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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西走廊东起乌鞘岭，西至玉门关，东西长约1,000公里。因夹在祁连山与合黎山、龙首山等山脉之间，狭长且直，形如走廊，因地处黄河之西，被称为“河西走廊”。 它的形成，源于数亿年前的一次地壳剧变。欧亚板块因为印度次大陆板块的撞击而缓慢隆起，形成地球上最高、也是最庞大的地质构造体系：青藏高原。与此同时，一条平均海拔在4000米以上的弧形山脉被顶推隆起，这，就是祁连山。 “祁连”系匈奴语，匈奴呼天为“祁连”，祁连山即“天山”之意。祁连山北边是戈壁和沙漠，南边是干旱的柴达木盆地，西边是库木塔格沙漠，东边是黄土高原。 在来自太平洋季风的吹拂下，丰沛的山区降雨使祁连山成为伸入西北的一座湿岛。祁连山脉覆盖的积雪和史前冰川融化，形成了中国第二大内陆河——黑河。河水奔涌而下，源源不断地流进了河西走廊。在黑河的东西两侧是石羊河和疏勒河，这三大水系滋养了片片绿洲。这里水草丰富，环境适宜。 河西走廊是古代丝绸之路的咽喉要道，也是丝绸之路的一个缩影。在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中，河西走廊关乎一个国家政治经略、经贸促进、文化交融的宏图大梦。对于生活在中原的人们，打通河西走廊，前往更为辽阔的西部是他们不变的梦想。 这个梦想的开端，源于两千年前一个帝国的开拓。 公元前140年正月，太子刘彻即皇帝位，是为汉武帝。经过60多年的发展，汉帝国经济上休养生息，国富民强，充满活力。但是北方即面临一个强大的游牧民族的威胁。他们兵锋南指，成为汉帝国最强悍的敌人。 这个民族，最初以“獯鬻”、“猃狁”、“俨狁”、“荤粥”、“恭奴”等名称见于典籍，后统称为“匈奴”。 春秋战国以后，匈奴各部分别形成奴隶制小国，其国王称“单于”。 秦国统一六国后，实力大幅提升。此时，河西走廊被月氏人控制，两者面临匈奴的威胁。强大的匈奴人不断蚕食月氏的地盘，月氏被迫西迁，匈奴人控制了河西走廊，成为东出中原的重要通道。秦始皇为了防范匈奴人的入侵，修建了闻名古今的万里长城。 楚汉战争时期，冒顿单于乘机扩张势力，控制了中国东北部、北部和西部广大地区，建立起统一的奴隶主政权和强大的军事机器。匈奴奴隶主贵族经常率领强悍的骑兵，侵占汉朝的领土，骚扰和掠夺中原居民。 汉高祖七年（公元前前200年）冬，冒顿单于率骑兵围攻晋阳（今山西太原）。刘邦亲领三十二万大军迎战，企图一举击溃匈奴主力。结果，刘邦反被冒顿围困于白登（今山西大同东），七日不得食，只得采用陈平的“奇计”，暗中遣人纳贿于冒顿的阏氏夫人，始得解围。从此，刘邦再不敢用兵于北方。 西汉初年以来，对匈奴也都只好采取“和亲”、馈赠及消极防御的政策。但匈奴贵族，仍寇边不已。文帝时代，匈奴骑兵甚至深入甘泉，进逼长安，严重威胁着西汉王朝的安全。 年轻的汉武帝汉武帝再也不肯对匈奴采取忍让的态度，他决定废除屈辱的“和亲”政策，转而对匈奴实施军事打击。 即位不久，从来降的匈奴人口中得知，在敦煌、祁连一带曾住着一个游牧民族大月氏，中国古书上称“禺氏”。秦汉之际，大月氏的势力强大起来，攻占邻国乌孙的土地，同匈奴发生冲突。汉初，多次为匈奴冒顿单于所败，国势日衰。至老上单于时，被匈奴彻底征服。老上单于杀掉月氏国王，还把他的头颅割下来拿去做成酒器。月氏人经过这次国难以后，被迫西迁。 武帝听到有关大月氏的传言，意欲联合大月氏，夹击匈奴。又考虑西行的必经道路——河西走廊还处在匈奴的控制之下，于是公开征募能担当出使重任的人才。 当汉武帝下达诏令后，年轻的张骞，觉得出使西域是个建功立业的好机会，也是一件对中原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便勇敢地站了出来。 公元前139年（西汉建元二年），张骞奉汉武帝之命，匈奴人堂邑父为向导，率领100多名随行人员从长安出发前往西域。 “西域”一词，最早见于《汉书·西域传》，西汉时期，狭义的西域是指玉门关、阳关（今甘肃敦煌西）以西，葱岭（帕米尔高原）以东，昆仑山以北，巴尔喀什湖以南，即汉代西域都护府的辖地，今天的新疆地区。广义的西域还包括葱岭以西的中亚细亚、西亚、印度、高加索、黑海沿岸等地，包括今阿富汗、伊朗、乌兹别克至地中海、沿岸，甚至达东欧、南欧。 要找到月氏部落，就只能冒险穿过匈奴人严密控制的这条河西走廊。没有任何悬念，张骞一行在途中被匈奴俘虏，他们被押送到匈奴王庭，（今内蒙古呼和浩特附近），见当时的军臣单于（老上单于之子）。 张骞以为自己必死无疑，可是匈奴单于并没有杀掉他们，为软化、拉拢张骞，打消其出使月氏的念头，进行了种种威逼利诱，还给张骞娶了匈奴的女子为妻，生了孩子。张骞开始了他在匈奴长达10余年的软禁。 而公元前135年的长安，窦太后去世，20岁的汉武帝开始柄政，军事上，他严厉督促各地行政官员广泛搜寻并储备良马，选拔卫青、公孙敖等一批年轻军官展开军事训练。一年后，即公元前133年，张骞已经出使西域第5年了，汉武帝决定不在等张骞的消息，准备开始了对匈奴的战争。 公元前133年，汉武帝刘彻计划亲率30万大军，以和亲为诱饵，准备在马邑设计伏击前来迎亲的匈奴部队。 虽然这次被称为“马邑之谋”的军事行动由于消息泄露而被迫中止，但却使汉朝结束了自西汉初年以来奉行的屈辱的“和亲”政策，同时也拉开了汉匈大规模战争的序幕。 公元前129年，匈奴入侵上谷郡（今河北张家口市）。为挽回马邑之谋的失败局面，打击匈奴的疯狂报复，汉武帝亲自部署战略计划，分派四路出击。车骑将军卫青直出上谷，骑将军公孙敖从代郡（治代县，今山西大同、河北蔚县一带）出兵，轻车将军公孙贺从云中（今内蒙古托克托东北）出兵，骁骑将军李广从雁门出兵。四路将领各率一万骑兵。这就是名噪一时的“龙城之战”。 此次出兵，公孙贺一无所得；公孙敖损失七千骑兵；李广兵败被俘，最后逃回。四路人马中唯独首次出征的卫青，英勇善战，直捣龙城（匈奴祭扫天地祖先的地方），斩首 700余人，取得胜利。这是汉帝国面对匈奴袭扰的第一次全面反击。 而此时，在匈奴被困10余年的张骞始终没有忘记汉武帝所交给自己的神圣使命。他已经近距离熟悉和了解匈奴王朝日常生活与军队备战，对于祁连山与河西走廊的了解也越来越深入。 匈奴监视渐有松弛，张骞趁匈奴人不备带领其随从，逃出了匈奴人的控制区。他们逃脱后并没有返回长安，而是选择继续西行。 这是一次极为艰苦的行军。大戈壁滩上，飞沙走石，热浪滚滚；葱岭高如屋脊，冰雪皑皑，寒风刺骨。今天的我们依然无法想象，张骞是如何横穿大漠，翻越帕米尔高原，先后到达大宛国、大月氏、大夏的。 张骞到大宛后，收到了大宛王的热情款待后，派了向导和译员，将张骞等人送到康居（今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境内），又通过康居，到了大夏。大夏在今阿姆河流域。又遣人将他们送至大月氏。 当张骞向他们提出夹击匈奴的建议时，可惜此时的大月氏人，由于新的国土十分肥沃，物产串富，并且距匈奴和乌孙很远，外敌寇扰的危险已大大减少，他们已无意向匈奴复仇了。张骞等人在月氏逗留了一年多，但始终未能说服月氏人与汉朝联盟夹击匈奴。 归途中，张骞为避开匈奴势力，改变了行军路线。计划走塔里木盆地南部，昆仑山北麓的“南道”，从莎车，经于阗（今和田）、鄯善（今若羌），通过青海羌人地区后归汉。但出乎意料，羌人也已沦为匈奴的附庸，张骞等人再次被匈奴骑兵所俘，又扣留了一年多。 前126年初，匈奴为争夺王位发生内乱，张骞趁机带着自己的匈奴族妻子和堂邑父，逃回长安。。从公元前139年）出发，至公元前126年）归汉，共历十三年。 张骞这次远征，未能达到同大月氏建立联盟，以夹攻匈奴的目的，但产生的实际影响和所起的历史作用是巨大的成功。 回长安后，张骞将其见闻，向汉武帝作了详细报告，对葱岭东西、中亚、西亚，以至安息、印度诸国的位置、特产、人口、城市、兵力等，都作了说明。 公元前121年，汉武帝任命19岁的霍去病为骠骑将军。于春、夏两次率兵出击占据河西（今河西走廊及湟水流域）地区浑邪王、休屠王部，歼敌4万余人。俘虏匈奴王5人及王母、单于阏氏、王子、相国、将军等120多人，同年秋，奉命迎接率众降汉的匈奴浑邪王，在部分降众变乱的紧急关头，率部驰入匈奴军中，斩杀变乱者，稳定了局势，浑邪王得以率4万余众归汉。以其地为武威、酒泉郡。 从此，汉朝控制了河西地区，为打通了西域道路奠定基础。匈奴为此悲歌：“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嫁妇无颜色。” 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分置张掖、敦煌郡（一说公元前88年设立敦煌郡。）这就是有名的河西四郡，加上敦煌以西的阳关和玉门关，史称“列四郡，据两关”。行政范围大致包括今甘肃省西部的武威市、金昌市、张掖市、酒泉市、嘉峪关市、内蒙古自治区西部的阿拉善盟一带。
河西四郡的设置，促进了汉朝统一西域。此后，汉朝将秦长城从令居（今甘肃省永受县）延伸到了阳关、玉门关。其烽燧深入到轮台，用以防御匈奴。这条长城的南面，就是汉朝移民屯垦的农业区，河西四郡设置之后，隔断了匈奴与西羌的联系，导致与加强了汉朝与乌孙和天山以南诸农业国的联盟，这就是历史上所说的“断匈奴右臂”，从而进一步削弱了匈奴的势力。 河西四郡的设立使河西地区逐步由游牧区变成了农业区，这个新兴的农业带将中原农业带和天山以南农业区连接起来。这为将来丝绸之路的开辟提供了便利，对于东方与西方的联系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它也是有效控制三大高原的核心地区，是汉民族和游牧民族在军事、政治、经济上争夺最为激烈的地区，没有之一。
公元前119年，武帝为彻底消灭匈奴主力，汉武帝发起了规模空前的“漠北大战”。调集10万骑兵，随军战马14万匹，步兵辎重几十万人，由卫青和霍去病各领5万骑兵，分东西两路向漠北进军。霍去病贯彻武帝的北逐匈奴方针可谓彻底。 汉武一朝，经此战之后，兵威之盛，一时无敌。至此“匈奴远遁，漠南无王廷”。这个马背上的强悍民族终于在强大的西汉王朝的倾力打击下，在霍去病等不世名将的铁血征伐下引马而去，不窥阴山。 霍去病率军北进两千多里，越过离侯山，渡过弓闾河，与匈奴左贤王部接战，歼敌70400人，俘虏匈奴屯头王、韩王等3人及将军、相国、当户、都尉等83人，乘胜追杀至狼居胥山（今蒙古境内），在狼居胥山（今蒙古肯特山）举行了祭天封礼，史称“封狼居胥”。在姑衍山（今蒙古肯特山以北）举行了祭地禅礼，兵锋一直逼至瀚海（沙漠别称或曰即今俄罗斯贝加尔湖）。经此一战，匈奴被汉军在漠南荡涤，匈奴单于逃到漠北，“匈奴远遁，而漠南无王庭”。他和卫青发起的对匈奴的进攻性战争，改变了汉朝长此在对匈奴战争中的守势状态，一举打败匈奴。从而长久地保障了西汉北方长城一带，也就是在漠南地区的边境安全，此战为汉朝进击 匈奴最远的一次。 河西之战结束后，汉帝国通往西方世界的大门打开了。公元前119年，汉武帝汉武帝再任张骞为中郎将，率300多名随员，携带金币丝帛等财物数千巨万，牛羊万头，第二次出使西域。此行的目的，一是招与匈奴有矛盾的乌孙东归故地，以断匈奴右臂；二是宣扬国威，劝说西域诸国与汉联合，使之成为汉王朝之外臣。 这时，汉朝业已控制了河西走廊，张骞等人再也不用担心匈奴的威胁。张骞率领300人组成的使团，每人备两匹马，带牛羊万头，金帛货物价值“数千巨万”，到了乌孙，游说乌孙王东返，没有成功。他又分遣副使持节到了大宛、康居、月氏、大夏等国。
公元前115年张骞回来，乌孙派使者几十人随同张骞一起到了长安。此后，汉朝派出的使者还到过安息（波斯）、身毒（印度）、奄蔡（在咸海与里海间）、条支（安息属国）、犁轩（附属大秦的埃及亚历山大城），中国使者还受到安息专门组织的二万人的盛大欢迎。安息等国的使者也不断来长安访问和贸易。从此，汉与西域的交通建立起来。 公元前105年，汉使沿着张骞的足迹，来到了今伊朗境内，并拜见了安息国国王。汉朝使臣在献上了了华丽光洁的丝绸，安息国王非常高兴，以鸵鸟蛋和一个魔术表演团回赠汉武帝，这标志着连接东方的中国和西方的罗马帝国的丝绸之路正式建立。 在之后的岁月中，不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张骞的名字都被人们所牢记。他不畏艰险，两次出使西域，使汉朝与西域各国建立了友好关系，西域第一次与内陆联系成一体，促进了西域社会的进步，也丰富了中原的物质生活。 公元前60年，为了管理统一后的西域，西汉在乌垒城（今轮台县境内）建立西域都护府，正式在西域设官、驻军、推行政令，开始行使国家主权，这就是《汉书·郑吉传》中所称的“汉之号令班西域矣！”西域从此成为我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以汉朝在西域设立官员为标志，丝绸之路这条东西方交流之路开始进入繁荣的时代。 借助“丝绸之路”繁荣，外通地中海、中东，内至苏州、杭州，商贾云集，盛极一时。西域商人为中原带来了汗血宝马、葡萄、核桃、石榴、无花果、大蒜、葱、黄瓜、香料、药材、乐器和金银器等商品。而中国输出了丝绸、茶叶、瓷器以及四大发明。当时古罗马的市场上，每磅丝绸的售价高达12两黄金。 公元前97年，东汉将军班超在重新建立起汉朝在中亚地区的主导地位后，派甘英携带大量丝织品到达条支（可能是今日土耳其的安条克），而当时安条克以南正是埃及和安息争夺的国土。因而中国与埃及最早的官方沟通应当就是在这一时期。而记载中的中国和其他大国的官方沟通似乎不止于此。《后汉书》记载了公元166年罗马使节通过丝绸之路来到中国，并在中国建立了大使馆的纪录。 然而，当中国进入东汉时代以后，由于内患的不断增加，自汉哀帝以后的政府放弃了对西域的控制，令西域内部纷争不断，后期车师与匈奴年年不断的战争更令出入塔克拉玛干的商路难以通行，当时的中国政府为防止西域的动乱波及本国，经常关闭玉门关，这些因素最终导致丝路东段天山北南路的交通陷入半通半停。
7世纪到12世纪二度繁荣，随着中国进入繁荣的唐代，西北河西走廊丝绸之路再度引起了中国统治者的关注。为了重新打通这条商路，中国政府借击破突厥的时机，一举控制西域各国，并设立安西四镇作为中国政府控制西域的机构，新修了唐玉门关，再度开放沿途各关隘。并打通了天山北路的丝路分线，将西线打通至中亚。 这样一来丝绸之路的东段再度开放，新的商路支线被不断开辟，人们在青海一带发现的波斯银币是目前中国境内最多的，这证明青海也随着丝路的发展起来了与河西走廊的丝路贸易，加上这一时期东罗马帝国、波斯（7世纪中叶后阿拉伯帝国取代了波斯的中亚霸权）保持了相对的稳定，令这条商路再度迎来了繁荣时期。 受到这条复兴了的贸易路线巨大影响的国家还有日本。8世纪日本遣唐使节带来了很多西域文物到日本首都奈良。这些宝贵古代文物现代也在奈良正仓院保存下来。所以，奈良正仓院被称为丝绸之路的终点。 至唐代中期，河西走廊始终被中原统治者牢牢掌握。天宝十四年十一月初九（公元755年12月16日），安史之乱爆发。在叛军的凌厉攻势下，唐朝不得不抽调河西、陇右等地的兵力，派往前线平叛，造成西北兵力空虚。 经过安史之乱后的唐朝开始衰落，西藏吐蕃占据河西、陇右。公 元849年，唐重占秦、原、安乐、维、扶、河、渭等州。公元851年，汉人张议潮占据河西、陇右，归附于唐朝。 唐以后中国经济中心逐渐南移，因而相对稳定的南方对外贸易明显增加，带动了南方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成都和泉州也因此逐渐成为南方经济大城。 当中国人开始将他们的指南针和其他先进的科技运用于航海上时，海上丝绸之路迎来了它发展的绝佳机会。北宋南方高度发达的经济为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当然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可说是不得已而为之（无奈之举）：经济最为发达的北宋没有控制以往丝路的河西走廊，这成为日后丝路上青海道繁荣的机遇。到了南宋时期，南宋政府早已无法控制整个西北河西走廊。因而西北丝路（河西走廊）的衰落日益明显，而海上丝路的开辟（无奈之举），逐渐有取代西北丝路的现象（西北已经不再是自己的地盘）。
从元朝开始，是河西走廊历史的下一个阶段。对河西走廊统治目的由面临北患变成安抚青藏，成为中原王朝控制蒙古地区、西域、青海乃至西藏地区的晴雨表。河西走廊作为蒙古文化向青藏高原传播的中转站，起到了极其大的沟通作用。 能否控制河西走廊，是一个政权强盛与否重要标志之一，明朝同样不遗余力。自朱元璋始，不断修建明长城，全长6200公里，东起辽宁虎山，西至甘肃嘉峪关，而嘉峪关地势险要，扼守要冲，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关隘，可见明朝相当重视对河西走廊的控制和防御。 随着时间的推移，河西走廊的重要性并未减弱。康熙三十五年（公元1696年），清军与盘踞在西北的准尔丹激战。为了保障后勤运输和情报传送，清朝以嘉峪关为基地，在河西走廊修建了大量的军台、驿站和道路，同时修建大型水利灌溉设施，发展农业生产，既节约了转运成本，又保障了军粮供应。
河西走廊在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军事等方面，都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唐代诗人李白有诗赞日：“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如今，在“一带一路”战略的指引下，河西走廊将续写丝路新辉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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