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西方史学史研究的发展及展望

2019年08月21日 09:09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崔蕊满

　　综上，从思想、社会、文化和历史书写等角度阐释西方史学史，基本囊括了当下史学史研究的主要关切和发展趋势，丰满了我国西方史学史的研究视角，推动了史学范式的转换。　二、中国西方史学史研究的三大路径　　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研究发端于20世纪20年代，经过近百年的发展，如今已然成为一门相对成熟的历史学分支学科。在当前新的时代语境下，我们应该如何继承和发展西方史学史研究？对此，《史学理论研究》2019年第1期约请了该领域四位专家，对西方史学史的研究发展作了回顾和展望。笔者对这几位专家的观点进行了梳理、分析和归纳，希望能对西方史学史研究有所助力。

　　一、不同视角下的中国西方史学史研究

　　何为史学史？时代不同，人们对史学史的看法也大相径庭。即使处于同一时代的人，因视角、研究方向各异，对史学史的理解也会大不相同。史学史研究“要顾及史家心中的问题预设、询问他们形成了什么思想、其思想又是如何产生的等问题……史学史在根本上就是史学的思想史。特别是在当今这样一个需要反思的时代，作为一门反思性、批判性的学问，史学史研究更应该起到‘鉴往知来’、形塑思想的作用。”[1]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吴晓群教授主张将史学史作为一种新的思想史来研究，这种思想史不仅是史家思想产生、演化、形成等过程，也是思想家思想观念、批判意识的一种体现。它应该孕育出“带有历史学家色彩的思想家和带有思想家属性的历史学家。”[2]

　　西方史学史的研究范式转换及其发展，从来都是与社会时代发展和历史演进休戚相关、紧密相连的。每个社会的历史书写都与其社会潮流同频共振，与那个社会的变迁相吻合，“这就要求我们用心思考历史研究范式转换和社会变迁之间的关系……从社会语境出发来理解西方史学的发展与变化当是一个重要的视角，也是当下的中国学者在一种差异化的社会空间和时间中能够较好地研究西方史学史的一种重要路径。”[3] 这种差异化是指我们与西方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即我们恰好处在全球化、信息化和工业化这三者的交叉点上，这一时代特性为“我们理解这一主题提供了西方社会学者无法感受和体悟的独特经验”。[4]

　　随着后现代主义和全球化进程的推进，传统的欧美西方史学史体系不断受到挑战，跨文化视角成为史学史发展的一种趋势，“对于史学史的研究而言，不同民族文化的史学传统与历史学科的全球化之间似乎存在着一种张力，而解决的最佳途径是进行历史思想的跨文化研究……传统的西方史学史研究也正在经历着向以跨文化研究和全球史学史书写为主导的范式的转变。”[5] 跨文化研究本身就是为了应对全球化发展过程中多种文化之间的障碍、隔阂与冲突，作为一种新的研究范式，它必将为史学史研究带来新的研究视角、方法，甚至形成新的史学范式。

　　西方史学史一般关注史家、史著、学派和史观四大要素。然而，这些要素与历史书写的其他方面之间是否存在相关性以及存在怎样的相关性？把“历史书写作为一种‘集研究、书写和传播为一体的历史知识生产行为’……将有助于我们把史学史的问题关怀置于社会文化史的整体视角之下”[6]。这种把史学史与传播史联系起来，将研究重心放在历史书写本身，并将其置于社会文化史这一更广阔背景下的整体研究方法，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尝试，丰富了史学史的研究视角。

　　当今世界正处在史无前例的大变革时代，“史学流派纷起，诸说风行，史家辈出，佳作成林，呈现出一派互争雄长与此消彼长的多元格局，如同儿童手中的玩物万花筒那样，精彩纷呈。”[7]那么在当今的时代语境下，如何重思西方史学史的研究范式？其研究路径又会如何发展呢？

　　1.多元呈现

　　改革开放40年来，史学研究的领域分化越来越细密，从政治史的一统天下，不断拓展到社会史、文化史、公众史、全球史、情感史等不一而足，展现出多元呈现、生机勃发的历史图景。

　　文明史一直在西方史学史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在20世纪，文明史范式甚至成为主导性的历史研究，只是在近些年，文明史才走入低谷，但文明史接下来会如何发展呢？有学者认为：“在全球化时代，文明史研究将会迎来一波浪潮……重读或者重思文明史的研究范式，特别是结合中国快速融入全球化的事实，能让我们对文明史更多一份理解。”[8]

　　思想史是史学史研究的重要面向，跨语境的普遍性思考是思想史研究者的一种根本诉求，“这种跨语境的史学史研究对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研究提出了挑战，它要求我们不能只做欧美史学史和史学理论的搬运工，还要关注中国史学史的传统以及当下中国史学史研究中一些反思性和前瞻性的思考。”[9]由此才能为中西思想融合奠定基础，走出跨语境思考的关键一步。

　　情感史作为一个新兴史学流派，在国际史学界大约已有二三十年的历史。情感对于史学的作用，近来颇受史家关注：“研究这些依托情感而提炼出来的一些概念与记忆，分析情感和记忆与社会行动之间的关系恐怕是我们的优势所在，并能够更好地评价西方史学所作出的一系列成果。”[10]

　　“革命”的历史主题在一些国家一直占据着重要地位，战争对人们的心理创伤和生活也有着重要的影响，“在中国近代以来，‘革命’始终成为我们历史演进的重要主题……因此，如何理解‘革命’这一主题以及西方史学中关于革命的论著，我们自然有着丰富的社会性资源。”[11]

　　记忆史与革命史休戚相关，兴起于法国的年鉴学派至今已有30多年的历史，因此“从现实与历史记忆的相互关系和不停的转换出发，发生在历史及当下的诸多现实将会帮助我们对记忆史、这种由西方学者所创立的史学思潮和史学范式有着更好的理解。”[12]

　　随着网络自媒体的勃兴，非职业历史书写者的贡献越来越受关注，史学史的“公共面向”被提上日程。“伴随大众媒体的快速发展，知识生产的大众化趋向也提醒我们绝不可忽视象牙塔之外的历史书写……就此而言，挖掘每一种公共历史文化现象背后的历史元素及其变化轨迹，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史学的社会价值。”[13]

　　2.整体导向

　　史学面向的多元呈现、史学领域的不断拓展和“深耕”，史学研究越来越细化，导致出现了碎片化现象。许多学者对此有清醒的认识，并提出了整体导向的口号。

　　思想史研究呼吁宏大叙事和整体视野，“这种作为思想史的史学史一方面能够成为拯救‘碎片化’的历史知识的一种希望……我们既需要一些研究不同时段地域之具体历史问题的历史学家加入到史学史的队伍中来，也需要一些能提供宏大叙事和视野的理论来支撑我们的研究。”既有横向又有纵向，既有分又有总，才能既见树木又见森林，将我们的视野放在人类整体的框架中，既要从历时的角度也要从横向的纬度来理解其思想发展的历程和未来可能的方向。

　　跨文化研究需要长时段、不同地域、不同文化传统学者的共同研究，它“往往还需要超长时段视野之下的整体观察，以此来克服对不同史学传统的片断性或碎片化认识，达成总体性的综合研究效果。”[14]跨越时空和文化传统的交流，必然会彼此冲击、影响，进而产生一个更为综合的整体史观。

　　历史书写也需要整体导向，因此“人们对于这些历史书写的研究，需要以整体为导向，将其视作一种历史知识的生产行为来加以通贯描述，方能从中既发现这种历史知识的社会缘起，同时也能重估它的文化价值。”[15]也就是说需要对历史知识生产进行整体性地把握，这样才能洞察其缘起、发展及意义。

　　3.全球交织

　　近年来，打破“欧洲中心论”逐渐在国内外史学界形成共识，与此相应，全球史方法正得到越来越多历史学家的青睐。

　　打通中西方之间的认识藩篱，最好的方法就是将其放在全球交织的历史环境中加以审视，即将“历史知识的生产置于一种全球交织的观察视角下，重新审视中西史学之间的互动，将西方史学史的空间视角转向更为广阔的整个世界，从而使之更加完整。”[16]透过全球交织的视角来研究西方史学史，将思想史与全球史放在一起加以研究，能够使史学史更全面、更完整。

　　全面理解文明、国家、民族与全球化之间的互动关系，能更好地把握全球史。要努力“打通全球史和文明史的割裂，实现两者的结合，从而在文化和文明的内涵上阐释民族国家和全球化之间的联系。是民族主义的蓬勃兴起，引发再度民族国家化，还是在国家化的过程中转向全球化。这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全球史这一研究范式，也会为全球史注入了新的内容，开拓新的全球史路径。”[17]世界上各个民族、国家之间文化和文明都不是独立的孤岛，而是存在相互影响、相互交流，摈弃人为的割裂，可以更好地回归史学史的真实。

　　跨文化和全球史有何异同？跨文化研究与全球史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但又在某些方面表现出自身的特点……其最终可能意味着全球史学史的撰写——从跨文化的视角考察史学在全球范围内的变化，揭示各个文明的历史意识所经历的变化及其相互关系。”[18]从跨文化的视角书写全球史的全新视角，可以丰富西方史学史研究。

　　揭示西方历史知识生产中的全球性因素，则更具有挑战性。它“一方面要求把西方史学史的传统空间视角转向更为广阔的世界，关注中东欧、南欧、北欧等这些通常被忽视的区域，以便把所谓‘西方’的空间内涵加以完整化；另一方面则推动把西方史学的发展置于更为互动的东西关系或南北关系的演进中加以考察。”[19]如何把现代历史知识的生产进程置于一种全球交织的观察视角下，有可能成为未来西方史学史研究和教学的新方向。

　　多元呈现、整体导向和全球交织三大路径虽各有侧重，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联系、互相交织。对此，我们不能孤立地看待，而应将其视作一个整体的不同侧面来加以研究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