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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的意义，究竟是如何生成的呢？它离不开诗人与读者这两极关系。我们先谈诗人一极。诗歌意义的生成，依赖于诗人与现实的关系。诗人不可能凭空生产诗篇，他们总是在现实生活中有所感才发为诗咏的。当诗人与现实处于一种矛盾的关系中时，诗人所感受到的是不满或反抗情绪，在这种情绪下生产的诗篇，必然产生一种批判的意义；当诗人与现实处于一种和谐的关系中时，诗人所感受到的是满足与充满希望的情绪，在这种情绪下生产的诗篇，必然产生一种赞美的意义；当诗人与现实处于一种漠然的关系中时，诗人所感受到的是无聊与不置可否的情绪，在这种情绪下生产的诗篇，必然产生不出意义。 生活是诗人的教师。只要诗人对现实保持着一种审美关系，现实生活总是会暗示诗人，要求他在作品中表现一定的意义。另外，生活中到处有诗，只要诗人正确地描写了生活，诗歌文本的意义就会自然而然地显露出来.即使诗人没有明确地意识到自己是在表现生活的意义。也就是说，只要诗人与现实处于一种正确的关系中，诗歌的意义是会自然生成的。诗人与现实的关系越是复杂，诗篇的意义也就越是复杂。 杜甫诗歌与家国命运息息相关 我们再谈读者一极。诗歌意义的生成，有赖于读者与作品的关系。诗人把自己对现实生活的感受，凝结成一定的意义，储存于文本之中，但是，文本中所储存的意义，只是一种潜能。要使这种潜能释放出来，亦即使文本的意义转化为现实的意义，只有通过读者的阅读与欣赏。这种转换机制是怎么发生的呢？主要有两点：一是在理解力作用下的现实对照，二是在想象力作用下的心理联类。在理解力的作用下，读者将诗中的艺术与它所反映的那个时代的历史现实进行对照，考察其真实的程度，从而确定它的历史意义；在想象力的作用下，读者将诗中的艺术现实与读者生活着的生活现实进行类比，从而发现它在当前的某种借鉴作用。 对照也好，联类也好，都是读者以自己的能动性去取代诗人的主体地位的一种“再创造”的活动。这时，诗人已经死亡，读者已经成了第二个诗人（假如你读懂了一首诗，那么，你也就成了诗人）。读者与作品的关系，实际上也就是诗人与现实的关系。但是，第一诗人（作者）与现实（社会现实）的关系，和第二诗人（读者）与现实（艺术现实）的关系是不同的：作为创作主体的第一诗人与现实的关系是固定的，而作为欣赏主体的第二诗人与现实的关系是变化的，即更换了欣赏主体，“再创造”者与现实的关系就改变了。因此，第二诗人的“再创造”是不可穷尽的。 第二诗人——读者 诗歌的意义，生成于诗歌文本之中。诗歌文本要有意义，必须满足三个基本条件： 第一，诗歌语言符号具有可理解性。语言作为一种符号，它永远是社会化的，任何个人所使用的语言（诗人当然也不例外），都是其他人所使用的语言，或者说，它总是一群人相互规范过的语言。R.巴特说：“一种语言是一种抵制来自某个个人任意改变的（在部分任意之中的，或者更确切地说，非诱导的）契约性意义系统，并且当然是一种社会习惯。” R.巴特 因此，不管诗人如何创造出新鲜的语言，他必须遵守他所使用的那种语言系统的全部规则。只有这样，诗的语言才具有可理解性。倘若诗歌语言符号不能被读者理解（实际上诗人自己恐怕也不知所云），诗歌的意义就不可能产生。有些原始民族所使用的语言，我们至今还不能破译，谁能理解用这种语言写成的文字的意义呢？至少，在尚不能破译的情况下，我们不能说它有什么意义。 已被破译的原始民族语言 第二，意象的组合要指向世界。诗人在现实的启发下，获得了一系列鲜明的诗的意象，当他用语言符号把这些意中之象物化为语言形象时，少不了要进行意象组合。当意象组合的目标是指向一个参照的世界时，诗歌的意义就出现于诗行之中了。意象组合，是趋向于形成整体的艺术集中。当一个个意象朝着某一光点集中的时候，表明意象组合是不脱离现实的。只有现实，才能提供有意义的光源。倘若意象组合与客观现实世界无关，而使其成为一个自身封闭的宇宙，它将失去任何意义。即使意象组合指向诗人个人的情感领域，这个人的情感领域也应当是客观世界的某种折射。所以，指向世界的意象组合，是诗歌意义生成的关键一环。 第三，诗的结构要符合“美的规律”。一首诗中有若干意象，意象与意象之间，可以形成若干组的组合形式。这若干组的意象组合形式，还要按照一定的规律装配起来，才能形成一首完整的诗篇。诗歌的整体意义，就存在于诗的审美结构之中。苏珊·朗格说得好：“在一个富于表现力的符号中，符号的意义弥漫于整个结构之间，因为那种结构的第一联结都是它所传达的思想的联结。” 苏珊·朗格 诗的结构，是被思想充满了的结构，同时又是符合逻辑关系的结构。所谓逻辑关系，既指生活逻辑的关系，又指情感逻辑的关系。结构被思想充满，是说它“合目的性”；结构符合生活逻辑和情感逻辑，是说它“合规律性”。“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就符合了“美的规律”。当诗的结构符合了美的规律时，诗的意义就出现于其中。 参考资料 《诗歌释义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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