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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文化的舞台上，以道德代宗教的儒家为代表的中国文化、以证悟觉知的佛家为代表的印度文化和以重逻辑思辨的西方文化如同三颗璀璨的明珠，数千年来照亮着孜孜前行世人的心灵，引领着先民的脚步一直走到现在，而关于这三种文化的思虑及探索也一直未曾停止过。 尤其在近现代中国，当西方的坚船利炮叩开了东方的大门，征服自然、追求物质的西方文明席卷中国时，人们对中国文化的出路普遍表现出惊恐及担忧。正是基于这样的历史文化背景，梁漱溟进行了深入探寻及思考，提出了关于中国文化出路的呐喊。 梁漱溟晚年对佛教很有兴趣。在一堆复杂拗口的概念中，他试图为人类寻找一条更加持久的道路。梁漱溟早年崇佛，后来由佛入儒，晚年又着重对佛与儒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 在这个反复的过程中，他明白了一个道理：佛学的宇宙观、人生观是终极的真理，大多数人暂时不可能懂得它。佛教认为世上没有彼此之分，万物是一体的，这和人们的实际生活体验相差太远。佛家的精髓，好是好，但是只有极个别的人能认识它。 晚年梁漱溟 最接地气的主张，梁漱溟认为就是儒家。“儒家从不离开人来说话，他这个立足点呢是人的立足点。说来说去总还归结到人身上，不在其外。而佛家呢就相反，佛家是站在远高于人的那个立场上，总是超开人来说话，可也并不归结到人身上。” 他觉得再也没有比儒学更积极、乐观，同时也稳妥的思想了。儒学是一种生活的学问，而不是人生的学问，能够把每一个人的精神生活和实际日常生活都打理得很妥当。人要想提高一步，提高到儒学这一步正合适，佛学则太高了。 在他看来，西方文化向外用力过猛，忽略了向内和谐；印度文化应当为人类终极的走向，当前阶段还不足以达到。而现阶段而言，中国文化是最容易有所作为的。因此，在比较了中、西、印三种文化之后，梁漱溟得出了一个结论：未来人类文化的趋势将是儒学代表的中国文化复兴，并扩散转变为世界文化。 这背后有一套完整的逻辑。梁漱溟认为，人类的文明有三个阶段：一是人与物的问题，二是人与人的问题，三是人与人自己的问题。正常情况下，应该按照一二三的顺序发展。但是到了中国却偏偏出了岔子，以孔子为代表的中国古圣在第一阶段就提前揭示出了人的理性，即人与人的问题。所以中国文化早熟，就像一个婴儿的身体却有着成年人的思维成熟，而身体上的幼稚主要是经济发展水平造成的。 从内涵来看，西方文明的长处在于征服自然、利用自然，而东方文明以“反躬自省”为特色。他觉得东方文明是人类文明的一种早熟品，眼下虽然“西风压倒东风”，但是在未来，终究是“东风引领西风”。 晚年的梁漱溟在打太极拳 生活在激荡的20世纪，梁漱溟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有独特的解读。他主张世界文化发展的潮流将从“以身为主”的资本主义转变为“以心为主”的社会主义；而中华文化正是“以心为主”的文化，所以其“可因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而得复兴”。 梁漱溟反对将社会主义与中华文化割裂开来，很早就强调“即便是建设社会主义，也得标出‘中国特色’，才能在中国生根开花”。他认为，这条全新的中国道路既符合世界文化发展潮流，又有中华文化作支撑。 《至道无馀蕴矣》记录的是梁漱溟在近四十年前对中国文化发展的思考，岁月流转，他的主张和见识仍能如新风拂面带给我们许多启迪。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张九龙） 找记者、求报道、求帮助，各大应用市场下载“齐鲁壹点”APP或搜索微信小程序“壹点情报站”，全省600多位主流媒体记者在线等你来报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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