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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在军事上横扫六国之后，在经济生活领域面临着诸多问题，统一度量衡就是其中的当务之急。 战国时代，各国割据一方，造成度量衡制度也各行其是。商鞅变法曾统一过度量衡，但仅限于秦国本土，东方六国之间的度量衡不仅长短、大小、轻重不同，甚至单位名称、进位也大相径庭。 秦朝建立后，为了在经济流通领域里实现畅通便利，建立井然有序的经济秩序，对度量衡的统一就势在必行。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下令以商鞅变法时制定的度、量、衡为标准，推行于全国。 度量衡是指在日常生活中用于物体计量长短、容积、轻重的器具的统称。计量长短的器具称为度，单位有寸、咫zhǐ、尺、丈、寻、仞等。 在这些名称中，尺是长度的基本单位。测定计算容积的器皿称为量，升是容量的基本单位。测量物体轻重的工具称为权或衡，也就是秤砣。 古代社会遗留下来的度量衡器具弥足珍贵，比如古代的尺多为木制，经过岁月的磨蚀，大多已经腐烂了，所以流传下来的很少。 1927年，甘肃定西出土的新莽铜丈实属难得，尽管已经断为两截，经测量其长度为229.2厘米，合当时的10尺，是极为罕见的长度标准器。 铜权存世较多，大小不一，重量不等，其形状主要有锤形和环状两种。量器以升、斗为主，用来测定物体的体积。 上海博物馆收藏的商鞅方升是古代度量衡中的典范。这件铜器尽管没有后母戊鼎的宏伟巨大，也没有毛公鼎的鸿篇铭文，甚至没有其他青铜器奇特的造型、精美的纹饰，却是国宝级的文物精品，是中国度量衡史上标志性的器物，为商鞅变法统一度量衡这一段妇孺皆知的历史壮举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证据。 商鞅方升为长方形有柄量器，器长18.7厘米，纵7厘米，横12.5厘米，深2.3厘米，容积为202.15立方厘米，壁三面及底部均刻铭文。 左壁刻：“十八年，齐（率）卿大夫众来聘。冬十二月乙酉，大良造鞅。爰积十六尊（寸）五分尊（寸）壹为升。”与柄相对的一面刻“重泉”二字。 底部刻有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诏书：“廿六年，皇帝尽并兼天下诸侯，黔首大安，立号为皇帝，乃诏丞相状、绾，灋（法）度量则不壹、歉疑者，皆明壹之。” 右壁有一“临”字。刻辞分前后两次刻成，左壁32字与前端“重泉”二字，瘦劲相类似，当为秦孝公时所刻。 铭文之中的“十八年”即秦孝公十八年（公元前344年），此时商鞅身为大良造（大良造为当时秦国国内最高官职，掌握军政大权），在秦国推行变法，统一度量衡就是新法中重要的举措。 “重泉”是秦的县名（今陕西蒲城），说明此器原是当时该县所用的官量。量右壁的“临”字和底部的秦始皇二十六年诏，是秦统一六国后所刻。此量最初在重泉使用，秦始皇时期又转移到临地。临地是何处，无从稽考，有学者研究指出临字下恐失一晋字，临晋亦为秦国县名，在今陕西大荔县。此器有确凿的纪年，并标明由秦国商鞅负责监制，底部刻有秦始皇二十六年诏书，说明秦始皇统一全国后的度量衡沿用了商鞅变法时所制定的标准。 商鞅方升出土于晚清时期，1903年被当时的名流龚心铭花重金购得。 龚氏是合肥的名门望族，其祖先是明末清初著名的诗人“江左三大家”之一的龚鼎孳。龚家世代文盛秉礼，又笃好文物，龚心铭和其堂弟龚心钊曾对这件秦量制拓考释，潜心研究。 1928年，龚心铭把有关商鞅方升的故事和资料都记录在《浦口汤泉小志》中出版。此书一出，世人皆知龚家收藏了一件盖世奇珍。后来龚家的产业陷入困境，汇丰银行想趁此机会让龚家拿出秦量作为抵押。万般无奈之下，龚心铭的儿媳朱静宜变卖嫁妆，保住了商鞅方升。 1938年龚心铭辞世，在他弥留之际曾嘱咐子孙秦量绝不可外卖，否则即为家族罪人。日寇侵华时期，日军也来强索秦量，龚心铭之子龚旭人谎称被其父生前卖到国外，躲过一劫。 新中国成立之后，上海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曾多次去龚家征集秦量，费尽心思，曲折迂回，最终也没成功。“文化大革命”时期，造反派多次去龚家抄家，寻找秦量的下落，前后经历了28天，最终在朱静宜的侄子家找出了商鞅方升。至宝被夺，龚旭人在悲愤中去世。 “文革”结束之后落实政策，被抄走的文物都返还给了龚家，龚家的后代感慨叹息之余，经过慎重考虑，最后将商鞅方升献给了国家，这件国宝有了它最好的归宿。
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秦权也是一件秦始皇统一度量衡的实物证据。 秦权系铜铸的空心高体折肩小钮瓜棱式称量重量的砝码，重量约250克。 其上也刻有秦始皇统一度量衡的诏书：“廿六年，皇帝尽并兼天下诸侯，黔着大安，立号为皇帝，乃诏丞相状、绾，法度量则，不壹、歉疑公之，皆明壹之。”意为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统一天下，百姓安宁，定立了皇帝称号，下诏书于丞相隗状、王绾，把不一致、有分歧的度量衡制度都明确地统一起来。
秦权出土的地域很广，遍布东方六国各地，说明秦朝统一度量衡的举措确实在全国得到普遍推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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