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嗲嗲的苏州话童谣 来自苏园六记 00:00 04:30 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是在苏州度过的，1948年19岁那年离开苏州，以后一直身在异乡，但是，那时在苏州的一切至今历历在目，每每回想起来总会引起我浓浓的思乡之情。我出生没几年就遇上“一·二八”事变，虽然年幼，但逃难归来那满屋遍地稻草狼藉的情景，却在我小小脑海里打上深深烙印，至今犹有印象。战乱后，父母即携我从昆山迁居苏州，租了西美巷27号，与况公祠一墙之隔的一套房屋，既作父亲与另一位周姓律师的合作事务所，又作为我们的住家。单门独院，和当时许多知识分子家庭一样，是不让孩子随便出门和街坊玩的。弟妹还没有出世时，只能自找其乐：找根小竹竿，一头挂了破风灯，一头套个小板凳，挑起竹竿口中喊着“阿要洋灯架、小板凳？”在小院中走来踱去。遇到父亲公余躺藤椅上休息时，他伸直两腿，让我站在腿中间，扶着他腿，我问一声：“到啥地方？”父亲随便报一条街名，我就边原地跑步，边不断地喊着“叭波，叮当”，宛如拉包车[1]那样，“到”了一个地方，父亲换个街名，再“跑”，直到有一方兴尽为止。
最喜欢夏天，那时，家里热闹事最多。先是朝东的大厅要挂上竹帘，早上放下，下午卷起。小院子里要搭凉棚，“凉棚作”的工人先把毛竹、芦席运来，然后搭上凉棚，凉棚顶和前侧的芦席是活动的，可以卷起放开，中秋节后，“凉棚作”的工人又来把凉棚拆掉，收回材料。到了西瓜上市，母亲总要买上一、二百斤西瓜放在客堂里，每天上午早早地选个瓜放进网兜里，用绳子吊到井里去冰着，到下午三、四点钟提上来，由母亲操刀全家共吃。这卷放帘子、吊提西瓜，都是我兴味盎然争着去做的事。晚上，更是一天中的高潮，晚饭后洗过澡，我们陆续来到院子里，围坐在最先洗过澡、靠在藤躺椅里摇扇喝茶的父亲旁边，听父亲曼声背诵唐诗或《三国演义》中的一些名文佳句。这时，母亲已最后洗过澡，在井边洗全家人的衣服，我们就轮流帮着打井水或用蒲扇为她扇凉。偶尔，看到萤火虫闪闪飞过，或听到纺织娘的叫声，就马上站起来轻手蹑足凑过去，非捕捉到装进空火柴盒或小瓶子里才肯罢休。一直要坐到夜深，才在父母亲的一再催促下恋恋不舍地去睡。
星期日常常是快乐的一天。抗战前，每到星期日，母亲常把我送到侍其巷大舅家去。大舅和大舅母结婚多年始终没有生育，按苏地风俗认我为寄子。他们还有一个寄女，是寄母堂妹的女儿，小名炯炯，每次我去寄父母家，她往往也在那里。我们就在一起玩，有时办娃娃家，我当新郎，她当新娘，成为难分难舍的一对小伴。若有一次对方没来，就会缠着寄娘问：“他（她）为啥没来？”觉得扫兴异常。真可谓青梅竹马、两小无猜了。这个缘分被抗战爆发所打破。“八·一三”事变后不几天，母亲正带着我们在大舅家玩，晚饭后不久，空袭警报突然响起，日军第一次来苏轰炸，两家人挤着钻进楼下一张大床下面，但听得炸弹爆炸声、机枪扫射声此起彼落，吓得大舅母的母亲、我称为老婆婆的捂着耳朵颤声念佛。第二天一早，我家就和许多人家一样，出城到乡下去逃难了。待半年后再回到城里，苏州已经沦陷，往日宁静生活秩序全被打乱，原有情景不再，我和炯炯从此再也没有见过面。
这时，我又有了新的玩伴。我母亲的堂姐，原来一直住在武汉，随她在武汉大学当教授的丈夫生活。抗战初期，她丈夫去世后，带着几个孩子迁回苏州，在庙堂巷和她的父亲、我的外叔祖父居住。她的第六个孩子吴贻康只比我小两岁，意气相投，星期日常到我家来玩，我们常玩掼香烟画片的游戏。那时，不少牌子的香烟盒内常附有一张印有连环画故事的硬质纸画片[2]我们把配不成套的多余画片用来作游戏，参加者每人分取十几张，各占方桌一边布阵，选最新最平整的一张放在核心位置一方倒扣过来的砚台或平整小木盒之上，左、右、前各围二、三层画片，相互攻守。进攻一方手拿一张画片向对方阵地某张目标用力掼下去，要争取让掼下的画片能恰到好处地嵌进对方那张画片下面，就算把它“吃”了，谁能先把对方的画片全部“吃”完，包括最后砚台或木盒上的那张“王”，谁就赢了。如此反复玩，直到母亲招待表弟吃点心才算尽兴。点心大多是母亲自制的。有时是“茄饼”，把面粉兑水调成稠糊，锅里放极少一点油，舀一匙面糊，中间放一块中午烧好的熟茄子，炕熟即成。有时是“萝卜丝饼”，用作料拌好的萝卜丝，放入一个模子里，和入一点稀面糊，在油中氽熟而成。还有时是“南瓜玉钱糊”，把南瓜切成小块，兑水加糖加点盐，放少许糯米，待半熟时再放入金钱大小的糯米巴，煮熟后即食，甜中有咸，别有风味。这些苏州特色的家庭经济小吃，极其大众化又好吃，至今想来仍令人回味无穷。
家中最隆重的事莫过于祭祖。在客堂后壁门上，有一张父亲写的表，上面列有父亲的高祖父母、曾祖父母、祖父母和父母亲的名讳、生日和忌日，每到那一天，都要抬开一张大方桌，桌子南端系上一块大红桌围，放上烛台香炉，桌子北侧放置一对椅子，前置杯筷，待供上二荤二素，斟上酒，点燃起香烛，全家人就按长幼依次跪下磕头，待上过饭，烧过锡箔叠成的元宝，就算礼成撤席，全家就坐下来享用撤下的供品。这是平日的祭祀。到了冬至和除夕，则要把高祖父以下的全部祖先放在一起祭祀，那时得在大厅上，用三张大方桌拼起来，供上八个菜，烧更多的锡箔元宝，待祭祀完毕才能吃冬至饭和大年夜团圆饭。除夕吃过年夜饭，还要挂“喜神”[3]。我家列祖列宗的喜神，原来是由住在昆山老宅的大伯父保存的，大伯父去世后不久，抗战爆发，老宅被日寇炸毁，堂兄仅抢出我祖父母和一位明末在某地任官、清兵陷城时殉难的广元公夫妇喜神，交给我父亲。嗣此，爬上爬下挂喜神就成了我义不容辞的责任。喜神挂上后，要供奉到正月初五取下，年也就算过完了。以上这些祭祀活动，都是大人唱主角，孩子们只不过充满新鲜好奇、兴高采烈又自告奋勇地甘于“跑龙套”当配角。而真正能由孩子们自己当家的，应该是农历七月十五烧“九思”香了。这是吴地特有的纪念元末起义领袖张士诚的民间祭祀活动，在苏州普遍被讹传为烧“狗屎”香。一到晚上，拿出事先准备好的香[4]，孩子们每人分取一大把，在院子里随心所欲地插在地上，点点香火和天上的满天星斗相映成趣。香燃完后，把香棒收集起来，还可玩上一阵子呢！平时，父亲对我管束很严，除了学校的功课外，还要我读《论语》、《孟子》、《左传》等古文。在小学毕业前，除了上学，基本上是足不出户的。除非遇到他老人家高兴带我出去。父亲喜欢到茶馆去喝茶，一方面是职业上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一种嗜好。他写过一首诗，专言孵茶馆之乐：“吴苑客常满，杯中茶不空。静听邻座话，奚必姓名通。”我常跟他去的地方，自然是下午到太监弄吴苑四面厅喝茶。每次到吴苑，父亲例行买两只滚上甘草粉的脆梅、半客蟹壳黄或生煎馒头给我吃。如遇酒友相邀，就带我随他们去宫巷“同福和”或“元大昌”楼上喝酒。这里主要卖黄酒，以“吊”计量[5]，顾客入座只要说明要的“吊”数，片刻堂倌就会按数将热酒送上。店里备有简单熟菜，如需热炒、烧菜或面点，堂倌会代从邻近菜馆叫送，与酒一道结算。一般有信用的老茶客、老酒客都无需当场付钱，在各人折子上记个帐，到“三节”[6]结清即可，极为方便。还带我到过其他一些茶馆。夏季去大公园“西亭茶社”，喝露天座早茶，领略园中央荷花池中传来阵阵荷花清香。年关前到道前街西馆桥西堍“云苑茶馆”楼下书场，听评弹行业说“会书”[7]。到观前街承德里附近巷内一爿小店吃糟肉面[8]等等。这都是几年难得一遇的事。
其中，最令我回味无穷的是有两次到观前街“广州食品公司”的事：一年夏天，父亲带我去喝冷饮，要了一杯桔子刨冰，服务生端来一大玻璃杯桔子水，上面飘着一薄片断面橙子，还有一碟刨冰屑，这玩意现在来看是最普通不过，甚至已淘汰了的，可在那时还是很稀罕的，父亲只舍得买一份，充满爱意地看我津津有味地吃。再一次是带我去吃蚝鼠肉丝，其他都记不得了，独独记得这份用鼠肉炒出的肉丝，因为是平生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就那次还碰上一件新奇事：从广州食品公司出来，往东走不几步，有一家歇业的小门面，门口挂着杂技表演的招贴，出于好奇，父亲带我进去看看，观众不多，只有两个节目轮流演出，一个极普通，现在电视中常能见到，另一个却很独特，名曰：跳蚤赛球。在一张桌子上，放一只上拱形下平面的大玻璃盒子，平面上是一个微缩的足球场，两端各有球门，表演者拿出两只盒子，用镊子从中分别取出等数的十余只跳蚤，从两端孔中放入，然后置进一只和跳蚤大小相仿的白色小球，比赛开始，但见两队跳蚤纷纷上前抢球，都想把球顶入对方球门，直到一方攻进为止。如此多的跳蚤在小小场地上来回跳腾，令人眼花缭乱、叹为观止。驯养大动物作杂技表演的并不少见，驯养如此小的动物作表演，若非亲眼目睹，是很难置信的。所见也仅此一回，以后再也没有见到过，甚至没再听说过，是否真成了“绝唱”？记以备考。我父亲崇儒亲佛，信奉“不求闻达于乱世，以能维持家庭生计为足”，自号“三一居士”，以“日图三餐，夜图一惚”自嘲。他极信因果报应之说，一本《太上感应篇》常放桌头与《六法全书》相映。作为律师，这两本书似乎风马牛不相及，但他以“与人为善”、“不为已甚”的处世观，把两者融合在一起了。他有一首诗：“声声高唤热山芋，不顾风狂守路隅。此辈营生皆小本，劝君切莫较锱铢。”从中可以看出他的为人。那时，苏州曾流行戒荤吃素，终年戒荤者谓“吃长斋”，按农历月有半戒荤者谓“吃大斋”，有十天戒荤者谓“吃小斋”，在他影响下，我小小年纪也曾有半年多时间吃过“小斋”。父亲常常告戒我要惜字，废字纸要集中烧掉，不能乱丢，特别不能用来当便纸，否则会亵渎造字鼻祖仓颉。当我能看懂小说时，他对我课余看“闲书”是乐意的、鼓励的。在我读完小学四年级时，恰逢八·一三淞沪战争开始，抗战全面爆发，有一年时间上不了学，我一口气读完了“四大古典名著”，以后，父亲又陆续买了《呐喊》、《伊索寓言》、《苦儿流浪记》、《爱的教育》等中外名著给我看。这下，爱读书的习惯是养成了，可眼睛却糟了。待再读小学五年级时就发现眼睛近视，小学毕业就不得不配近视眼镜，一验光不得了，第一副眼镜就是450度。那时，这么大孩子带眼镜的还极少见，我成了孩子中经常被嘲笑、怜悯的“稀品”。父亲似乎念念不忘于算命先生为他批的“八字”，曾不止一次地对我说过，好几个算命的在批到他57岁时都批不下去了。当时在我小小心灵中曾着实引起过一份担心与恐慌，生怕到时真出什么事情。抗战胜利不久，内战爆发，我投身革命，离家进解放区了。后来，苏州解放，由于他职业的特殊性，就此失业，那年他刚巧57岁，这纯属巧合，但他就此有了新的解释。父亲还不止一次向我念叨，说在我出生后，曾帮我求过签，签上说我是“小时了了，大未必佳”，这本都是一种模糊性语言，可以从多方面去推测，并无明确的衡量标准，但我却始终耿耿于“大未必佳”这四个字，心中老大不痛快。后来想，这二者也许都是父亲从反面激励我要早图自立、勤奋向上的苦心所在。我在东吴大学化工系读三年级时，尽管功课繁重，仍坚持到苏民中学兼课教初二代数，它正是动力之一吧？我母亲虽然出身东山大族，因其母去世早，与我父亲结婚后，又共历创业艰辛，养成了勤劳节俭的习惯。她包揽了全家的家务，买、汰、烧、洗、浆、缝补都是她一个人忙。可对我们这些孩子，只要求读好书，家务事一点不让做，就连洗澡，一直帮我洗到快发育才歇手。我这一生不善也懒于做家务，也许与童年时她老人家的宠爱有关吧！她平时和孩子们话语不多，但肚里有不少童谣，在孩子幼时逗玩或生病卧床时才哼唱出来。我最记得骑在她腿上，她抓住我两只手，边抖动边吟唱的一首童谣：哐铃哐铃马来哉，隔壁大姐转来哉。今朝啥个小菜？茭白炒虾，田鸡踏煞老鸦。老鸦告状，告到和尚，和尚念经，念拨观音，观音扫地，扫出个小鬼！这首滑稽风趣的童谣，我牢记了一辈子，把它传给了我的儿女，又教给了我的孙辈。儿女们戏称这是我家的“传世经典”，不能忘掉了。母亲主持家政，计划性很强。她烧得一手非常好吃的红烧肉，但除了过年过节，平时难得烧，一般都是小荤当家。每遇做了油豆腐塞肉或油面筋塞肉之类，临开饭她总要关照一声“一人两只”，至多“一人三只”。端午节吃“陆稿荐”的酱汁肉，她按人头一人一块买回来，算到恰到好处，绝不会浪费。她自奉更俭。有几件光鲜衣服都放在箱子里，要到过年或走亲戚才拿出来穿一穿。常常做针线活到深夜，要吃一点东西填填肚子，在她储备的干点中，大众化的“袜底酥”算是最高级的了。早上出去买菜，一般都回来吃泡饭，偶尔买一条黄松糕、一条猪油糕并一起吃算是特殊享受了。她穷而有志，抗战胜利后，两个舅舅把祖遗房产卖掉，她主动放弃继承权，让给两个弟弟。解放后，父亲失业，靠变卖家具字画维持生活，大舅不定期地给予周济。后来，我们兄妹弟三人全部工作并改成薪金制后，家庭生活逐渐好转，母亲硬是节衣缩食，将大舅周济金额全部寄还。随着我的逐渐长大，特别是小学、初中相继毕业，进入高中、大学之后，逐渐走出童年的生活圈子、生活模式，有了自己的视野爱好、活动天地，童年逐渐成为不复再来的过去。年轻时庆幸自己不再是懵懂小孩，非常在意别人是否把自己当大人看待了。特别刚自立走上工作岗位时，感觉特潇洒、特自在。当结了婚，有了孩子后，才感觉到童年是人生的起点，它对人一辈子的行为都会起到影响，开始回想、检讨、总结自己的童年。而当老了，特别是客居异乡进入老境以后，怀念童年成为一种对家乡苏州、对逝去父母、对童年朋友的一种眷念、乡恋，一种由淡渐浓、拂之难去、不可或释的离情、乡愁。这就是我写这篇小文的原因。[1] 那时，黑色的人力车，俗称包车，是有钱人家的专用车，车把上有一只手按喇叭，车厢脚板上有一只踏铃，车身略宽，均普通黄包车所无。宛如今日之高级私家小轿车，为人所羡。 [2] 那一代孩子普遍喜欢把香烟画片集成整套。玄妙观正山门口倒是有整套画片出售，但价格昂贵，不是一般孩子所能问津的。 [3] 在没有照相技术的时代，每位祖先去世后，请画师画下其遗容，一般都画成坐像，装裱后称为喜神。 [4] 这种香不同于一般插在香炉里的线香，较粗，香末接有一小段竹篾棒。 [5] “吊”是一种以马口铁打造成的细长圆筒，上面有一小部分略粗出，可以挂在上有许多圆孔的热水锅中烫热，每“吊”可盛酒半斤。 [6] 指端午、中秋、阴历年底。 [7] 救助本行业中贫困者的例行年终义演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