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8.7./文/木易观察 （图片来自网络） 2000年以前的春秋时期，中国人对夏朝的存在是深信不疑的，这种深信不疑是建立在历史真实之上的。在距今约3000年前的《尚书·周书》中就出现了最早关于夏朝的记载，那个年代距离史书记载的商灭夏不过600年时间，说明他是真实无疑的。然而经过战国时期频繁的战乱后，这些史料被湮没了，变成了人们的口口相传。在以后的2000年历史长河中，人们依然坚信夏朝是存在的。但到上个世纪20年代，西方“没有考古佐证就不能证明历史存在”之类的观点传入中国后，我们一些专吃“挑毛病”这碗饭的诡辩论、怀疑论学者们、专家们就自觉跟进，开始对中华文明产生怀疑。 西方学术界认为文明起源的三大标志为青铜器的使用、成熟的文字体系、大型祭祀中心和城市。但符合上述标准的只有殷墟，因为按照这个标准，只有到了殷墟时期，中国才算是进入到了文明。而中国学术界认为的夏代二里头文化遗址，发掘下来，已经有了初级青铜器的使用和城市聚落，可却没有成熟文字的发现和记载。而且文明断代无论如何断代也到不了夏代积年，最多只能到夏晚期，也就是公元前1750年左右。我们通常习惯于称自己为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可实际按以上标准能考证出来的历史只有三千七百多年，早于商朝的年代似乎只能称之为文化，而不是文明，故连我们自己也开始不自信了。 在人类早期国家的形成过程中，文字的使用并不是必备的条件，不是进入文明或形成国家的一个标志。同时国家的形成，也不是文字体系形成的必备条件。南美印加帝国没有文字，却能运用结绳记事来管理国家；世界上许多史前文化其实都使用了文字，只不过所使用的文字都处于巫师文字阶段，而这些史前文化都远远不是国家。受西方“文字是国家形成的必备条件”理论的影响，我们在夏朝存在的认定问题上，一直没有自信。最近，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咨询专家，从事新石器时代尤其是长江下游史前考古研究近二十年，参与了良渚古城遗址申遗文本撰写工作的秦岭老师在一次访谈中说清了这个问题。 秦岭老师说：“基于西方文明发展史经验而发展出来的早期文明和国家起源理论，长期以来都把“文字、铜器、城市”作为文明起源的三要素。因此，在评判世界不同地区的社会与文化时，也以此为主要标准，去衡量一个古代社会的发展水平。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学者对中国新石器晚期社会和文明程度的研究，一直是国际学术界的“盲区”，并没有得到充分肯定和认识。 良渚古城遗址申遗的过程，对我们，和对西方标准下训练出来的联合国专家一样，都是一种挑战。在选择相似的世界文化遗产进行比较分析之前，我们对良渚古城遗址的特殊性质进行过反复评估：一方面，没有文字和青铜技术，良渚古城毫无疑问被定义为是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产，需要同新石器时代其他世界遗产进行比较，但这样比，我们良渚就太“高级”了；另一方面，良渚古城表现出来的社会和物质文化发展程度，又无疑是属于早期城市的典范，需要纳入城市文明的范围内，与其他早期文明的代表性城市进行比较，但后者绝大多数是已经产生了文字的青铜社会，外国学者在不了解材料的情况下，会觉得毫无可比性。 正是随着良渚古城遗址申遗工作的全方位展开和推动，近年来，西方学者才得以有机会正视中国新石器晚期考古的丰硕成果，才会评价说中国早期文明被世界大大低估了。低估的根本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的文明起源发展模式跟西方不同，不符合文字、铜器、城市这样的西方标准。 良渚古城遗址申遗成功，标志着从人类共同文化遗产的高度，正式提出了不同于西方主流的文明起源理论和发展模式——良渚古城遗址所代表的一系列中国新石器晚期区域国家形态，在东亚地区早期文明起源发展进程中既具有普遍性又具有多样性，它们与西亚地中海为核心的西方文明进程是平行且能互相映照的两种模式，这为西方世界从历史角度更好地了解中国、理解中国提供了实证，也对重新理解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会有非常深远的意义和长期影响。” 这次良渚古城遗址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证明良渚古城有5000年历史，基本与夏朝在同一个时期。据有关资料反映，良渚遗址是古代越人地区的文明遗址，而夏朝却恰恰和古越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良渚文明最终融入中华文明是无疑的，下面只剩下良渚先民当时与夏朝的关系了。所以说这次良渚古城遗址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最大意义，在于我们终于找到了华厦文明认定的新的理论体系，是近百年来，围绕这一问题的一个重大突破，是中国人、乃至全世界华人的一件大事。下一步，就是根据“不同于西方主流的文明起源理论和发展模式”的华厦文明认定的新的理论体系，对近百年来围绕这一问题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对下一步的考古发掘和硏究方向进行调整，预计将在不久的将来，能给“四大文明古国”这一备受争议的话题找出一个更加可靠的、让世人信服的理论依据和实证依据，彻底解决我们的文化自信问题。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