光耀门楣的可能。自科举制度实行以来，除去反叛，读书是获得权力、财富、荣耀的主要途径，也是个人摆脱压抑的底层生活的重要手段。科举制形成了对书本、读书人的一种天然崇拜，在广袤的帝国，每个儿童都会熟记“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的训导，一个乡间老太都知道“敬惜字纸”的含义，文字蕴含着权力与财富，带字的纸张不能被踩在脚下、焚烧。这种读书热忱常令外来者吃惊不已。17世纪初，一位传教士在广东发现“学校多如牛毛，不仅二十或四十户人家的小村子有学校，而且每个镇的街上都有好几所学校。我们在经过的街上几乎一直都能听到孩童背诵课文的声音”。
但这位传教士并不知道这些课程是多么单调、乏味，又是多么扼杀想象力。背诵是这种教育的首要特征，而且要用一种摇头晃脑、大声朗读的方式，似乎唯有这样的戏剧化动作才能将知识塞入脑中。日后历史学家估测，从两三岁起到八岁，一个学童要认识两千个字，接下来则要背诵四书五经等经典。接着，最重要的训练登场，他们要学作“制艺”，也就是所谓八股文，科举考试的唯一文体。
“怡堂书室”是遍布中华帝国的各式学校中最不起眼的一种，像所有学堂一样，它也是维系帝国统一的重要组成，灌输给帝国子民相似的观念，激起他们共同的希望，还规训他们的言行。
在学堂里，梁启超的聪慧立刻突显出来，他记忆力惊人，对语言极度敏感，尤其善于作对子。在科举应试中，作帖诗一项关键在于对仗，比如天对地，雨对风。六七岁时，他就以“南国人怀召伯棠”对私塾先生的“东篱客采陶潜菊”;他为前来拜访祖父的客人奉茶时，客人问他“饮茶龙上水”，他则不无俏皮对以“写字狗扒田”，这两句都是新会的俗语。这种能力让梁启超的家人对他充满期待。
张乙星之后，梁宝瑛成为学堂先生。屡次挫败后，他正式放弃了应试，安心做个教书匠。这种安心饱含着新的憧憬，他要让长子走上功名之路。跟他读书的梁启勋日后说，父亲的课堂不过是让几个族内孩子陪着梁启超读书而已，谁都知道梁启超前程远大。
八岁时，梁启超开始正式学习“制艺”，这是学童的一个重要时刻，意味着科举之路的开启。短短七百字的文章，要分为破题、承题、起讲、入题、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部分，题目一律出自四书五经，后面四个部分各有两股排比对偶的文字，合起来一共八股，因此俗称“八股文”。他们要用孔子、孟子的口气说话，要让四副对子平仄对仗，不能违背朱熹注解的经义，自我表达更是被严格禁止。在严苛的形式感下，书写者发挥空间极小。你可以想象它对孩子天赋的抹杀，教授者自身就充满不足，即使父亲是他的教师，梁启超也终身对乡村学究充满憎恨，甚至用“蠢陋野悍”来形容这些人，批判他们的教学方法:“未尝识字，而即授之以经，未尝辨训，未尝造句，而即强之为文。开塾未及一月，而大学之道在明明德之语，腾跃于口，洋溢于耳。”
梁启超当时还不会有这样的想法，他看不到另一种可能，况且一个儿童眼中的事物总是充满新奇，生活中满是各种嬉笑、玩耍。他可以和伙伴们下水捉鱼，登上凌云塔吹风，在庙宇、祠堂里做游戏。他没有留下童年照片，那时照相术已经传入中国，只有很少的人接触过，大部分人相信，它能勾走魂魄。根据梁启超日后的照片推测，他这时候已经是那种广东人常见的样子，宽额头、阔鼻子、脸颊圆润。他剃掉前额的头发，后面扎起辫子，这是满人统治者的征服记忆与汉人臣服的标志。
整个家族似乎都把希望寄托在了这个男孩身上，以至于当他玩耍兴奋过度时，父亲都会提醒他:“汝自视乃如常儿乎？”因为这种期待，祖父与父亲认定他值得有个更恰当的老师。十岁时，他前往新会县城跟随周惺吾在专门的经馆中学习。
秀才周惺吾是城中著名的私塾老师。会城是一个更丰富的世界，繁闹的市场、城隍庙、县衙、学宫，还有一处为陈白沙修建的纪念堂。陈白沙是新会历史上最著名的文人，以对儒学的创新性洞察而闻名。
一些新事物也已经涌入这座老城。1871年，美国基督教长老会牧师那夏礼(Dr.HenryV.Noyes)来到新会城，设立关东街福音教堂;1874年，香山、新会自行捐造火轮船作为缉捕船;一些新会人则加入了海外移民的行列，美国的铁路、巴拿马运河、马来西亚的橡胶园、澳大利亚的煤矿、秘鲁的金矿，都需要劳动力，这些移民在海湾建立了各式的冈州会馆、四邑会馆，为中国与世界建立了联系，也成为梁启超日后变革中国的基础;还有一些少年则获得另一种人生选择，1872年，清政府选派了第一批三十位留美幼童出国，其中有新会县人陈巨溶(十三岁)、陈荣贵(十四岁)，领队人是来自临近香山县的容闳，他是第一位中国赴美留学生，毕业于耶鲁大学。
梁启超对于这些外界变化浑然不觉，还沉浸在一个目的明确的世界里。九岁时，他已能下笔千言。十岁时，他赢得了神童的名声。多亏了周惺吾这个善教的先生，梁启超很快就迈出漫长科举生涯的第一步，参加了童子试。
童试由三场连续的考试组成，新会城的县试，广州府的府试，最后是学政主持的院试，考生三场全部通过才能获得生员功名。县试在北门学宫旁的考棚举行。考生要完成一系列烦琐的手续，先去衙门的礼房报名，填上祖辈三代姓名出身，还有与担保人出具的保结——担保应试人无人冒籍、顶替、丧匿，身世清白。考试也对娼妓、优伶、皂隶子弟有所排斥，他们不能参加科举。在搜身之后，照例是三声“封门炮”开始考试。这些都意味着梁启超进入了一种崭新的人生节奏，他的生活将围绕一连串考试展开，得中秀才之后，还有三年一次的乡试与会试。他将进入一种永恒的竞争，只要没有考中举人，就会被无法消除的紧张感所包围。
梁启超是个幸运的孩子，他在县试中脱颖而出。这一年的主考官是县令彭君穀，任新会县令十多年，颇享有勤政爱民的声誉。接着，梁启超就要前往广州参加府试，新会与广州的轮船尚未开通，应试者往往结伴购买一艘小船，沿西江而上，一起度过这三日的行程。梁启超是船上最幼小的一位，其他人都是父辈——屡试不中是大多数读书人的命运——他们在船上做文字游戏，即兴的诗词、对联帮他们逃避枯燥的典籍，展示个人才华。一日午饭时，一位同船者指着盘中的咸鱼，希望梁启超以此为题作诗一句，梁启超即刻对以“太公垂钓后，胶鬲举盐初”，满座动容，神童之名由此传开。
梁启超的好运气没在广州再现，他没能在府试中崭露头角。这是他第一次离开家乡，很有可能是在这次广州之行中买到了《輶轩语》与《书目答问》。西湖街上的书肆，为这个少年展现了一个新世界。现代印刷尚未普及，雕版印刷的书籍仍是奢侈品，品类稀少，有权势与财富的人才能创建自己的藏书楼，并且只对族内开放，很少成为公共图书馆。尽管梁家已经算得上乡村中的书香门第，但除去四书五经及应试的书籍，也只有《史记》《纲鉴易知录》而已，当梁启超从父辈手里获得《汉书》《古文辞类纂》时，已经大喜过望。他偏爱《史记》，司马迁高度的文学性与对历史之热忱早早就扎根于梁启超的心里，多年后他正是以这两种特质闻名。
《輶轩语》与《书目答问》则把他引向一个更丰沛的学问世界。这两本书是声誉日隆的官员张之洞的作品，1870年代出版后随即风靡读书界。前者设定的对象是渴望进学的童生、害怕岁考的秀才，告诉他们如何应对考试，如何维持一个读书人的道德水准。后者更复杂，是对清代学术的某种总结，从杰出学者到不同的学科分类，再到目录学、版本学这些考证功夫，都给出了简明的介绍与指引。张之洞二十六岁高中探花的经历、四川学政的身份，使这种劝诫尤具说服力。不管怎样，这两本书给梁启超打开了一个新世界，让他感受到纯粹学术之乐趣，“归而读之，始知天地间有所谓学问者”，感慨此前“瞢不知学”。他怎么也想不到，自己日后会与这位大人物关系密切。
梁启超在1884年的院试中胜出，成为一名生员，俗称秀才。考虑到当时中秀才的平均年龄是二十四岁，十二岁的梁启超已经显得过分早熟与幸运。新秀才要簪花披红、齐聚学道衙门，分班排列，赐酒一杯。茶坑村充满了欢声笑语、鞭炮声，梁启超从此进入特权阶层，可以穿着缘青的蓝绸长袍、戴无花的银顶帽子，还能免缴人头税、免服杂役，见到官员不用下跪，成为宗族的代表。更重要的是，他从此走上了一条功名之路，有机会考中举人甚至进士，成为天子门生。更令人喜悦的一幕接踵而来。广东学政叶大焯巡视全省，来到新会时，照例要对所有秀才进行考试，并从中选拔秀异之士。梁启超脱颖而出，应答颇令学政满意。面见结束，众人退下时，梁启超突然跪下，请学政为即将七十大寿的祖父写一幅寿序文，以求“永大父之日月，慰吾仲父、吾父之孝思，且以为宗族交游光宠也”。
这真是一个理想神童的作为，他不仅关注功名，更关注孝道。叶意外之余深表赞赏，毫不迟疑地把梁启超放入刘敲、柳偃、陆从典、顾野王的行列，这些人都是历史上著名的神童，也是在十二岁时显现出惊人的才华，要么能解庄子，要么能读《尚书》，要么能作《柳赋》......他还赞许茶坑村的梁家“祖孙父子兄弟，相聚一堂，怡怡济济”，就连汉代的石氏、唐代的柳氏、宋代的吕氏也不过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