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楹联的起源及演变 楹联，又称对联、楹帖。楹者，柱也。把一副联语，分别题写在相对的两根柱子上，故名楹联。它是我国独有的一种文学艺术形式，是祖国异彩纷呈的艺术百花园中一枝别具风姿的奇葩。千百年来，一直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是传统韵文样式中至今仍有鲜活之生命力者。近年，亦有不少人呼吁为其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 一般认为，楹联是由骈文和律诗派生出来的。其产生已有一千多年历史，它在社会上被广泛应用也有数百年历史，可谓源远流长。而探其渊源，不外汉字的语言特点演进的产物和古时的桃符习俗两途。 第一节 汉字文化孕育楹联 日人盐谷温在其《中国文学概论讲话》中称“对联是中国文学的特产物”。楹联为什么只有在中国这块文化土地上才能产生呢?《文心雕龙·丽辞》云:“造化赋形，支体必双。神理为用，事不孤立。”应该说，楹联的形成与中华民族特有的思维形式、特有的审美心理、特有的民俗风物是紧密相关的。而作为一种书面语言的艺术形式，它首先是汉语汉字的产物。 汉语的特点之一是音节分明整齐。所谓音节，是听觉上最容易分辨出来的语音单位。汉语形成之初，就是单音节，一个音节大体上就是一个词。如果两个句子中词的数目相同，念起来长短也就相等，书写起来两行的长短也就相等。正因为如此，汉语的句子才很容易造成整齐的对偶句。征诸先秦典籍如: 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易·乾文言》)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诗经·小雅·采薇》) 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屈原《离骚》) 如果说以上所举还不符合楹联的平仄格式要求，那么下面所引就已经算得上是真正的楹联了: 满招损，谦受益。(《尚书·大禹谟》) 其他国家和民族的语言则与此大异其趣，即算是还保留了部分汉字的近邻日本、韩国，在那些语言中，音节和词不是一一对应的，一个词可以是一个音节，也可能有两个或更多的音节。两个句子中即使词的数目相等，念出来也是七长八短、参差不齐的，构成整齐的对偶句极为困难。 文字作为记录语言的书写工具，必须与它所记录的语言相适应。每个字总是记录语言里的一个单位，汉字记录的是一个音节。如上所述，在古汉语中一个音节大体上就是一个词，所以一个汉字大体上记录汉语里的一个词。唯其如此，对偶句写下来后字数才会相等，书面形式才会整齐。 与汉语相适应，作为书写符号的汉字，从整体构形到字形结构，从字义到字音，都形成了独具的文化特征，给楹联艺术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从这个意义上说，汉字文化孕育了楹联。 如果说汉字作为楹联的记录符号，作为楹联的载体，还只有一般的文字学意义的话;那么汉字本身，它的形、音、义诸方面的特点，为楹联的构思所提供的丰富生动的素材，则是其他任何文字望尘莫及的。这里先说汉字结构的多样性给楹联创作提供的素材。 有人说汉字是拼形文字，这话有一定的道理。汉字的最小构造单位是笔画，按照一般的传统说法，共有六种单一笔画(所谓“永字六法”)和二十四种复合笔画。由笔画的多少和位置变化组成高一级的构字单位——偏旁。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偏旁构成一个合体字。于是一个字往往可以分解成若干笔画和偏旁。如“谢”字可以分解成“言”、“身”、“寸”三个偏旁。有的字可以一拆再拆。如“礴”字，第一次可拆出“石”、“薄”两个偏旁;第二次把“薄”拆成“艹”(草)、“溥”两个偏旁;第三次把“溥”拆成“氵”(水)、“尃”两个偏旁;第四次把“尃”拆成“甫”、“寸”两个偏旁。这就是文字学上所说的多级偏旁。在古代，偏旁一般都能独立成字，都是独体字;发展到现代，一部分偏旁仍然可以独立成字，一部分偏旁已不能独立成字了。 汉字结构的这种特点自古为人们所认识、所运用。自春秋时期开始，有一种“拆字”的占卜之法。术士们叫求占的人任拈一字，加以分合增减，随机附会，解释吉凶。这种占法也称测字、相字、破字，《隋书·经籍志》还载有《破字要诀》一卷。宋元时期盛行一种用拆字法说话表意的文字游戏，叫作“拆白道字”或“拆牌道字”。元曲和明清小说中都有记载。如《金瓶梅》第四回中王婆问西门庆:“这雌儿风月如何?”西门庆道:“这色系子女不可言!”西门庆答话中的“色系子女”就是“绝好”二字拆开的。在宋代，还有用拆字法写诗填词的。如刘一止有《山中作拆字语寄江子我郎中》诗:“日月明朝昏，山风岚自起。石皮破仍坚，古木枯不死。可人何当来，意若重千里。永言咏黄鹤，志士心未已。”每句拆一字为二字。大诗人黄庭坚《两同心》词中有句云:“你共人女边著子，争知我门里挑心。”即拆“好闷”二字为句。 合体字拆开成偏旁，成字偏旁可以组词成句，这便是拆字的基本原理。明清以来，楹联大发展，联家把这种方法运用到楹联创作中，拆开一二个宇，利用原字和拆开的偏旁组词成句，构成联语，这就是“拆字联”。张伯驹《素月楼联语》记载了不少这样的“拆字联”，如: 星依日脚生 霰下云头散 家边禾是稼 浦上草为蒲 红荷花，白荷花，何荷花好 紫葚子，青葚子，甚葚子甜 一联之中拆一字比较容易，拆二字、拆三字就要有点学问了。古代文人往往以拆字联相难、以拆字联相戏，在联史上留下了许多佳话典故。清代贵州诗人周起渭游昆明筇竹寺，寺僧外出，等了好久才归来，他便以联语相难: 竹寺等僧归，双手拜四维罗汉 寺僧答对: 木门闲客至，两山出大小尖峰 出幅合“竹”、“寺”为“等”，双“手”为“拜”;“四”、“维”为“罗”(繁体作“羅”);对幅如法炮制，合“木”、“门”为“闲”，两“山”为“出”、“大”、“小”为“尖”。这当然颇为勉强，已经近于文字游戏了。 有的拆字联并不拆开某一个字，只是提出一组字偏旁构成上的某些共同点或不同点，有点像字形分析。如张伯驹《素月楼联语》载宣统时，某留日学生得保考为翰林，时称洋翰林。此人文墨不通，一日写信给胡秋辇讨论宪法研究事，竟把“辇”宇误为“辈”字、“究”字误为“宄”字。有人用拆字法写了一副对联嘲讽他: 辇辈同车，夫夫竟作非非想 究宄同穴，九九还将八八除 当时的楹联学家评价这副对联是“神妙欲到，心灵之巧，真不可阶”。 拆字的另一种形式是偏旁置换。把某字中一个偏旁提出，代换另一个字中的偏旁，构成新字，组成联句。袁世凯复辟时，福州某报刊出一则《讨袁征联》，上联为: 或入园中，揪出老袁还我国 不久，袁临终时，有人以袁世凯自白的口吻对以下联: 余临道上，不堪回首望前途 繁体字“园”中为“袁”、“国”中为“或”，二偏旁互换成联，正好嵌袁的姓氏，简直是绝对。对幅拆出“道”中的“首”和“途”中的“余”结成联语，虽然未嵌人物姓氏，但用了袁自己的口吻，仍然属对工整。 拆字联虽属小技，但运用贵在灵活，见出巧思。此道还有暗用法。周斌博士乔迁，笔者撰联相贺云: 营无细柳 道有张弛 上联用西汉周亚夫细柳营事，一则切合被贺者所迁居地绿化环境较差，二则点出被贺者姓周。下联既称赞被贺者学术精湛，是有道之士;又暗用拆字，古语云:“文武之道，一张一弛。”斌字正可分拆为文、武两字。上联抑，下联扬。这种写法所拆之字并不在联面上表现出来，更耐人咀嚼。 与拆字联相联系的还有所谓同旁对，即构成联语的各字要有一个偏旁相同。如张伯驹贺人结婚联云: 缔缘绾结红丝缕 纳彩緾绵绿绮絃 需要说明的是，过去留传下来的拆字联都是以繁体宇为依据的，用简化字去读必然读不通了。至于现在拆字到底以简化字为依据，还是以繁体字为依据?我们认为，拆字既然作为一种传统艺术，还是以繁体为佳。 谈到汉字文化孕育楹联，还有一个一形多义与组词联句的问题值得注意。 前面说过，一个汉字记录汉语的一个音节。在汉语中，一个音节一般是一个语素，所以一个汉字实际是代表一个语素。有时候，一个语素就是一个词;有的语素既可以独立成词，又可以组成别的词。例如“人”是一个语素，它既可独立成词，又可组成“人民”、“人物”、“人事”等词。语素的这种自由性，使得一个汉字既可以代表一个语素，又可以代表一个词。 不仅如此，在字形同字义的对应关系上也不是一对一的，有时一个汉字记录几个意义，也就是一字写多词。例如“月”字既表示“月亮”义，又表示“年月”义;“东西”既表示方位义，又是物品的统称。综上所述，汉字表义时往往是一形多义的。 上述特点给予了中国诗赋文章极大的灵活性，也在楹联创作中具有极大的意义，联法技巧中的所谓嵌字联、复字联、叠字联、回文联、顶针联等都是运用汉字表义的这些特点构成的。这里先说嵌字联。 嵌字的基本原理是把一些专用名词拆开。分别安排在上下联相同的位置上，重新组词成句，构成联语。这是对联点题常用的一种方法。旧时商家多有用商号名嵌字为联，如: 仁心安宅 和众丰财(“仁和”商号联) 一醉乾坤小 品题花月香(“一品香”商号联) 嵌字的位置很灵活，可以在联句的开头，也可以在联句的中间和结尾。原则是上下联中嵌字的位置必须相同。吴恭亨撰长沙曲园嵌字联三副，“曲园”二字所嵌位置各不相同: 在城之曲 因地为园 一丘藏曲折 半亩壮园亭 几曲栏杆文结构 一园花木画精神 不仅位置不同，用法也不同:第一联用为名词，第二联用为语素，第三联用为量词。 历代联家根据嵌字位置的不同，创立了不少的嵌法名称。嵌在联句开头的叫首嵌(又称藏头或丹顶)，嵌在句中的叫腹嵌，嵌在句尾的叫尾嵌，在联句中有规则地嵌入的叫插嵌。如联句是七字句，则嵌字位置不同又有一套专门的称呼。嵌第一字者称鹤顶格，第二字称燕颔格，第三字称鸢肩格，第四字称蜂腰格，第五字称鹤膝格，第六字称雁翎格，第七字称凤尾格。这当然与清末时期流行的“诗钟”有关了。湖南省文史馆吴容甫先生编著《诗钟嗣响》对此有精到论述，可以参阅。 一副对联之中以分嵌二字为常，也可以递嵌或插嵌多字。嵌少点，易于组词结句;嵌多了，则难免生拼硬凑。其佳者如1914年王湘绮赠袁世凯一副嵌字联: 民犹是也，国犹是也 总而言之，统而言之 递嵌“民国总统”四字，表面恭维，实则极尽讽刺之妙。 嵌字联用得极其普遍，但凡风景园林、住宅庐舍、殿宇庙寺、书院学校、商店字号、书籍电影的名称都可以嵌入联中，嵌人名的又称人名对，嵌地名的又称地名对，嵌中草药名的又称中草药对。 如周沐润题常熟县署联云: 五日风，十日雨，岁乃常熟 九年耕，三年食，民其姑苏 以地名“常熟”双关为年景经常丰收，以地名“姑苏”双关为百姓暂且富足。这样嵌字才是高明的。笔者曾赠湖南商学院谢伯端院长联云: 伯仲之间见伊吕 端严乎上飞雨花 上联用杜甫《咏怀古迹》成句，以赞颂谢的行政领导才能;下联用佛典“天花乱坠”。因谢讲授口才学颇受学生欢迎。这副赠人联就用了嵌字法。 又，去岁笔者游学东瀛，日本九州大学汉学权威竹村则行教授与夫人周龙梅女士接待周到，笔者赠以联云: 立身如竹 相伴有梅 分嵌二人姓名，立意上则读者都能看懂。 下面再分別简述文字运用的另外几种形式，以证中国文字对楹联的孕育作用。 复字联。所谓复字，指同字复现，即一个字或几个字在联句中有规则地出现两次或多次。实质上是用同一个字组成几个不同的词或短语。最简单的复字形式是词(短语)的开头或结尾复现同一个字。如朱元璋题金陵秦淮河联: 佳水佳山佳风佳月，千秋佳地 痴声痴色痴梦痴情，几辈痴人 后世的婚寿喜庆联往往采用这种方式来增加喜庆的气氛。 叠字联。叠字联是一字重叠后出现于联句中。部分叠字在对联中极为常见。无须说明。全部叠字的联句较难，旧时西湖花神庙有一副著名的叠字联: 翠翠红红处处莺莺燕燕 风风雨雨年年暮暮朝朝 在许多场合，复字和叠字两种方法套用，造成一种特殊的音韵美。有这样一副春联: 天上月圆，人间月半，月月月圆逢月半 今夜年尾，明朝年头，年年年尾接年头 回文联。回文指诗词文句回旋往返，都能诵读成句。中国古代有所谓回文诗。一个联句如正读、倒读都能成句，就叫作回文联。云南通海县寿庙有一副回文联: 秀山青水青山秀 天连水尾水连天 顺读倒读句子结构和意义完全一样。这种句子的奥妙在于，以句中的一个字为中心，把前半截的短语在后半截中做逆序排列，前后两半为同字复现，可以看作一种特殊的复字联。 有的回文联倒读虽可成句，但倒读以后句子结构发生了变化，意义也不同了。相传清代乾隆帝微服私访，在“天然居”酒店吟得一回文联: 客上天然居，居然天上客 纪晓岚亦对以回文云: 人过大佛寺，寺佛大过人 出幅句末“居然”是副词，对幅“寺佛”则是名词，从严格意义上说还是欠工整的。 组成回文联的字必须顺逆成词，但不是所有的字都可以顺逆成词的，因而回文联不易撰写。除非妙手偶得，否则易于流为文字游戏。 谐音联。就字音特点而言，汉字中的同音字特别多。现代汉语总共只有400来个音节，而汉字总数在五万字以上。每个音节都包含若干个字。收字仅九千的《汉字拼音检字》中“yi”这个音节共有64字。新编《辞源》收单字12890个，“yi”这个音节共收154字。在联句中有意安排一些同音字，造成相同音节的复现，这就是所谓谐音联。明朝嘉靖进士杨继盛(椒山)游镇江焦山时撰有谐音联: 扬子江头渡杨子 焦山洞里住椒山 构成谐音联的字音有时不一定完全相同，而只是相近亦可，体现一种相关联想之妙。谐音双关联只有在相关的语境中才能显现出幽默的情调，离开了特定的语境，人们便不知所云了。这种联虽然幽默风趣，一般只流传在故事趣闻中，很少有单独书挂的。 由上面的叙述可以看出，楹联是汉语汉文化的产物，首先是汉字的产物。楹联绝不是一种如梁启超所说的“苦痛中的小玩儿”，而是中国特有的文化形式。 此外，因为楹联都要悬挂示人的，所以它是与书法紧密结合的文体。汉字作为汉语的记录符号，不仅是一种工具，而且极具艺术美，高手挥毫，就成了精妙的艺术品。甲、金、篆、隶、楷、草、行各种书体各具特色，各呈姿态，为历代书家提供了挥毫泼墨的自由天地。从隶书开始，汉字变成了方块，每个字都凝结成一个方块。简单的字只有一画，繁难的字多至六十四画。一个字不管笔画多少，总是挤在一个大致规整的方块之内。竖写呈一个方块，横书同样呈一个方块。甲骨文、金文、小篆虽然不是一个方块，但书家在结字之时仍可以对其点画所占的空间进行合理分割，使每组字的排列都有一个整齐连贯的中线;草书虽不死守中路，不以每个字的中轴构成行路，但从总体看，它仍然有一个重心，一组字总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楹联总要书写、锲刻于楹柱门框或堂壁之上。中国古代建筑的基本结构法式，可以说是沿中轴展开的左右对称形式。主体建筑的内部空间分为堂、室、房。前面是堂、堂后面是室，室的东西两侧为东房和西房。魏晋以前堂前大多没有门。堂上东西有两根楹柱。最早的联语就书挂在楹柱上，所以对联又叫“楹联”。一般的住宅不一定那么复杂，不一定建楹柱，但都有两扇大门，门之左右就成为书挂联语的佳处了。贴在门两边的对联就是“门联”。近年莫高窟藏经洞出土的敦煌遗书中载有我国最早的对联，是唐代一个叫刘丘子的写给他二舅的，尾题时间为开元十一年，即公元723年。联句最后写着“书门左右，吾傥康哉”，内容为春联。谭嗣同《石菊影庐笔识·学篇七十四》载南朝刘孝绰罢官家居，自题其门曰:“闭门罢庆吊，高卧谢公卿。”也是书挂在门上的门联。这恐怕也是见之文献的最早的楹联了。至于脱离门、柱的“联语”，则可推《晋书·陆云传》载，陆云与荀隐素未相识，张华要求他们相互介绍而“勿为常谈”。“云因抗手曰:‘云间陆士龙。’隐曰:‘日下荀鸣鹤。’”这一口头联语，字数相等、结构相同、词性相对、音韵和谐，并在特定场合作独立表述，当为古代第一联。 第二节 古代的桃符习俗演绎为楹联 清代联家梁章钜《楹联丛话》云:“楹帖(楹联)始于桃符。”悬挂桃符，是我国古代一种带有迷信色彩或神话色彩的风俗习惯。据《山海经》、《风俗通》等书记载:上古时代，东海度朔山上有一株巨大的桃树，枝叶覆盖三千里。其东北方位有个大缺口，是百鬼出入之门。门两边守卫着两位武士，一个叫神荼，一个叫郁垒。他们是兄弟俩，专门捉拿恶鬼。只要发现有恶鬼从门里经过，立即捉住用苇索捆绑起来，扔给老虎吃掉。相传他们就是最早的门神。为了驱鬼避邪，灭祸求福，人们就在辞旧岁迎新春之际，用桃树枝条仿照神荼、郁垒的形象，扎饰桃人，使之手执苇索，站立门旁，门上再画上老虎。后来，人们感到这样做太费事，便简化为用两块桃木板，在上面分别画上神荼、郁垒的图像，挂在门的两旁。以后又把画像改为写上二神的名字。这就是最初的“桃符”。王安石《元日》云:“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就是描写这一习俗。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文化的发展，这种挂桃符的习俗也逐渐发展变化，由在桃木板上书写祈褔祛祸的吉祥话，进而在上面题写有关辞旧迎新的对偶的诗句。于是，便出现了所谓“桃符诗句”，也叫“楹帖”。这种楹帖，可以说就是春联的雏形。据蜀《梼杌》记载，我国最早的一副春联的出现，是在五代时期。那是后蜀广正二十七年(964)除夕，后蜀主孟昶叫翰林学士辛寅逊题写“桃板符”，但辛写出后他不满意，便自己动手写了一联: 新年纳余庆 嘉节号长春 这便是敦煌考古发现以外见之于文献的我国最早的一副春联。至于我国历史上有文字记载的较早的楹联，除前面所叙南朝刘孝绰联及《晋书·陆云传》所载联，有日本人用汉文写的《史馆茗话》载唐人联:“闭户惟闻朝暮鼓，登楼遥望往来船”;有《古今联语汇集》惠山唐张祜题壁联:“小洞穿斜竹，重街夹细莎”;有故宫博物院藏颜真卿手迹两副:“竹山招引处，潘子读书堂”、“人心无路见，时事只天知”等。应用流通方面的记载则出现在北宋初期。太平兴国二年(977)，江南吴越忠懿王钱俶建造上海龙华寺。一天，龙华寺僧人盈契侍候钱俶游碧波亭，钱俶看到申江潮水初满，舟楫辐辏，感叹地说:“吴越去京师(开封)三千里，谁知一水之利如此!”寺僧盈契心领神会，就在碧波亭柱子上题了如下一副对联: 三千里外一条水 十二时中两度潮 由此可见，在五代和北宋初期，社会上已经应用性地广泛出现了春联和楹联。尽管那时的春联仍称为“桃符”，但已经超越了压邪驱鬼的意向，而变成表达人们某种心愿或某种情绪的特殊载体了。也就是在宋代，人们把楹联写在纸上，这比写在桃木板上方便多了。应用上由门扉而楹柱而书斋馆榭而亭台楼阁而寺观殿堂;内容上则由压邪驱鬼而迎春纳褔而婚寿喜庆而追悼哀挽而模山范水而抒怀言志。于是，随着楹联的内容和形式的不断拓展，写作和欣赏对联就越来越普及，以致蔚然成风。宋朝的名流大家如苏轼、王安石、黄庭坚、朱熹等，都有楹帖作品或答对联语的故事传世。到明朝时，明太祖朱元璋曾亲自撰联并传旨金陵家家户户都要在除夕贴出春联。在这种积极倡导下，春联被正式肯定和推广，创作对联在朝野上下形成了风气。清代联坛更是千姿百态、名家辈出，仅吴恭亨《对联话》就收入清道光自民初大量楹联达十四卷之多。当时不仅在文化界、知识界，从秀才、举人一直到进士、翰林以及所有朝廷上的高官，大都是撰联高手，甚至村野蒙童所读的启蒙读物，如《幼学珠玑》、《幼学琼林》、《增广贤文》等，亦是运用对偶句法编撰的;不少村塾还普遍教读有关对联习作的《声律启蒙》，将“对对”作为写作的基础训练。文学史上往往拈出某一时代成就最高的文学样式，来艳称标榜，如汉赋、唐诗、宋词、元曲;窃以为清联是当之无愧的。 由于楹联技巧的逐步丰富和不断发展，兼备了赋、骈文、诗、词、曲等文学形式的某些优点和特色，从而形成了自己的审美特征和实用价值。它的篇幅可长可短，内容可浅可深，语气可庄可谐，风格可雅可俗;既是楹柱文学，又是书面文学，既是庙堂文学，又是民俗文学，赢得了历代各个社会阶层人们的青睐，以致今天仍在广泛流传和应用。作为一种应用文体现已在高考语文试题中出现，历年春节联欢晚会上的春联也受到亿万群众瞩目。可以说，没有哪一种艺术形式能像楹联那样受到亿万群众的喜爱。全世界凡是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楹联。 从上述史实看，我国的楹联是汉字的产物，是由古代的“桃符”发展演化而来，是在我国古老的民族习俗的土壤中产生的。因此，它是一种优秀的民俗文化，也是一种优秀的传统文化。因作者与用途的不同，它既可以是俗文学，也可以是雅文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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