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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正是全国暑热难耐的时候，不过哈尔滨还好，昼夜温差比较明显，对于南方一些城市的人来说，这个时候到哈尔滨来度假避暑不啻于是一个正确的选择。 我的老领导是一个上海知青，在黑龙江生活、工作了三十多年后回到了上海，前几年退休后每年都回到哈尔滨来避暑休息一段时间。今年老领导从上海回来后，我们几个老部下、老战友照例坐在一起举杯小酌，共同回忆过去的岁月。 席间，老领导讲起他从上海到黑龙江大兴安岭呼玛县插队的经历，并讲了他当知青期间令他至今难忘的两件事。 一件事是，在迷路的情况下，他带领五百多知青和群众走出了原始森林。 1969年的8月末，他所插队的公社附近山上突发山火，在公社领导的带领下，四百多个知青和一百多个群众去扑救山火，经过一天一夜的奋战，山火终于被扑灭了，大家吃过了早饭，简单的休整了一下之后，踏上了返回知青点——荣边公社的路程。山火的发生地属原始森林，除了采药、打猎的，平时人迹罕至，路途崎岖难行，但大家取得了扑灭山火的胜利，大部分又都是十七八岁的年轻人，所以一路上大家的兴致很高，有说有笑，有的还唱起了歌。大家出发的时间大约是上午十点钟，距离知青点不过半天的路程，所以估摸在天黑之前是肯定能走回公社的。可是走了好久，眼瞅着天就快黑了下来，路也越来越不好走，大家在山里转来转去，怎么也找不到出山的路了。这时候，走在队伍最前边的向导突然说了一句，“完了，嘛哒山了”（意思是迷了路了），一听向导这么说，大家情绪不由得紧张了起来，因为常在山里的人都知道，一旦在山里迷了路，森林里狼、豹子、野猪横行，甚至还有老虎出没，是很容易有性命之忧的，特别是大家在扑火前只带了三天的“救火面包”（当地一种面饼类的食品），救火后每个人都只剩下两顿的食物了，在这种情况下大家不由得焦躁起来，队伍当中弥漫着一种不安的气息。公社的领导和向导还在紧张的研究着出山的路线，然而在路线的选择上大家出现了严重的分歧，谁也说服不了谁，谁也不敢最后拍板——因为谁都不敢承担五百多人生命安全这一重大责任。就在这时，我的老领导找到了公社的革委会主任，并用树枝在空地上画起了整个进山和先前行进路线的草图，同时提出了行进方向的意见。公社革委会主任问他，你为什么认为你说的路线是正确的？我的老领导当时才只有十七岁，当地生活了几十年的人都迷了路，谁会信一个外来的上海小知青呢？我的老领导当时却胸有成足地说：“我们荣边公社在呼玛河边上，所以我们选择的路线只要沿着呼玛河的方向走就一定能走出大山”，公社领导认为他说得有道理，最终采纳了他的意见。眼见得当时已经黑天了，夜间赶路怕有危险，公社领导决定原地休息，明早天亮赶路。大家喝了几口山泉水，胡乱填了点“救火面包”，升起了几堆篝火，随便找了点树枝就躺在原地休息。山里的夜晚是真冷啊！好在大家在出发前都带了棉衣，但即便是穿着棉衣围着火堆，大家还是冻得牙齿直打颤。远处的野狼不时地发出嚎叫，不知名的夜鸟偶尔发出一两声怪叫，一群十七八岁的上海知青在远离家乡几千里地之外的大山里，天当被、地当床，望着夜空中寂寥的星星，悄然入梦。第二天一早，大家按照我的老领导提供的路线出发了，果不其然，按照呼玛河水流的方向，不到一个上午，大家就走出了大山，出山的那一刻大家都不禁欢呼了起来。事后，公社革委会主任和全体知青及群众对我的老领导给与了一致的赞扬。讲到这里，我的老领导对我说，这虽然是一件小事，但在那个年龄来讲确是刻骨铭心；他也说道，什么是生活的经验，无非是学会观察，把经历过的东西记住并善于总结而已。 另一件事是，他当知青的第一次哭泣——最好的朋友死在他的怀里。 1970年1月18日，我的老领导等几个知青一起和当地的老乡到山里干活。他最好的朋友，一个同样来自上海的叫孙云龙的知青和生产队长两个人坐在第一辆马拉爬犁上，我的老领导和其他老乡坐在第二辆马拉爬犁上，当时山坡上伐木工人正在伐木，那个时候一个是山里的人少，另一方面当时人的安全观念也比较低，山坡上没有施工作业的标志，更无人在路上值守，正在他们经过的时候，一个有小磨盘粗的红松从山坡上被放倒，树倒的方向正好是他们的必经之路。据事后生产队长讲，当时正在赶车的他恍惚感觉鞭子梢碰到了什么东西，抬头看见黑乎乎的大树倒了过来，他抽了辕马一鞭子，辕马奋力一冲，生产队长躲了过去，那个叫孙云龙的上海知青被倒木砸个正着，顿时从爬犁上翻滚了下来，大树横亘砸在他的胸腹之间，压得紧紧的，前后两辆爬犁上的知青和老乡大喊着“救人啊，救人啊”，附近的伐木工人也拿来撬杠，大家合力把倒木翘起来，把孙云龙从满是积雪的路上抬到爬犁上，为了减少颠簸，我的老领导把自己的好朋友抱在怀里，一路上不断地呼喊他的名字，孙云龙面如白纸，双眼紧闭，口鼻没有任何一点血迹渗出来（估计是内脏砸坏了），只是在持续不断地呼唤声中，发出了几声轻微的“嗯嗯”，就再也没有睁开过眼睛。到了公社的卫生院后，医生紧急注射了强心针，又进行了人工呼吸（那个时代也没有什么更好的抢救办法），但是眼见得孙云龙的身子越来越冷，医生回天乏术，最后无奈宣布死亡。我的老领导讲起这个事时说，他的父亲去世得早，他是家中的长子，九岁的时候就和母亲一起拉扯着三个弟弟妹妹过日子，过早的领略了生活的艰辛与痛苦，所以他在日常很少流泪，但当自己最好的朋友，那么活生生的一个人就这样悄无声息的死在自己的怀里，他再也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所有生活的不如意和失去朋友的痛苦瞬间化作泪水喷薄而出，肆意的流淌。还有一点至今想起来都特别诡异的是，当天的1月18日恰好是孙云龙的十八岁生日，他还没有来得及庆祝他的成人礼，还没有来得及和小伙伴庆祝他的生日，一场忽如其来的意外夺去了他年轻的生命。后来，那个伐木的工人由于造成了上海知青的意外死亡，在全体上海知青的“愤怒声讨”下，因为违反安全生产规定被判了几年有期徒刑，那个伐木工人的老婆领着一个孩子孤苦生活，周围的知青因为失去了战友，谁也不同她讲话并有意疏远她们，后来她就领着孩子搬离了那个生产队，不知道去往何处了。我的老领导在讲到这里时说道，那个时候少不经事，总感觉失去了战友很痛苦，但是与那两个孤苦伶仃的娘俩又有什么关系呢？所有的知青都不与她们讲话所给与的冷暴力何尝不是给那个失去主要劳动力家庭更深的痛苦，现在想想就很后悔。 我的老领导在给我们讲这两个故事的时候，语调轻缓，表情平静，仿佛在叙述别人的故事。是啊，几十年的风风雨雨，经历了太多的人世间的或是喜悦或是辛酸的事情，在他的内心深处早已适应了云卷云舒和花开花落的时刻，这对于像我这样的没有经历过文革岁月的一代人，是无法领略他们那个时代的人的喜怒哀乐和悲欢离合的。他们的那个时代，通讯、医疗、教育、交通等方方面面简直和现在不可同日而语，但是人和人之间淳朴的感情，艰苦劳动之余的希冀憧憬，人们在困顿岁月里的奋斗精神根本不是我们今天所能拥有和体会的，我们今天的生活拥有丰富的物质，但人与人之间变得越来越浮躁、功利和虚伪，缺少了我们上一辈人平和的满足、简单快乐和真诚友善。 不知不觉，两瓶我去年从青海带回来的青稞酒已经见了底，窗外也不知何时开始飘起雨丝。结束午间小酌，步出酒店大门，老领导谢绝了我为他叫车的好意，走向了不远的公交站，其他的几位老战友也都各自离去。 生活就是这样，或是让我们内心坚硬的东西变得柔软，或是让我们曾经脆弱的一面开始变得坚强，无论我们曾经身居何位，无论我们曾经如何荣耀四方，我们所经历的一切都会深深印在我们的脑海里，成为生活中不可忘却的记忆，无论悲喜，深深铭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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