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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张献忠，后世褒贬不一，他身上一直有两个重要标签，一个是“农民起义领袖”，另一个是“屠蜀狂魔”。明清史书都将张献忠描述为嗜血恶魔，凡有被张献忠看上的东西，无论是富商巨贾，还是平民百姓，他都要抢过来，抢不过来就杀。张献忠曾在成都举办斗宝大会，整整24间房屋内摆满了奇珍异宝、金锭银锭，财宝之多不计其数，令人目不暇接。 1646年，张献忠自成都撤离，数千箱金银珠宝沉入岷江之底。“石龙对石虎，金银万万五，谁人识得破，买到成都府”。 眉山市彭山区江口镇，这首童谣流传了数百年。传说张献忠在大势已去时，将其数十年搜刮所得沉入江底，作为东山再起之资本，为了方便日后寻找，在江两岸的山上一边放一个石龙，对岸放石虎，沉宝之处就在石龙石虎和岷江的交汇点。 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由于明、西、清三方势力在四川的相互攻伐征战，张献忠的真实形象已经被涂抹的无法辨别。比起其真实的人物形象，后世人们更关心的是张献忠留下的最大谜团：宝藏。2016年，眉山市公安局破获了一起文物盗掘倒卖案，导致张献忠的“江口沉银”被发现，这宗300多年前的谜案终于解开。 张献忠藏宝地出土了42000多件文物中，除了“金印”、“西王赏功钱”、“金册”等封赏用度之物，最引人注目的是带有地名的大批银锭，地域覆盖江西、湖广、四川等地，只不过这些银锭成色很差。从这些银锭上，就能分析出明朝灭亡的最主要原因。 明朝早期的法定货币是宝钞和铜钱，朱元璋甚至一度下令禁止金银流通。但是宝钞贬值很快，商人和百姓不敢再使用。民间私下交易中再次开始使用银子，甚至出现了用缎匹、米谷以物易物的情况。最终迫使明朝作出让步：“凡买卖货物，值银一钱以上者，银钱兼使；一钱以下止许用钱。”这道诏令表明白银代替宝钞以不可扭转，官府只能顺应潮流，承认白银货币化这一客观事实。隆庆年间，大牛人张居正完成了“一条鞭法”改革，各种税赋统一用白银进行结算，白银彻底货币化。 明朝早期为何如此排斥银子？因为当时的中国白银产量实在是稀少。以万历朝为例，从万历二十五年至三十三年，大明所采银为300万两，平均每年只有30余万两，而整个明朝开采的银子一共只有8300万两，这些白银远远不够满足整个明朝经济运行所需。怎么办？海外贸易，例如西班牙。 西班牙开启了大航海贸易以及殖民时代以后，赚了大量的白银，整个国家的银子储备超级多，从他们使用的货币“鹰洋”就能看出来。一鹰洋在那会的西班牙也就能买几个红薯啊，玉米之类的，这很正常。但是，鹰洋是由纯银铸造而成的，一鹰洋大约含八钱银子，成色极高！八钱银子放在明朝能买啥？数百斤大米！巨大的汇率差让所有西班牙商人红了眼！ 那时候的西班牙全国，从上到下不论用尽什么手段，也要说服国王，把银子搞到中国去。那时候的中国也很高兴，毕竟来了这么多银子，洋人的疯狂采购也带动了明朝的经济发展。据估算，整个明朝从海外流入的白银大约有三亿两。但是时间一长，明朝政府发现问题了，银子大量涌入，但中国的生产力没有提高，产量没有增长。东西都被外国买走了，这就相当于把中国给掏空了，白银贬值，购买力迅速下降。 明朝政府慌了，封关、禁海，洋人的银子进不来了。但是涌进来的白银基本上都集中在工商业，而明朝对于工商业的税收系统相当落后，征税效率低下，钱都流进了皇族、官宦和大商人的口袋里，明朝的财政收入并没有因此提高，甚至在后期演变成无数的白银捏在官员和商人手里，而国库几乎没有一分钱的局面！而且明朝中后期涌现了一大批巨贪，大量白银囤积在他们手中： 权监王振死后被抄家，搜出“金银六十余库”；权监刘瑾，仅仅是白银就抄出“五千万余两”；严嵩被抄家时，官府调派了十艘大船来运严家屯藏的白银，结果“载以十巨艘，犹弗胜”。明朝被闯王推翻后，占领北京的大顺军从官员府中搜出来的白银总数高达七千万两。整个明朝，从海外流入白银三亿两，被贪官和土豪屯藏起来的白银却有二亿两之多！ “富商大贾、达官猾吏，自北而南，又能以其资力尽敛天下之金银而去”，结果便导致明朝“银力已竭”，这相当于给了明朝的整个金融经济体系一记重拳！由通货膨胀直接进入了通货紧缩，市场上可流通的货币白银没有了！如果这个问题放在今天很好解决，加印货币，给市场注入流通的资金就可以了。但是问题又回来了，明朝白银产量不够！死结！ 而张献忠的宝藏只见白银不见宝钞铜钱，折射的又恰恰是明朝后期民间只认银子的货币观。因此对于当时的明朝来说，这一场危机几乎是无解的。过去我们总结明朝灭亡的原因时，无外乎政治腐败、土地兼并、赋税沉重、灾荒等，但实际上，是白银货币化导致的“钱荒”引发了明朝整个社会系统性的经济危机，这才是最根本原因。 （参考资料：《明史》、《1530—1650年前后国际白银流通与中国经济》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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